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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

2014-4-2 14:48| 发布者: 松滋史志办| 查看: 4287| 评论: 0

摘要: 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5月,日军渡江南侵。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共产党员潘哲夫在松滋六泉组建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这支武装游击于松滋、澧县、石门、公安、江陵等县,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


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

 

19435月,日军渡江南侵。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共产党员潘哲夫在松滋六泉组建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这支武装游击于松滋、澧县、石门、公安、江陵等县,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将近一年的军事斗争。19443月,该部奉命北渡长江,开赴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抗日军队。

 

一、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的组建

 

  抗日战争时期的湘鄂西地区,包括现在宜昌市除当阳、远安以外的各县市,恩施州各县,荆州的沙市、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等县市,湖南省的南县、华容、安乡、石门、澧县、益阳、龙山等县市。它北据长江,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隔江相望,掎角而立,是鄂豫边民主抗日根据地回旋延伸、扩展的地区,同时也是直达巴蜀的通道。19406月宜昌沦陷后,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愈益明显。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处于西南大后方的前哨,是国民党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要在这个地区发动抗日武装,便显得非常困难。在武汉沦陷前后一段时间内,湘鄂西地区党的组织虽作过几次组建抗日武装的尝试,都因国民党的阻挠而没能实现。

   湘鄂西区党委建立后,把组建抗日武装的任务提了出来。此时正值松滋籍爱国知识分子潘哲夫越狱脱险,在湖南石门进行武装活动。因他与李逊夫交往甚厚,李逊夫即将他的情况向蔡书彬作了汇报。蔡书彬又报告给钱瑛。区党委决定与潘哲大建立关系,并通过考察于19401月批准潘哲夫入党,由区党委、湘鄂边特委直接掌握其组织关系,领导其活动。潘哲夫人党后,即受命以汉流组织的名义,秘密筹建党的抗日武装。1940年五六月间,沙市、宜昌相继沦陷,南方局、湘鄂西区党委鉴于日军对鄂西北的攻势,决定加速抗日游击武装的组建。不久,蔡书彬在江陵弥陀寺约见潘哲夫,向他传达了区党委关于组建抗日游击武装的六点指示:(一)江南洪帮(汉流)势力大,应该利用他们和改造他们;(二)可利用金亦吾(国民党第六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与潘哲夫在省学联会相识)的旧关系到该部搞一名义,以便在该部做策反工作;(三)在各界广交友,但不提“统战”二字;(四)要特别注意依靠群众;(五)要特别注意保密,要做到“四”“八”①二字不轻易出口;(六)如日寇南犯,即以自发性或合法性的面貌出现拉队伍,候时机成熟再打出党的旗帜。潘哲夫也向区党委提出了必要时派几位坚强领导干部的要求。此后,潘哲夫即到金亦吾部充任上校高参,开展活动。此时南方局鉴于沙、宜沦陷后,湘鄂西区绝大部分已为日寇占领,决定撤销湘鄂西区党委。潘哲夫的组织关系遂转交湘鄂边特委,开始由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唐亚子领导,19422月唐亚子调南方局,李东波接任副书记并兼松滋中心县委书记,潘哲夫及其筹组抗日武装的工作即由李东波领导。1942年秋,南方局根据各方面的情撤,估计日军1943年上半年可能进犯江南,便派交通员王治、吴声凯在江陵里甲口镇向潘哲夫传达了敌情动态,令他速作武装斗争的准备。于是,潘哲夫便派丁振山、裴香臣、陈伯仁、郑民安、肖木新等分赴松滋、澧县、石门、临澧一带筹组通讯联络。潘本人则到江陵与松滋东北一带活动,护送南方局直属党员过江参加新四军五师工作。

    19435月,日军大举南犯,一路进至常德、桃源、石门、澧县一带,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望风披靡,武器装备到处丢弃,鄂西、湘北大片国土为日军占领。丁振山等见此情景,即在松滋六泉一带以潘哲夫的名义起兵抗日。由于潘哲夫在松滋、公安、江陵、澧县、石门一带声望很高,丁振山等借其名义振臂一呼,应者云从。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自发起来收缴国民党散兵的枪支,突击日军小股武装,携械投奔而来。不到一个月,即发展到3000余人枪。根据党的指示,潘哲夫随即到达六泉点编部队,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党内名称为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以下简称“抗总”),司令员潘哲夫,副司令员丁振山,政委李东波。抗总下辖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谍报大队,一个独立大队。

 

二、反“清剿”斗争与渡江整编

 

    正当潘哲夫在六泉点编部队的时候,日军南侵失利,迅速东撤,盘踞江陵弥陀寺一带。国民党军队乘日军东撤,很快占领湘鄂西地区。因潘哲夫与国民党宿怨很深,加上组建抗总时收缴了国民党散兵的枪支,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便以七十九军两个师的兵力向抗总围攻。6月下旬,抗总在澧县大堰垱一带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战斗从正午打到次日凌晨,抗总损失惨重,人枪折半,余部分别突围。潘哲夫率小部人枪突围至公安、江陵边境,此时才知日军己占领弥陀寺,抗总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为保存实力,潘哲夫将所率200余人枪安顿在公安斑竹垱、大兴桥、蒋家铺一带,派丁振山回西斋、六泉开展游击斗争,收容失散队员,本人则以洪帮(汉流)名义在江陵、公安敌占区进行地下活动,继续集结部队。

    丁振山率部于6月底到达六泉。不几天时间,又聚集了大量失散队员和武器。其后,昼伏夜行,频繁游击,地方乡保武装惊恐不已。松滋县属洈水滨乡公所曾报告县政府称:“潘匪之余党,仍在日散夜聚,行止不定,三五成群,五六结党,犹作局部之收容,企图复燃死灰之模样。714日,丁振山率部捉拿松属参政乡保长2名后,国民党又开始了对抗总大规模的“清剿”。

  87日,国民党湖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发布“清剿”令和“协剿”办法,以七十九军配合松滋、澧县、石门、公安等县地方保安中队,对抗总进行“清剿”。15日,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在司令部驻地刘家场召开防区“清剿”会议,将松滋划分为三个“清剿”区,分由各团指导员及师直属部队率兵“清剿”,妄图于25日以前将抗总全部剿灭。此时,抗总在湘鄂边特委领导下,全力投入反“清剿”斗争。他们依靠广大群众,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战术,“着杂色便衣”,分散游击于松、澧、石、公边境地区,突击乡、保武装,奇袭分散孤立之敌,使敌大有“不敢越雷池一步”之势,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部队再度发展到2000余人枪。

    抗总的反“清剿”斗争虽然不断取得局部胜利,但毕竟寡不敌众,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活动范围愈来愈小,最后被困在江陵弥陀寺地区,陷于前有日军盘踞阻截、后有国民党军跟踪追击的险境之中。10月,潘哲夫在前后受敌,进退无路,又与党的领导人李东波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汉流组织的名义,通过洪帮首领谢占明的关系,派丁振山带部分游击队员打入伪和平建国军刘飞部。潘哲夫仍在江陵、公安敌占区坚持地下活动。不久,刘飞被撤职,日军委任潘哲夫为“和平建国军”江南副总指挥。

    11月,李东波得知游击总队的情况后,迅速从湖南经街河市赶到弥陀寺。潘哲夫向李东波汇报了情况,并告诉李东波:“我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日军也没有发现我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他们认为我们是反对国民党的汉流武装。我们打入‘和平建国军’是为了‘借庙躲雨’,保存实力。同时,我和他们讲得有条件——日军不能随便到我部防区,所以我们又是独立的。”李东波听完汇报后指示潘哲夫“要进一步提高警惕,不能暴露,要保住力量,扩大队伍,等候党的新的指示”。

    为取得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李东波赴边区汇报请示工作。李东波于12月初抵达江北,将抗总情况向襄河地委及第三军分区首长张执一、方正平、吴林焕作汇报。

  李东波到达鄂豫边区汇报时,正值日军大肆“扫荡”华中抗日根据地。此时,三军分区在继续发展襄南的同时,已将部队挺进到江南敌后洞庭湖畔,建立江南挺进支队,开辟桃花山根据地。为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斗争,鄂豫边区党委决定抗总以伪军起义的名义,与新四军五师主力会合。李东波奉命返回抗总驻地,向潘哲夫传达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进行过江的组织准备工作。19442月下旬,三军分区又派敌工科长韩伯起(擅长日语,后在陕南牺牲)、地方干部涂一元、军医张开祥来到弥陀寺,协助抗总进行渡江准备。是时,正值日军进军桃花山“清剿”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挺进纵队,潘哲夫也受命率部参加“清剿”。为麻痹敌人,抗总司令部移驻马家寨对岸,摆出参加“清剿”的态势,而将主力秘密集结于公安斗湖堤附近之天星洲。319日夜,在江陵县党组织和江陵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抗总主力千余人胜利渡过长江。抗总渡江后即被日军发现,沙市日军派兵追击。抗总行至潜江熊口,与三军分区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此时,日军追击部队也已赶到,抗总与接应部队一起打退敌人追击。321日,抗总到达杨马家场。在这里,经过集中学习训练,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江南挺进纵队,下辖2个团、1个警卫连、1个军官队,纵队司令潘哲夫,副司令丁振山,政委徐达山,政治部主任李东波,成为党领导下的正规的人民军队。为分化瓦解敌军,延安新华社在28日以伪军投诚新四军的名义报道了这一事件。

   抗总组建后,一直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先后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军“清剿”,抗总依靠群众,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游击战术,夺取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在日伪军和国民党“清剿”武装双重夹击的险境下,又运用“借庙躲雨”等灵活方法,保存了实力。抗总的渡江整编,壮大了新四军的力量,为华中地区抗日战争及其以后的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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