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的活动

党在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的活动

为培养小学师资，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1937年2月在荆州创办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简师创办之初，由复兴社员、教导主任（校长由专员兼任，教导主任代行校长职权）王家福把持。1938年6月1日，简师学生掀起驱王学潮，赶走了王家福。此后，教导主任一职由专署科员、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田绥祥担任。9月，中共湖北省委调共产党员傅君泽（女，后叛变）、张国栋来校工作，组建了简师党支部，由张国栋任支部书记（田绥祥不参加支部活动，组织关系由省委直接掌握）。武汉沦陷后，根据董必武关于把简师办成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和省委关于将简师迁校于江南、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的决定，田绥祥经多方联系，在征得专署同意后，于10月底将简师迁至松滋西斋灵鹫寺。

一、简师党组织的发展

    简师党支部随简师从荆州迁到西斋的时候，只有4名党员。后来，湘鄂西区党委将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共产党员林峰凋来简师担任军事教官，并分工当时驻在松滋的区党委组织部长蔡书彬直接领导简师的工作。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简师党支部用很大的精力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的主要发展对象是本校学生。首先是在校内建立民生组织，把一大批进步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尔后在民先的活动中物色对象，考察培养，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到1939年夏，已先后吸收蔡振万、魏恒若、孙振寰、周用槐等10余名学生入党。

    与此同时，随着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贯彻和《限制异党活动》等反共文件的颁布，松滋地区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松枝宣战训班在这时被迫停办，简师电被说成是“湖北抗大”。国民党荆沙警备司令部公开扬言要解散简师，并讯捕张国栋、傅君哲、滕之炎等5名教师。为了保住这块培养干部的阵地，区党委决定由田绥祥出面，利用统战关系据理力争。这时，原兼任简师校长的四区专员邵汉元病逝，校长由新任专员金巨堂兼任。田绥祥利用他在国民党中央和省教育厅的社会关系，对金巨堂进行了大量工作。最后，金巨堂同意了田缓祥提出的扩大简师、迁校庆贺寺的计划，但要求辞去张国栋等5名教师。

    6月，区党委决定将张国栋等5人调离简师，安排他处工作。同月，将简师党支部分设为教员支部和学生支部，林峰任教员支部书记，周用槐任学生支部书记。学生支部接受教员支部指导．两支部均直属中共松枝宜区委领导。

    暑假，按预定计划，简师迁移庆贺寺松枝宜战训班旧址。迁校后，增设附中部，招生3个班，连同迁来的师范科、师范班各一班，学生达到200多人。随着学生的增加，师资也加强了。为了加强简师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区党委将松枝宜地区党的负责人、原战训班党支部书记张师载和支部委员李镇转入简师工作。为便于联络和掩护蔡书彬的工作，区党委又将蔡书彬的妻子蔡林立（林居先）调来简师任教。这时，全校已有教职员20余人。学校始分训育、教务、事务3课，分别由林峰、张聪万（国民党员）、刘秉信（共产党员）任课长。由于人员变动，党的组织也相应作了调整，由张师载兼任教员支部书记，林峰、李镇为委员。田绥祥不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仍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1939年9月，在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林峰代表简师党组织向区党委作了工作汇报，区党委负责同志充分肯定了他们坚持统一战线、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运用多种形式培训抗日骨干的成绩，特别对田绥祥的工作提出表扬。不久，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湘鄂西区党委指示简师党组织迅速转变作风。1940年春，区党委书记钱瑛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共产党员施宏诰调往简师执行这一任务。钱瑛指示施宏诰：“在松滋的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我们党的力量很大，但是比较暴露，几乎成了当地‘陕公’。现在想法逐步换一些人，把已经暴露的同志逐步撤离学校。但是，不能太突然，要逐步地转变，要学会做隐蔽的斗争，要把组织隐蔽起来。”钱瑛亲自将施宏诰送到沙市，把他介绍给蔡书彬。

    施宏诰于1940年4月到庆贺寺后，即根据区党委决定接替张师载支部书记和林峰训育课长的职务，张师载、林峰相继撤离学校。这时，学校又招收新师范班一班、附中部插班生若干，学生达到380多人。党组织又在学生中发展夏祖滋、徐文熙、程仲梅（女）、孙耘、张菊生（女）等30人入党。鉴于学生中党员增多，施宏诰奉命对简师党的组织进行调整，将学生支部分设为师范班支部和附中支部。师范班支部书记蔡振万，附中支部书记先由师范支部组织委员魏恒若兼任，5月改由夏祖滋担任。教工支部实际担负指导两个学生支部的责任。为了隐蔽党的组织，支部以下建立小组，每组3人，一切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党支部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发展党员，都以散步、爬山为掩护进行，不留任何组织活动的痕迹。

随着转变工作的深入进行，简师党组织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在作风上更加扎实，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尽管国民党以后派来了国民党特务彭国琛、汪世玉，简师党的组织仍在稳定地发展。1940年暑假，为充实学生支部的力量，湘鄂边特委又通过爱国民主人士刘隽的关系，以输送工人来校学习之名，从松木坪难民配置区转来共产党员余慧臣（女）、王友荣、余兴夏、万涛、康健等5人。这时，全校党员已近百人，简师党组织的发展达到鼎盛。

二、简师党组织的活动

    围绕培养干部的中心任务，简师党组织集中精力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结合日常教学活动在学生中开展政治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在校内建立和发展进步团体以团结广大进步青年，组织党员和学生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正确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简师党组织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党的纪律教育、党的秘密工作教育、共产党员气节教育。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简师党组织秘密编印《党的组织系统》、《党的组织原则》、《党的铁的纪律》、《党的三大任务》以及《支部工作纲要》等专题资料，组织党员秘密学习讨论；还先后利用湘鄂西区党委负责人何功伟、蔡书彬等在简师指导工作的机会，请他们给党员上课。1939年冬，何功伟就在简师举办r为期半个月的党员训练班。通过思想教育，提高了简师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加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在恶劣环境里坚持开展各项工作，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根据党提出的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的方针，简师党组织在国民教育的掩护下，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实行以培养抗日骨干为目标的抗战教育，他们结合B常教学话动，在学生中开展了以服从抗日需要为主题内容的政治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简师党组织对有些课程和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田绥祥在总理纪念周（每星期一第一节课）主要讲抗日战争形势；在公民课上，主要讲《抗日战争基础知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张师载、滕久炎、李曼农先后担任的国文课，均以讲抗战文学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张国栋担任的数学课，主要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林峰、李曼农先后担任的历史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日军侵华史、苏联革命史；张国栋担任的地理课，主要讲抗日战争发展形势；音乐课则主要教唱《国际歌》、《祖国进行曲》、《简师校歌》等进步歌曲；美术课主要教画抗战漫画。通过调整上述教学内容，向广大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提高了学生们的民族觉悟和抗战热情。同时，简师党组织还大力改进教学方法，提倡学生阅读课外读物以扩大视野。为适应政治教育和满足学生追求真理的需要，简师图书室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书刊，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平型关大捷》、《西行漫记》等，对于丰富学校的政治生活，增长学生知识和启迪他们的革命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师党组织还利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开设军事课这一合法规定，对广大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简师迁西斋后，专署保安大队迁来西斋，驻地离筒师较近。简师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由田绥祥和林峰出面，从保安大队请来一位排长，借来十多支枪，组织学生进行步兵操练。操练的项目有单兵技术教练和持枪、射击、刺杀、投弹、行军等。为在学生中训练一批具有初级指挥能力的游击战争骨干，先后担任军事教官的林峰、潘元凯、任兰清还给学生讲授“游击战术”、“侦察学”、“夜行军知识”、“军队政治工作”等军事理论。1939年春节期间，中共鄂中特委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总队（简称“应抗”）派大队长和指导员来到荆州、沙市募集寒衣、药品及医疗器械，简师党组织邀请他们来校作报告。他们介绍了武汉、安陆、天门、应城相继沦陷后，“应抗”游击大队由十余人枪发展到百余人枪的经验和运用机动的战略战术狠狠打击日伪军的生动战例，激发了广大学生“到新四军去”、“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的战斗热情。简师的教员，许多是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北大学生和延安抗大毕业生；师范班（科）的学生，不少是来自江北沦陷区、有志于抗日救国事业的热血青年，因此，哪怕简师的条件差，全校仍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广大学生不仅政治觉悟、军事索质提高较快，其他专业知识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取消了抗战教育，简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便改变形式，转入地下。

    第三，通过建立和发展进步团体以及各种学术研究会，传播革命理论，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由于抗战时期党十分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简师党组织一开始就把青年学生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对象，积极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吸收他们加入进步组织，鼓励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民先队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先进青年团体，简师最早参加“民先队”的足李良柯、魏恒若等人。简师迁松滋后，“民先队”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全校有60%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一组织，许多队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政治形势和环境日益恶化，“民先队”被迫停止了活动，筒师党组织便及时转变工作作风和方法，于1940年春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正、副总干事长及组织、学习、生活三干事都由共产党员学生担任，夏祖滋被选为总干事长。学生自治会在党组织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时事、哲学、讲演、绘画、作文、音乐、三民主义等10个研究会。党组织通过各个研究会中的党员组织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阅读进步书刊，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展工作。各个研究会都办有壁报，同学们的学习心得经常在壁报上刊登，在全校交流。这种把思想教育同学术活动结合起来的方式，既容易被学生接受，又容易隐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上述这些进步团体的组建和活动，进一步把广大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支持了党组织的斗争。

    第四，组织党员和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简师迁松滋不久，就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和宣传工作队，党支部利用这一合法形式，组织师生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每个星期六晚上，宣传工作队一般都在学校演出，演出前四处张贴海报，邀请附近群众来校观看，节、假日就到附近农村、集镇演出。很多地方慕名前来请戏，宣传工作队每请必到，而且不要接送和招待。演出的节目大多数是师生自己创作的，内容有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有抒发亡国失家痛苦的，有歌颂军民英勇抗战的，形式有戏剧、歌咏、说唱等，以小型节目为主，也演大型戏。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节目，这些节目的表演者多为离乡背井的沦陷区学生，他们本身就有失家之苦、亡国之恨，表演起来真实动人，使观众受到强烈感染，很多青年还跟着宣传工作队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演出之前，一般都安排讲演。

    简师的抗日宣传，不但面向工农群众，还面向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机关公务人员。1940年8月，国民党陆军第八军途经刘家场，队伍过了5天，简师宣传工作队就为他们演出了5个晚上。同年10月，田绥祥还亲自率领宣传工作队到当时专署所在地申津渡（属公安县）宣传演出，也收到很好效果。

    简师的抗日宣传形式除了文艺演出，还有漫画展览。在西斋时，简师举办了一次大型抗日漫画展览，共展出作品500多幅，全部为师生自己创作。这次展览轰动了西斋周围数十里，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此后，宣传工作队赴外地演出，都把这些漫画带上巡展。

    简师党组织还领导战时服务团为抗日将士劝募鞋袜、毛巾、经费，为抗战军人设茶水站、代写家信等，先后收到了1万多人捐送的钱物。

    简师党组织开展的一系列宣传和服务活动，使松滋一时成为湘鄂边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整个湘鄂边地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五，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简师党组织自建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明确分工田绥祥具体负责统战工作。简师党组织进行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上层人士，也有基层群众；既有校内教员，也有校外朋友。各个方面的统战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简师党组织的活动，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的挑衅和破坏。首先是利用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作掩护。田绥祥到简师担任教导主任并代行校长职权，是执行董必武的指示，利用了与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专员邵汉元的关系。邵汉元病故，金巨堂接任四区专员，田又利用与陈立夫、张厉生的关系，得以在简师继续工作。正因为田绥祥能主掌简师校务，党组织才能比较容易地先后派张国栋、林峰、张师载、李镇、施宏诰等共产党员到简师任教，建立党组织，开展各种进步活动。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把简师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拔除它，但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因田绥祥争取到新任专员金巨堂的同情和支持，而一直未能达到其目的。田以自己的学识、品德和抗战热情，加上“老国民党员”的资格以及与陈立夫、张厉生等人的关系，取得金巨堂的信任，使其批准简师迁校、扩大班次、增设附中部，并将其子女送到简师就读。在金巨堂的影响下，专署教育科长、松滋县长也把子女送到简师读书。这就挫败了那些顽固分子企图解散或接管简师的阴谋。简师迁到庆贺寺后，常有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前来寻衅闹事，田绥祥便请张厉生为他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办公室内。联语是“盘根错节乃见利器，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上款是：“畲民（田绥祥的号）兄教正”，下款是：“弟张厉生拜书”。这副对联竟成了挡箭牌，使许多顽固派分子（包括国民党军荣誉一师师长李弥）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上层关系的掩护是简师党组织得以立足生根的重要条件。

  其次是尽可能争取校外进步人士的帮助。简师迁到松滋后，田绥祥结识了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雷鸣泽、刘隽等爱国进步人士。雷鸣泽曾任过国民党兴山县县长、松（滋）枝（江）宜（都）三县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1939年夏，战训班被迫解散后，校址庆贺寺一时成了许多单位争夺的地盘。雷鸣泽积极支持和帮助简师迁入庆贺寺，训练班原有校舍家具全部移交简师，训练班党组织负责人张师载、李镇等人转入简师任教，使简师顺利地完成了迁校扩校的任务。刘隽是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松木坪难民配置区主任，他也积极支持简师的抗日活动，先后两次帮助党组织输送党员到简师读书，增添了简师党组织的力量。雷、刘二人还多次应邀到简师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思想，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在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次是开展勤交友活动。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每个党员师生都在校内外结交几个“知心朋友”，并在庆贺寺周围农村建立二至三个“朋友户”。后来，不少朋友都在关键时刻资助和掩护了党的活动。

正是由于正确运用党的统战工作政策策略，简师党组织才在险恶的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三、简师党组织的转移

    1940年5月，日军集中6个师团的兵力，向鄂西北进犯，襄樊、宜昌相继沦陷。这时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各种污流浊浪一齐向简师党组织涌来。10月，金巨堂被调走，凌兆尧接任专员。一个多月后，田绥祥被调任第六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秘书，名日晋升，实为监视，教导主任由彭国琛接任。他每天早操后向同学们发表反共演说，污蔑攻击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叫嚣“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原来在学校里根本尤人理睬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大小特务如汪世玉（指定防制特奸专办人员、附中部主任）之流，这时也飞扬跋扈起来。他们到处散布谣言，制造事端，妄图借机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特务组织“鄂西党政工作总团”也驻进简师附近的裕成榨坊，特务们对进步师生跟踪、盯梢，白天利用同学们上课的机会搜查学生宿舍，盗走学生书籍、作业本和衣物，晚上查铺对黑名单。简师上空阴云密布，简师党组织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12月下旬，为交接组织关系，汇报请示工作，松枝宜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东波（1941年6月任书记）奉命赴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交接组织关系以后，鄂豫边区党委指示湘鄂边特委从江南向解放区输送一批知识青年，支援敌后抗战。李东波次年元月返回松滋向湘鄂边特委汇报后，湘鄂边特委决定组织简师的部分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抗日根据地，由李东波具体负责。李东波通过特委交通员余兴夏在简师找到学生支部书记夏祖滋，向他传达了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和特委的决定。经过研究，决定由夏祖滋在同学中个别发动，以10名党员带1名进步青年为一批，分批沿江陵郝穴和公安麻豪口两条交通线向鄂豫边根据地转移。在输送过程中，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有两批在通过封锁线时暴露，被国民党逮捕。其余几批均胜利到达鄂豫边区，后来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

    1941年4月30日，湖北省政府主席兼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密电松滋县长王一鸥侦捕简师共产党员李镇等，形势越来越严重。坚持留校组织转移、输送工作的施宏诰、夏祖滋、朱重群等不得不陆续撤离学校，简师党的组织最后终止活动。5月14日，王一鸥带着乡长张慕堂等荷枪实弹来简师抓人，简师共产党员已全部转移，只好抓了几名进步学生，王一鸥亲自审问，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结果没有得到半点简师党组织活动的秘密。

   施宏诰安全转移到重庆以后，受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接见。谈话中，周恩来对简师党组织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简师党组织的活动将松滋及其周边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为党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培养抗日骨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与顽固派坚决而又灵活的斗争策略，为党在复杂环境中开展革命活动、提高斗争水平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