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与垒县党组织的发展

3383 0 2014-4-2 13:01 发布者: 松滋史志办

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与垒县党组织的发展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松滋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到挫折。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松滋的召开，为松滋党组织的发展和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随后，松滋各地基层 ...

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与垒县党组织的发展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松滋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遭到挫折。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松滋的召开，为松滋党组织的发展和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随后，松滋各地基层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党所领导的松滋抗日救亡活动步入丁新的进程。

一、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

正当松滋地方党组织恢复工作紧张进行、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挫折的时候，湘鄂西区党委在松滋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1939年9月在邓家铺李逊夫家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钱瑛、蔡书彬、何功伟、王致中、曾惇、马千木（识途）、王栋、密加凡、孙士祥等。会议由钱瑛主持，历时4天。

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党在国统区实行精干组织、荫蔽力量的方针，确定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全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会议决定各地立即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各级组织，清洗叛徒、奸细、投机自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的关系。

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区党委组成人员。钱瑛、蔡书彬、何功伟当选为医党委常委，钱瑛任书记，蔡书彬任组织部长，何功伟任宣传部长。会议还推选钱瑛、孙德枢、密加凡为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其间，区党委负责人专门听取了简师党组织负责人林峰（史林峰）的工作汇报。

这次会议在湘鄂西地区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它的功绩在于充分肯定了前段抗日救亡运动的成绩，准确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转变作风，巩固组织，扩大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此前，湘鄂西地区党的活动很多是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容易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制造摩擦和分裂的口实，不利于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会后，各地认真贯彻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转变工作作风，注意荫蔽党的组织，严格执行秘密工作原则，使党的组织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扩大会议以后，湘鄂西区党委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日军沿长江西犯的局面，对全区党组织进行了重新调整。在原有组织基础上，区党委相继建立起（恩）施巴（东）特委、公（安）南（县）特委和江陵中心县委、宜昌县委。10月，中共松枝宜区委改建为中共松滋工委，工委书记张师载（后为杨寿亭），副书记唐亚子。松滋工委仍受区党委直接领导。

二、松滋地方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松滋工委成立以后，认真贯彻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使松滋的地方党组织走上了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组织发展工作首先在湘鄂西区党委工作据点——邓家铺一带进行。区党委扩大会后不久，即建立李家坪区委，书记许甲春。区委下辖邓家铺支部和几个党小组，活动范围在李家坪、杨林市、横过山一带。李家坪区委在开展地方工作的同时，还承担了掩护区党委负责人和各地来区党委工作人员的任务。由于他们出色的工作，区党委工作据点始终没有暴露。

这一阶段组织发展的重点是西斋、石牌及刘家场、土桥地区，而又以西斋、石牌地区为中心。松滋工委之所以把这些地区作为重点，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和这些地区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为此，急需建立一条从鄂豫边区到重庆南方局的交通线，为这块孤悬敌后的根据地开辟另一条与中央联系的途径。这三个地区，土桥东接公安县境，刘家场西通五峰、石门，西斋、石牌居中而驻，均为这条拟建交通线的必经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三个地区都是红军经常活动、党组织比较健全的地方，西斋、石牌一带还是九岭岗起义的爆发地。进入抗战时期，经过一年多的组织重建工作，这些地区都有了较好的工作基础。刘家场地区曾孕育过战训班党支部，这时简师又迁到这里。土桥地区已建立一个党支部和一个党小组。西斋、石牌地区也有党小组，并且其成员都是汤池训练班结业回乡的学员。

为了发展西斋、石牌一带党的组织，工委于1940年2月派共产党员赵镇之来到石牌，以私立立达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协助茶庵寺党小组工作。不久，赵镇之介绍吴家祠私塾塾师吴秉坚入党，后又通过吴秉坚发展吴步正、吴泽恺、吴泽美、雷宜振等人入党，于是组建吴家祠党小组，由李春华任小组长。吴家祠党小组建立后，即与茶庵寺党小组合组为茶庵寺支部，黄乾邦任支部书记。继后，又相继发展一批党员，组建岩湾、高镇、长肖3个党支部：岩湾支部，位于西斋后坪一带，支部书记李春华；高镇支部，位于高山庙、镇家坪一带，支部书记吴秉坚；长肖支部，位于长滩河、肖家河一带，支部书记傅景堂。在此基础上，成立石牌区委，区委书记赵镇之，组织委员吴秉坚，宣传委员李春华，领导党员60余人。

在石牌农村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工委还在西斋集镇建立了党的活动据点。这个据点便是由李逊夫投资5000斤棉花办成的一个纺纱厂。因为这时党已在宜都县松木坪创办了“七七”纺纱厂，这个厂便以“七七”纺纱分厂命名。开办这个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排一部分外地来松滋的党员，给他们提供一种公开职业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该厂厂址在西斋万寿宫，开始以纺纱训练班形式筹建，党组织特聘爱国进步人士雷鸣泽任训练班主任，招收了100多名学员，其中很多是以难民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训练班建立了党小组，由技术员李梅村任小组长。

在土桥、雷家湾一带，张晓伍、周载君等根据工委指示，通过积极而慎重的工作，又先后发展6名党员。3月，土桥党支部与雷家湾党小组合组为雷家湾党支部，由周载君任支部书记。六七月间，工委决定向鄂豫边区输送一批干部，周载君奉调前往（后于途中牺牲），王伯楹接任支部书记。

刘家场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发展工作，主要由战训班结业回乡的共产党员刘家瑞进行。刘家瑞先后发展何玉生等3人入党，成立党小组，由何玉生任小组长。不久，刘家瑞又发展两名党员，并先后与战训班结业的两名党员取得联系。1940年冬，成立刘家场支部，由刘家瑞任支部书记。

1940年5月，日军发起枣（阳）宜（昌）会战，进攻襄（阳）枣（阳）宜（昌）沙（市）等地，进一步威逼重庆。湘鄂西区党委根据沙（市）宜（昌）即将沦陷的形势，重组松（滋）枝（江）宜（都）工委，派湘鄂西区党委青委副书记魏泽同任工委书记。6月，松枝宜工委改属公（安）南（县）特委领导，下辖2个区委、14个支部，其中松滋境内2个区委、9个支部，党员160余人。

沙市、宜昌相继失陷后，湘鄂西区党委所辖部分县、市为日军占领。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决定撤销湘鄂西区党委，另组鄂西特委和湘鄂边特委。10月，湘鄂边特委正式成立，由蔡书彬任书记，直属南方局所辖中共西南工委领导。同时，撤销公南特委，松滋划归湘鄂边特委领导。湘鄂边特委建立后，对辖区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将松（滋）枝（江）宜（都）工委扩建为松（滋）、枝（江）、宜（都）中心县委（亦称松滋中心县委），由唐亚子、李东波、王素相继任书记，辖区扩大到松滋、枝江、宜都、长阳、五峰五县。湘鄂边特委和松枝宜中心县委机关均驻邓家铺。松枝宜中心县委成立以后，松滋地区的党组织又增建了1个区委，党员发展到220人以上。

湘鄂边特委建立不久，蔡书彬奉调赴南方局工作，特委书记由曾惇接任。当曾悖到达松滋的时候，蔡书彬已赴重庆，曾惇按照蔡书彬留下的地址和接头暗号，专程赶到恩施龙凤坝，会见了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何功伟向曾惇介绍了湘鄂西地区的形势，传达了钱瑛（此时已改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关于“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指示。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曾惇急速返回湘鄂边，根据南方局指示部署“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这时，湘鄂边特委和松滋中心县委机关已由邓家铺转到刘家场、茶园寺一带。由于党的机关比较集中，加之庆贺寺简师党的活动又比较暴露，刘家场地区成了国民党顽固派重点监视的地区，情况十分不利。面对这一局势，中心县委按照特委的安排，组织了两次大的转移，一次是将简师的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转送到鄂豫边区；一次是将特委、中心县委机关分别转移到麻城垱和牌一带。

1941年3月，曾惇、唐亚子率特委、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麻城垱、土桥、雷家湾一带。在社会关系的援助下，中心县委将18名党员分别安排到这一带的两所乡中心小学和六所保国民小学任教，还派两名党员打入国民党的新虞乡公所，同时建立了三处联络站，即麻城蛸的群英旅社、纸厂河的德记花粮行、王家铺的伯春商店。通过这一系列工作，特委和中心县委机关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5月，根据工作需要，中心县委决定对这一带的党组织进行调整。在唐亚子主持下，成立纸厂河区委，由张晓伍任区委书记。杨林市、横过山、纸厂河、雷家湾、土桥、麻城墙、磨盘洲等地的党组织均由纸厂河区委领导。

就在纸厂河区委成立的时候，负责转送简师学生的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东波从刘家场转移到石牌。6月，曾惇调离松滋，唐亚子改任湘鄂边特委书记，李东波改任松滋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机关随即由麻城垱迁到石牌。中心县委机关迁到石牌以后，对石牌区委进行了调整。由于石牌区委书记吴秉坚已于3月随特委机关转往麻城垱担任交通员，石牌区委书记一职便由李春华代理。而李春华家居茶庵寺，离石牌较远，工作不便，故中心县委决定李东波代理区委书记。

从此，湘鄂边特委和松滋中心县委便分居松滋的东部和中部，以纸河、石牌两区委为基地，领导所辖区域党组织的抗日斗争。

三、松滋地方党组织的被破坏

国民党先后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而是加紧了其反共的步伐。为了对付湘鄂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任反共老手何绍南任第四区专员，并派曾在山西与八路军“摩擦”而出名的省民政厅长朱怀冰专程到这一地区视察。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松滋的党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这次被破坏是由一个意外事件引起的。

1941年初，松滋进步人士雷鸣泽出任国民党兴山县县长。不久，雷鸣泽寄信吴秉坚（此时任特委交通员），邀他出任兴山县警佐。在得到特委允许后，吴秉坚应邀前往。不料吴秉坚到兴山之后，竟利用职权在禁烟中贪污中饱，干下了不少罪恶勾当。这时，雷鸣泽因积极主张抗战，抵制日货，严禁鸦片，已引起兴山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为了整垮雷鸣泽，有人便以吴秉坚是雷鸣泽的亲信为由，抓住吴秉坚的犯罪事实上告省府。此时正值雷鸣泽在恩施省府出席县长联席会议，省主席陈诚闻吴秉坚已潜逃，遂命令将雷鸣泽关押。雷鸣泽的妻子在松滋老家得知丈夫因吴秉坚潜逃被扣后，立即派人将逃到江陵的吴秉坚拿获，随即上解恩施。不料，吴秉坚竟在法庭上诡称贪污是为了给党组织筹集经费，并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组织情况。国民党获得口供以后，仍将吴秉坚处决。

松滋中心县委在得知吴秉坚被通缉的消息后，一面将中心县委机关迁到邓家铺，一面指示各地组织迅速转移。但是，转移工作刚刚进行，大规模搜捕就开始了。1942年3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按吴秉坚供出的名单，密令枝江、宜都、五峰、长阳各县县长密捕解府。4月1日，国民党松滋县府密令拘捕县内共产党员，石牌、纸厂河区委及下属支部遭到严重破坏。石牌区委所属党员中被捕的有王吉万、吴子函、肖文银、肖文全、黄乾邦、李春华、吴锡德、雷元景、肖发举、吴月初、马则干、雷元信、陈振林、雷子芬、肖嗣仲、杨会生、张贡文、雷宜振等18人。纸厂河区委所属党员中被捕的有张晓伍、邓炎之，张玉梅（女）、罗范五等4人。邓家铺一带也遭到搜查。4月2日，时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赵镇之从外地回忠俊乡秘密联络点时也遭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