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惨案后，湖北许多地方的农民纷纷组织起来，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时，松滋人民在益成书局和旅省同乡会进步活动的影响下，也渐晓全国大势，且在不断觉醒中。在临时县党部宣传国民革命、北伐军进入县境和松滋早期共产党员回县活动的新形势下，随着国共合作的县党部的正式成立，松滋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工会、商民协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团体相继诞生，一场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松滋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二 妇女协会等其他民众团体 在农民运动兴起的同时，妇女协会 工会 商民协会 儿童团等其他革命民众团体也相继产生，它们的活动成为松滋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1月，武汉女子学校松滋籍学生邵远志回乡暂住，受县党部之命，出面筹创县妇女协会。她联络进步女青年魏崇礼、王义芳、王业贵、李远安、熊克勤、杜琼、熊映贞、邵万清、李成信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在八个区（即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区）建立区妇女协会，发展会员300余人。4月16日，全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26人，松滋县妇女协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邵远志、魏崇礼、王业贵、李远安、王义芳为执行委员，邵远志为执行委员会主任。关于松滋妇协的筹建及活动，《汉口民国日报》曾于同月先后两次予以报道： （血光社）松滋女同志邵远志出为努力筹备县妇女协会，成立分会五处。放足已经实行，继于三月二十四日，邵远志、魏厚坤、熊克勤、杜琼及王业贵、李远安、熊映贞、王义芳同志等九人首先剪发，不数日，接受宣传剪发者六十余人。 （血光社）松滋妇女协会筹备数月，计分会成立者已有八处，共有会员三百余人。于四月十六日举行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六人，除通过各项议决案外，并选举邵远志、魏崇礼、王业贵、李远安等为执行委员，县妇协即于罡日宣告成立。从兹松滋县妇女．可以达到光明之境地矣。 县妇协成立后，经常组织人员下乡巡察，指导各地妇女运动。在县妇协具体领导下，各地妇协一方面密切配合，积极参与本地农会组织的活动；一方面大力倡导打破封建礼束缚，谋求女界同胞权益。她们发表宣言，开会演说，宣扬男女平权，鼓动女子上学，主张婚姻自由，批判“三从四德”，反对虐待童养媳，推行“放足”（即破除缠足陋习），“剪发”（即剪去未婚女子的长曳辫和已婚女子的大绾髻），鼓励各界妇女走出家门，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斗争。 当时以刘家场、街河市两地妇女协会活动为最盛。妇协会员们或登台演戏，或串户宣传，或游行于市井通衢，或演说于大庭广众，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值此妇女运动掀起热潮之时，各地中小学校也顺应时代潮流，欣然接纳青少年女子上学读书，以实际行动支持青年女子走出闺阁，踏入社会。他们打破“男女之大防”的千年古训，安排男女学生同座。这些学校除对学生进行识字教学以外，又以唱歌、跳舞、演“文明戏”、演讲等形式，大力宣传女界权益和反帝反封建内容。当时的妇运活跃分子中，有的女扮男装，饰演新剧《误人青春》，抨击媒妁之言，大唱婚姻自主；有的在万人集会上慷慨陈词，力斥封建旧制，张扬民主新潮，一时为大众所瞩目。 妇女协会还深人家庭，为广大妇女排难解嫌。当时，公婆虐待儿媳已成社会性恶习，妇协遂深人家庭，调解婆媳之间种种矛盾纠葛。有的妇协还提出“打倒恶公恶婆”口号，以惩戒那些虐待媳妇而情节恶劣者。第三区乡民张文华之妻对其媳随意刁难，百般虐待，妇协晓以大义，她充耳不闻，反以家事不容外人插手为由，谩骂妇协会员。妇女协会便将她弄来游行，直到她承认错误，答应不再虐待儿媳，才放她回家。 当时活跃在松滋大革命舞台上的，还有一支生气蓬勃的队伍——儿童团。1927年春，第一区党部在县城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儿童团。团长刘明启，团副袁寿伯，区党部宣传委员刘明哲兼任指导员。团下直辖3个排，有团员50余人。县城儿童团由老城区分部直接领导，同时也受县党部和第一区党部指挥。不久，街河市、新江口、刘家场和大部分区、乡电相继建立了儿童圃组织。 参加儿童团的都是些十来岁的小少年，他们虽然年纪小，但革命热情颇高，且无私无畏，敢冲敢杀，在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一是禁烟。在禁止鸦片的活动中，儿童团成为农民协会的得力助手，堪称禁烟运动的一支劲旅。当时的老城，城内城外，到处都是鸦片馆，市面上公开吸毒贩毒，吸客个个面黄肌瘦，吸户大多倾家荡产。县城儿童团根据各级党部的指示，多次突然袭击，捣毁烟馆，捉拿烟馆老板和吸客，将其鸦片膏、鸦片土及烟灯、烟枪一并没收，集诸广场，点火焚烧。有些烟馆老板顽固不化，公然与儿童团对抗。一次，一家烟馆的老板拖起马刀要杀前来禁烟的儿童团员，团员们临危不惧，勇敢而机智地与之展开“拉锯战”，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二是禁赌。20世纪20年代的松滋，赌风猖獗，集市商镇，尤其厉害。麻将纸牌，几乎家家俱备；邀约聚赌，时人叹为家常。大革命兴起，禁止赌风，方提到议事日程。儿童团员一马当先，他们不畏谩骂殴打，四出侦察，发现赌场，即收缴赌具，捉拿赌徒，然后将赌具付之一炬，将赌徒戴帽游行。若遇赌徒野蛮反击而身后没有强援时，团员们便暂时回避，伺时机有利时，再以原则从事。 三是禁娼。当时老城有一名妓女，儿童团员们登门对她进行劝说和教育，然后把她送出城东门，让她另谋生路。 四是禁售洋货。对所有商店和摊贩经售的洋货，儿童圉先是逐一上门登记，令货主在限期内处理完毕，不得再进。对限期到后仍未处理者，即采取强硬措施，一律没收，就地销毁。在老城，当时就有不少商店、摊贩经售的“哈德门”香烟被儿童团撕得粉碎．扔在街头。 儿童团铁面无私，毫不徇情，处事不论亲疏，一视同仁，所以在社会上很有威信。许多乡间里巷的民事纠纷，也求儿童团前去凋解。在大革命运动中，松滋儿童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1927年5月，四川军阀杨森即将来县“讨赤”，县党部连夜召开紧急执委会议，儿童团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会议站岗放哨。会后，儿童团排着整齐的队伍，吹着悲壮的军号，把执行委员们送出了城东门。 儿童团的革命活动，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土豪劣绅恨之入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还扬言要屠杀儿童团员，有的土豪劣绅还想组织“老子团”以镇压儿童团。 大革命时期，松滋尚无产业工人，手工业也不发达，且工人人数很少，但各大集镇仍建立了工会组织。这些工会多为行业团体，如老城、新江口等地，当时就有店员工会、缝业工会、船业工会、理发业工会等等。这些工会均制定有严格的章程，阐明工会的宗旨、组织建设、会员义务等内容。工会内部有严密的纪律，如不准串通老板，不准出卖会内秘密等。稍有触犯，即予惩罚。工会活动的内容一般为：宣传店员、工人合法权益，抗议老板虐待和随意解雇店员、工人；要求改善店员、工人的经济待遇，抗议老板克扣工人工资；要求老板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减轻工人体力，保障工人身体健康等等。其时，各业工会之间有为举行重大活动或讨论棘手问题而相互联络之举，却终未形成全县统一的工会组织。 除此之外，在县内老城、刘家场等地还成立了商民协会，在当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庹案”与“救党运动” 由于大革命运动从根本上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一些土豪劣绅便顽固地向革命阵营发起反攻。他们始则暗中破坏，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谩骂农会、妇协、儿童团；或派走卒混进农会，企图操纵、瓦解革命组织；或挑唆煽动，在农会之间制造矛盾纠纷。当这些反革命活动遭到各地革命组织的有力回击后，他们又变换手法，以攻为守，与革命势力进行公开较量。1927年4月，竟然制造了一起轰动省内外的反革命事件——在押土豪劣绅庹鼎臣被劫案（史称“庹案”），从而把这股反革命逆流推上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家鼎来县就任正式县长不久，县党部曾会同县公署主持全县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打击土豪劣绅事宜。会上，各区代表介绍了本地土豪劣绅情况，并按其劣迹、民愤一一分类排队。会议决定对其中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者分批予以拘捕，以震慑敌威，发动民众。3月4日，县公署拘押第一区团董、洋溪劣绅王星陔。同月，逃匿省城的土豪劣绅胡仰直、吴子诚、吴蔚卿在汉归案。4月3日，县公安局逮捕第十区团董、劣绅庹鼎臣，送交县公署关押。 庹鼎臣“平素勾结著名劣绅王星陔，藉教为恶，鱼肉乡里，强卖八船公田数千亩，包揽词讼，庇匪殃民，指骂敲诈，无所不为”，是松滋土豪劣绅中的“元恶大憝”。庹鼎臣被捕的消息传到十区（现八宝）以后，其亲信爪牙立即骚动起来。次日，刘恩洲、庞协卿等八名“代表”赴县保庹，也被扣押。4月6日，县党部释放刘恩洲等人，刘恩洲等人赶回十区，连夜蒙骗农民千余，纠集暴徒棒匪若干，进城劫狱。6日晚，这1000余人从八宝各地出发，汇集白矶垴，经过搭设在松滋河上的浮桥，直奔县城。7日清晨，抵达城外，随后从四面八方涌进城内，塞满东、西、南、北街道。来人手持各色尖角小旗，狂呼“打倒张家鼎，救出庹鼎臣”，一时秩序紊乱，店铺被迫停业。接着,这些人便“捣毁县党部，包围县公署，殴伤县执行委员黄振华、胡人敬、杨其格。秘书主任万寿征及工友刘志、宋两山等多人均受重伤，总理遗像、公文、钱财、衣物、器具一扫皆空。沿街张贴‘打倒中国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等标语，并从监狱劫走万恶的庹鼎臣”。 庹鼎臣被劫回以后，即组织暗杀队，扬言“不杀尽党员誓不罢休”。他还指示爪牙砸毁县党部监察委员和区党部常务委员的住房，随后又勒索党部成员亲友近30户，对革命进行疯狂反扑。而全县一般土豪劣绅，也“趁势勾结，向本党进攻”，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就在“庹案”发生后第六天（即4月13日），省党部执行委员李汉俊在省党部纪念周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关于省内土豪劣绅之跳梁，各位同志在过去一周的报纸上，大概也是见得很多，不外是勾结土匪、流氓、红枪会等，捣毁党部及农协，捕杀或殴伤党员及会员，如麻城、天门、京山、黄梅、松滋、江陵、随县、钟祥等处，都发生这等事情。这一方面固然是表示为封建基础的土豪劣绅，更猛烈地向革命势力进攻，一方面也是表示革命更深入了农村，革命主力军的农民是塑四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更猛烈地在进行。这可湖北现在真正的人了革命的状态，凡是同志，都应该特别加以注意，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作更大的奋斗，以便革命的真正成功”。松滋的革命民众正是以“更大的奋斗”粉碎了土豪劣绅的猖狂反扑。 庹鼎臣被劫走以后，县党部、县公署及各民众团体一致通过了枪毙庹鼎臣、王星陔，打击反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并将此案电报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不日，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复电批准，并指示“集中全县武力，痛剿八宝”（按：庹鼎臣家住八宝）。 4月12日上午，县公署奉令将王星陔枪决。 4月17日，县党部率县警备队、各区党部代表、各区团防（第十区除外）及第一区农民自卫队近500人进军八宝，缉捕庹鼎臣。行前，由第一区党部及农协出面召集各界数千人在县城集会，大会作出肃清反革命分子，枪决庹鼎臣及其走狗的决议，并发表言通告全县。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群众高呼“枪毙庹鼎臣”、“肃清反革命分子”等口号，虽情绪激愤，却秩序井然。-游行队伍出城以后，直向东南进发，队伍长达10余里，队首到了朱家埠，队尾才出城东门。 参加游行的群众大部分至朱家埠后返回，攻打八宝的武装人员继续东进，至胡家岗渡过松滋河，经杨林湖抵达天主堂。天主堂系庹鼎臣居住之地，担任前卫的县警备队与在此阻击的第十区团防遭遇，对方连放土炮数枚，首先发起攻击，警备队迅速展开，一阵排枪过去，阻敌溃散，四处奔逃。队伍立即赶到庹鼎臣住地，不料庹鼎臣早已逃遁，愤怒的人们遂放火烧毁庹的住宅。随后，队伍又赶到刘家岗，砸毁刘恩洲的住房。队伍当晚宿梁山庙，次日返县。 此后，全县各地农民协会及其他民众团体纷纷游行集会，愤怒声讨庹鼎臣等土豪劣绅的罪行，把松滋革命运动推向高潮。4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以《松滋民众之救党运动》为题报道了这一历史壮举： 本月七日，松滋劣绅庹鼎臣之走狗，将该绅从监中劫出，并捣毁县党部，殴伤县执行委员后，一般土豪劣绅趁势勾结，向本党进攻。各民众团结（体），愤慨异常。即由第一区各乡农协，召集各界，于本月十七日在县城召开各界联席会议，议决肃清反动分子，枪决庹鼎臣及其走狗，并发宣言游行示威。农民于百’『亡中集会者数千人，即于城厢近郊各地游行，秩序异常整肃，高呼各种口号，声撼山岳。各处其他团体亦定期各就地游行。此次救党大游行，实为松滋空前未有盛云。
四 大革命的失败
正当空前未有的民众救党运动把松滋大革命推向高潮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贵州军阀李燊东下“讨赤”进入县境，一时白色恐怖弥漫城乡，革命转入低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4月18日，又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与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对立。为消灭革命武装力量，蒋介石组织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军阀残余势力，企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杨森被任命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率部从万县沿江东下，进犯武汉。与此同时，贵州军阀李燊在巴东宣布反共拥蒋，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十三军军长，会同杨森向武汉进攻。当杨森到达宜昌的时候，已经接受蒋介石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指示的夏斗寅公开叛变，随即率部顺流而下，为川军开路。5中旬，川军进犯松滋，李燊所部黔军亦由湖南抵达县境。 川、黔两军到县后，到处捕捉革命党人和进步分子，制造白色恐怖。不少革命党人和活动分子被迫避居他乡，来不及转移的亦各就地隐蔽。一时“党员纷纷逃散，人民自相惊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两军在县骚扰，尤以川军为甚。《汉口民国日报》是年5月26日报道： 杨逆（指杨森——编者注）东下军队，号称三师，兵额不足，军实亦不足，其唯一办法，即在因地为粮。其先发两师，均系积匪，目下散布于监利、潜江、 公安、松滋一带，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各地民众，恨之入骨。 川军出境东下以后，黔军仍留县内。6月，夏斗寅部在纸坊被留守武昌的北伐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率部击溃。6月8日，杨森在仙桃镇被唐生智部围歼7个团，被迫西返，复经松滋向宜昌溃退。就在川军退向宜昌的同时，黔军也开赴津市、澧州。川、黔两军退出松滋后，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成员相继回县，图谋再举。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以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阴谋日趋明显，革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时，尽管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党内仍有不少人提出了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接见长沙“马日事变”后来汉的同志曾指示大家：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L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决定：部分在汉共产党员分赴各县，加强或开辟农村工作。就在这时，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毕业的杨其权、杨伯卿和湖北党务干部学校第二期毕业的张波臣等松滋籍共产党员先后奉命回县。 杨其权，字雄飞，老城人。杨伯卿，字风仪，王家桥路口冲人。1927年4月上旬，二人考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波臣，原名鸣秋，又名祯祥，北大山薛家洞人.1922年离开家乡，考入省立荆南中学，在校期间，深受进步思想影响，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7年4月下旬，东下武昌，考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党务干部学校第二期学习，6月中旬毕业。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其权、杨伯卿、张波臣先后回县之时，正值川军败退四川，黔军开赴津、澧之际。他们一回县，即与县党部取得联络，参加其中工作。剐刚恢复活动的县党部，在派出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胡英伯和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王义芳赴省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习以后，即着手追查尚未了结的“庹案”。然经川、黔两军骚扰，党部非共产党员者多人思想转右，革命锐气大减。又因他人从巾斡旋，少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无可奈何，“庹案”竞“议和”解决：由庹鼎臣向县党部赔款3200吊了案。不久，黔军再人县境，松滋县党部遂无形解体，重新燃起的革命之火又被扑灭。 这时，张波臣便转入地下，在农村发展共产党员，组建共产党支部。杨其权回家暂住后，即以教书为掩护，留居县城发展党员。唯杨伯卿抱病在家，不能视事。鉴于“自杨，夏诸逆相继叛变，鄂_西鄂北党务摧残殆尽，鄂东鄂南亦多被蹂躏”，省党部执委会于7月初召开第48次常委会，专门研究整顿各县党务问题。这次常委会通过的《湖北省党部整顿各县市党务计划》中指出：“松滋县组织松懈，执委会不健全，杨夏叛变，无形瓦解，另行派员，筹备组织”。随后，“省党部派员来县改组，旋召回。时值武昌政变，各县党部奉令停止”，轰轰烈烈的松滋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使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深入到松滋人民心中。松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的组织和活动，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时期一批共产党员相继回县，为松滋党组织的创立和革命火焰在松滋大地重新燃起准备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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