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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边区游击总队传奇人物——潘哲夫《自传》(节录)

2014-4-29 13:43| 发布者: 倔强的松果| 查看: 5895| 评论: 8|原作者: 松滋史志办

摘要: 潘哲夫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松滋县西斋附近一个地主家庭。1910年开始读私塾。1922年考进省立第二巾,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成员。
自传(节录)
潘哲夫

潘哲夫.jpg
潘哲夫

  我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松滋县西斋附近一个地主家庭。1910年开始读私塾。1922年考进省立第二巾,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成员。半年后,当选为武汉学联和全省学联的文书干事。此后,同学中的共产党员胡鼎、王馥材和学联同事蔡以忱、何恐、恽代英、陈定一等同志经常送一些进步书籍报刊如《马克思主义》、《列宁学说》,《二七工仇》等给我阅读,对我启发很大,加之工作关系与外界接触较多,因而对国内外形势均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思想也比过去有较大的变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我们除组织各界游行示威,喊“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口号外,还对媚外军阀吴佩孚、肖耀南作了公开斗争。会外的活动也相应增多,如迎送广东沙面惨案赴京赴请愿代表团,向黄埔军校介绍学员,协助组织全国运动会等。此外,当时各大中学校驱逐反动校长、教职员的学潮,我们也几乎无不介入。在以上各项活动中,我因负责经办文书,参加会议于各界接触更多些,认识也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时我基本上还是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1925年从省立二中毕业,因无钱升学回到松滋。

  1926年,我在县立职业学校教课。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过境,区团董向芳田畏罪逃匿。九军一师贺尤师长派该部军费统筹处处长杨凤梧率一营(营长郑世厚)驻我家,要我帮助筹办军饷,因而开罪豪富很多。1928年2月,武汉圈民政府派张家鼎任橙滋县长①,他同国民党县党部执委胡慎仪,雷鸣泽等到我区点验团防和农协武装。当经该县长召集乡镇各界代表大会,决定由我任区团董兼农协巡查队长,第二高小校长张重之(共产党员)兼团党代表,工作任务是打倒“三土"(土豪、土匪、土票)。迨宁汉合流,国民党四十三军进驻松滋,白色恐怖弥漫城乡,我被迫带一部分武装到山区活动。同年11月间,该部龙旅盘踞西斋区,对我进行缉捕,并将我部教练员唐忠顺及所带枪兵二人在我岳父胡兆林(肘任六村农协会长)家捕杀。后县府派大地主雷新铭任区团董,我即率全家逃往湖南避难,一年以后,才返回西斋任教。

  1930年春末,贺龙率红军王炳南师开抵西斋,谷海云,邹海涛(我的学生,时任副营长)、刘寿章来找我。他们转达丁贺龙要我在松滋、澧县一带搞武装的意思。不久,我从湖南回到松滋,令原侦察组长司马临将团董万松桥所藏的20余支步枪查出,交给红军师参谋长王亚伯(王以前曾由我介绍到区团任队长,因假返贵州无旅费,中途参加红军),司马临即留任该部警卫团团副。不久贺部印开往洪湖去了。

  同年11月,红二、六两军复返江南,王亚伯又派人约我往西斋后坪一谈。不料我误入被红军收编后又拖出的川匪苟在杨部驻地。该匪将我夫妇扣押勒索,我妻子胡次春伪说将我释放筹款,她愿作人质,才将我释放。1931年夏贺部围剿该匪,才将我妻子救出。是年国民党匪军到处滋扰,川匪文少林、杨焕章等烧杀抢掠,惨绝人寰,我全家只好到处逃亡。1932年川匪营长潘占荣兼任我县禁烟同长,其部属借故回乡绑架勒索,激起公愤。群众杀死匪兵十余名,我的住宅附近也发生一起。大家唯恐该匪派兵报复,知我不久前与潘占荣在县城认识,便要我根据大家意见进城调处。不料该匪因“公”外出,他的姘妇彭莲姑听从与我有成见的壕富怂恿,向我百般恐吓勒索未遂,即指使匪兵将我捕送县法院扣押·经上诉才获出狱。不久,仝县许多绅民极力反对迁移县城,重新消丈团亩,增购武器,扩编保安部队,他们列举许多贪官污吏罪行,向匪行营和省府进行申诉。我因一贯痛恨贪官污吏,而且多次身受他们的迫害,也就踊跃参加这个行动,搞垮了凡个伪县长和区级匪徒,致遭他们疾恨而蓄意害我。从1932年至1937年,我因此被捕坐县牢和伪专署看守所就达6次之多。

  1938年夏初,我曾对九岭岗暴动时任南路指挥的任岐伯和张维垣,任寿昌说:“如日寇南犯,我们即组织抗日自卫武装。”事为匪区长杨大琛(因贪污、捕押勒索红军家属被我们控诉过)、匪自卫大队长肖舜章(即前任被我们搞垮的区长)所知。他们为了扼杀抗日力量,遂根据匪法令“在后方组织游击队者,以汉奸论罪”的反动条文,加上“诬告官宪,破坏县政,阻挠税收,聚众杀人,送枪济匪(指送枪给红军),祸国殃民”等“罪状”,将我夫妇和任歧伯、任寿昌等捕解入狱。为达到陷害的目的,他们伙同匪法官多次用非刑逼供,并指使匪徒攀供,均为我们驳倒,当庭出丑,但他们仍以莫须有的罪名判我们的死刑。执行前夕,我的旧部汪光玉(原红军小鬼,由我收容送回原籍后,又被捕判刑,经取保后留在所内充杂役)事先将看守丁振山说通,趁值夜班时,将我同一号房的人营救出狱,胡次春则于翌晨被杀害。我越狱逃往澧县后,听说原石门县予良区挨户团长向杨和红军疏散留置人员组成了一支抗口武装力量,遂前往试探,适该大队长被别动总队长刘予述骗去扣押,大家一致举我暂代向的职务。约两个月,因环境关系解散。这时,原贺龙的副官向守营任子良、泥沙、太平三乡的联系大队长,留我在该处暂住,并在该乡小学代课。

  1939年四五月间,原拟组国民党六战区抗日游击第三纵队的罗致英邀我到皂角寺驻地一谈。我去时,罗正被调到常德专区任保安副司令,他说去应付一下,就回县再组抗日部队,嘱我在该处等候。但他到职不久,即遭到保安司令唐生明的杀害。我得信即改往湖南临澧县谷口镇,旅居赵富记客栈,住后才知道该栈是拟组国民党第六战区抗日游击第四纵队的刘予述的招待所。当时刘正去西南找啇震(原文如此-一编者注)活动。刘的三哥刘正平假意留我住该处候信,实则想我给其弟作帮凶。我因要等候原由地下党宜都县松来坪区委派往石门找我的郑明安回去后的复位,只好虚与周旋。一直到1940年春节过后,偶遇旧部周进化(红军战士,因负伤由我收容治好资遣回家),被接到他家去住。约月余,郑明安、魏慎南(地下党员,后被伪乡长戴铁甲杀害)来要我即往宜都松木坪郑寿彭家与地下党负责同志晤谈。适地下党员陈振坤来当地活动,遂由他派部分人枪护送。第一次中途受阻。第二次行至松滋文家河与国民党自卫中队李祥尧部遭遇,以至延误了时间,等到郑家时,地下党负责同志(后闻系原湘鄂边区特委组织部长、松枝宜县委书记唐亚子同志等)已干前夜离去。

  荆沙沦陷后,国民党六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金亦吾(与我在学联时认识)派人找我到旺北工作。我应邀前往,行抵普济观时,原湘鄂西暖党委派地下党员李春华、熊映炽等赶到,我就与他们同返江南弥陀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在这里,原区党委组织部长蔡书彬同志告诉我。“你的党籍已于1940年元旦后经党委决议解决。”又说,“觉委认为你经过多年考验和锻炼.在对敌斗争方面,有许多是与党的要求相符合的。今后在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依靠群众。”接着又指示说:“江南洪帮人多势大,你应设法打进去,以便利用改造他们。”并告诉我,“金亦再曾被国民党判处两次无期徒刑,并坐了几次陆军监狱,康泽想利用他才把他保出来。你可到他那里搞一个名义,以使往其他国民党军和青洪帮中甚至伪军中搞策反工作。因金的名声很大,又是黄浦毕业,关系也比较多,有些搞特务工作的家伙也不大到他的部队击。”他还叮嘱我“在一切活动中,要特别注意保密,做到‘四’(新四军)‘八,(八路军)二字不轻易出口。”分配我的主要工作是搞区党委的抗日武装筹备工作,如日寇南犯,就以自发性或合法性的面貌出现,俟时机成熟,再打出自己的旗号。我除向蔡老汇报了个人多年的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外,还要求在必要时派几位坚强干部。

  我与蔡老见面后久,即去金亦吾的部队,利用他所给的“上校参议”名义四处活动。1942年,原区党委和湘鄂边区一个特委组织均遭到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朱怀冰的破坏。当时我在江北,尚不知道。在到达监利余埠金部后,才知道与我同在该部的地下党员李梅村已由国民党湖北省府电令关押,还有几个地下党员,也处于危险之中。我考虑到我系国民党六、九两战区几次通缉的“要犯”,而这一年多来,金亦吾竟敢用我,想利用我给他组建一个旅的部队,我也正在敷衍他,这时即使省府有令捉拿我,他也可能不理会;我的党籍是直属区党委的,又是单线联系,知道的人很少,估计不致列入黑名单位。于是就直接跑到他的住所。当时金已调升为六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指挥,他的卫士和随从认为我是他的老同学,所以对于我的出入从不过问。这次我去看他,适他不在,我见桌上有几本盖有六战区游击总指挥部印信和官章的“差假证”,我就取了几张,迅速跑到军法官那里,将李梅村保出,要他将几位地下党员一并带回江南去了。事后金并没介意,还给我一张独立第四旅旅长的任命状,这说明我的政治面貌他尚不知道。

  同年秋,原地下党政治交通王治、吴泽凯等先后到江陵县里甲口镇找我并传达南方局指示:估计日寇在明年第二季度进犯江南,要我尽快作好武装准备工作、并护送原南方局的党员过江到新四军五师工作。于是,我一而亲去江陵、公安、橙滋、澧县东北一带活动,一面派丁振山、裴香诚、陈伯仁、郑明安、肖家新等同志赴忪滋、澧县、石门、临澧一带进行联络和筹备武装的工作。九十月间,李东波同志又到公安大兴桥对我作了具体指示(李是接替蔡书彬同志与我单线联系并作领导工作的)。

  1943年夏,日军南犯,一路进至常德、桃源、石门、慈利等县,国民党军望风披靡,武器装备到处丢弃。丁振山认为时机巳到,就用我的名义号召抗日,约二个月即组成2000余人枪的湘鄂西边区抗日游击队。我即带一个直属大队从公安往松、澧交界地区整编队伍。这时,日寇正在东移,我部已处于日寇、蒋军两面夹击的险境中。不料我们正在开会布置疏散绕道向弥陀寺转进时,国民党笫十集团军两个师已与我部接触。战斗从正午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找部遭受重大伤亡。当时我率部分人枪突围至公安、江陵交界处,才知弥陀寺已被日寇盘踞,国民党一纵队的游击队中队长屈子静和七十三军江防部队刘飞已投降日寇,被委为“和平建国军”一、二纵队司令。此路巳不通,而国民党军仍大举跟追。在这进退无路的时候,才根据原党委的指示,将丁振山部打入伪军部任支队长,仍驻乡下,以便收容我分散战士,我则冒充“洪帮山主”在公安、江陵敌占区作地下活动。至10月上旬,李东波到弥陀寺传达上级指示:湘鄂边特委已并人鄂豫皖区,李先念等同志及襄河地委、军分区(分区政委方正平、司令员吴林焕)决定要我在日伪内部抓一部分武装。以后又派张开祥、韩伯起、涂一元等多名干部来我部工作。不久,一纵队司命刘飞被撤职,日酋要我接替。约至年底,李东波去军分区帮回指示:日寇扫荡江北我军,上级党委决定今后军事工作以巩固为主,令我停止集结,只带少数人枪偷渡江北,如有困难,就单身过去也可以。时值日酋任我为“和平建国军”江南部队副总指挥(正值是日酋八木),令我率江南所有伪军开赴桃花山“清剿”我石(首)公(安)华(容)杨振东、张泽生支队,我遂趁机将指挥部移至江边,驻马家寨对岸。

  1944年3月,我只率丁振山一个支队约干人偷渡到江北编为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挺进纵队,我与丁振山任正、副司令,徐达三任政委、李东波任政治部主任。为了分化瓦解日伪军,经上级党委决定对外以伪军起义报道。同年冬我改任襄南副指挥长,不久,即调三专区任副专员。

  (本文写于196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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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已有 8 人参与
引用 @京 2014-3-27 16:02
楼主,你的高尚情操太让人感动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竟然还能见到楼主这样的性情中人,无疑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性的伟大。楼主的帖子,就好比黑暗中刺裂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一瞬间就让我如饮甘露,让我明白了永恒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着的。只有楼主这样具备广阔胸怀和完整知识体系的人,才能作为这真理的惟一引言者。看了楼主的帖子,我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中。我认为,如果不把楼主的帖子顶上去,就是对真理的一种背叛,就是对谬论的极大妥协。因此,我决定义无返顾地顶了!
引用 。。。。 2014-3-27 18:50
松滋的名人还真多,在你们网上了解的感觉比以前上历史课还要了解的多。潘哲夫的确是个名人,值得我们90后去学习。
引用 笑来也 2014-3-28 11:40
挺有思想,挺有主见的历史人物
引用 小小你 2014-3-28 11:42
游击总队传奇人物——潘哲夫。关于此人我看过许多他的历史
引用 莫生的你 2014-3-28 11:46
给人做出不少贡献了,是我的好榜样
引用 导入力量 2014-3-28 11:50
我基本上还是出于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
引用 飞也吧 2014-3-28 11:55
《马克思主义》、《列宁学说》,《二七工仇》  我也喜欢阅读
引用 wangxuan000 2018-4-12 21:45
文中提到的肖顺章,是我爷爷的姑父,解放后潘在省城当了大官,担心潘寻仇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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