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兄弟姐妹
母亲·兄弟姐妹 黄杏邦 1932年1月5日，我出生在松滋火田坪这个山青水秀之乡。在姐妹中我排行第二。母亲生下我后便生病了，我由奶妈抚养，没有吃过母奶，是吃米糊糊慢慢长大的。我出生前，母亲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因为她是农历九月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加之过去一般人家认为养了女孩就会有酒喝，所以给我大姐取小名叫菊九(酒)。我出生在农历腊月，就取名冬九。后来三妹因是端午节出生，也随着九字叫端九。当时谁会料想这一个九字，却招来九个女儿。 在旧社会，特别是像我们那种大家庭，妇女只生女孩，不生男孩，是很受歧视的。所以父亲和外婆都希望我母亲不再生女儿。当母亲第四次生产前，大家都希望这次生个男孩，而且医生和算命先生都说，这次肯定是个男孩。特别是外婆几乎完全相信我母亲的第四胎一定是男孩，就为那个未出生的男外孙准备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和男孩的衣帽。在大家的期盼中，农历十一月，母亲生下了我的第四个妹妹，令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每每外人问我祖母时，她总是不高兴地回答，又生了一个“瞎养”。慢慢我也明白了所谓“瞎养”的意思，就是男孩子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人，而女孩子终归要出嫁，完全是给别人白养的。大人们为了吉利，不再要女儿，就把四妹的名字叫末九，意思是这是最后的，最末尾的一个九了。没想到两年后，母亲又生下第五个女儿，干脆，再不敢惹九字了，大人们叫她五圆，就是五个女儿己团圆了，一个也不再要了。当然这只是大人们的一厢情愿，后来的六、七、八、十妹照来不误。她们才不管大人欢迎与否。大人们也不再取什么名字，就直接按顺序叫号，只把后面加个“幺”字了。在中国字典上“幺”字也代表最后最小的意思，如六幺，就代表是最后最小的女儿了。那时乡下许多人都说我母亲犯了九女星，得罪了那位神仙。其实那都是不讲科学，不讲计划生育，重男轻女，相信迷信的结果。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母亲自始至终深爱着她的这十个儿女。包括二位兄长的童、少年时代，母亲也视如己出，为他们做衣做鞋等，完成了一个继母应完成的一切义务。直到后来她病了，才由祖母照料。 由于姊妹们的相继出生，母亲在黄家的地位也越来越不顺。我虽然不太懂大人之间的许多讲究，但我却很同情母亲。她又辛苦，又劳累，为了我们这些儿女，总是操心着急，精神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曾因病吃了过多的药物，导致耳聋。所以我曾向母亲作过慎重的承诺，也就是我过十周岁前一天晚上，在妈妈的房间对她说：“妈，您不必伤心，您没有儿子，您就把我当儿子看吧，我长大以后会照管您一生的。”当时妈妈把我搂在怀中，高兴极了，一直点头，又夸我是她的乖女儿。其实那只是一个孩子的心愿而已。没料到解放后，妈妈还真的和我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七三年去世为止。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也许我的选择和决定，往往都跟这个童年的承诺有关。 我爱我的妈妈，也爱我的兄弟姐妹。除大姐和四妹外，从老三到老九，无一不是从我们武昌新华村那间小房子里走出来，或上学，或参加工作，或结婚成家。我为她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应该的，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兑现我童年时对母亲的承诺。她曾多次对姐姐说最感激我。其实，我很惭愧，我对母亲的奉献实在是太少太少。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兄弟姐妹的爱几十年来是不变的。那一幕幕往事，也是难忘的。 我们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共十二人。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七个妹妹，一个弟弟。 大哥曾是我小学和中学的老师，既有兄妹情，又有师生情。他们全家在新疆生活时，我把家中仅有的肉票鱼票全买回实物后，腌制成腊鱼腊肉托人带给他们，宁可自己家中少吃或不吃。我的二哥解放前还是一个军校的学生，一九四九年跟着他就读的陆军大学一起逃到台湾。几十年音讯全无。1983年，也是我几经辗转托人得到了他还活着的消息。我想出了用录音带，与他联系的办法，让大哥等亲人们把要对他说的话，全部录上后寄给他。后来他也如法炮制，也用录音带把自己想对我们说的话全部录好寄来。在那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亲人们的交流是何等难得和弥足珍贵啊!也许这就是二位兄长对我最感激的原因之一吧! 二哥聪敏又调皮。他小时喜欢学普通话，经常把“的”字说成“得”字。那时有一种香烟叫“弟弟牌”。每次来了客人父亲叫他去拿香烟，他故意一脸正经的反问：“拿得得牌吗?”客人们往往一脸茫然。当终于明白他是把“弟”字念成“的”字，再把“的”字变成“得”字，惹得客人们大笑才罢休。 1944年5月，日本鬼子进村了。二哥让全家人先跑，最后他把双目失明的老祖母，背到竹园内的一条干阳沟里后，自己才跑出门，但马上就被鬼子抓走了，当了三个多月的苦工。从全家人开始为他担心受怕的期盼，后来渐渐变得不再抱有二哥能回来的希望了。正在大家几乎绝望的八月底，他却突然回家了。当时妈妈正在给最小的七妹洗澡，我也在一旁玩水和帮忙。只听到新婚二嫂一改几月来的悲脸哭腔，一边跑一边大喊道：“妈!二妹!二哥回来了。”我丢下毛巾，也跟着往外跑。当妈正给七妹慌忙穿衣起身时，二哥已经来到妈跟前了。他一面对妈说：“妈!让您担心了……”一面摸了摸我的脑袋，问道：“想不想我?”当时妈和我都很激动，现在我已记不清楚我们和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妈问他怎么能回来的?他说“我一直把元兰(二嫂)给的那枚金戒子撑直后，藏在草鞋底上，跑出来后，通过江面封锁线的时候，为了活命，把戒子给了船家，天黑了才偷渡过江，慢慢乞讨回来。” 二哥回家后，家中确实热闹了几天，乡亲们都来慰问。当时全村被抓去了几十人，但回来的仅二三人而已。家人和乡亲们，对二哥的机智勇敢，能死里逃生回家，无不绝口夸赞。我觉得二哥一生是个命大福大的人。第二任二嫂年轻，温柔。一双女儿都有出息，也很孝顺。尽管因为他在台湾，使我曾遭受许多政治上的牵连和打击，但我理解他，不怪他，也一样爱他。 大姐从小学起到解放时读高二止，一直在校寄宿，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在武汉读高中时，放假期间，为了节约路费，大姐也和女同学一起住校。理所当然我就“晋升”到大姐的地位了。管事多，自然意见多。姐妹们也经常为小事闹矛盾，但到关键时刻也能和好如初。 记得有一次，我与三妹为一件小玩具的分配闹了矛盾，最少已三天未讲话了，谁也不理谁。一天中午，突然听到门外保长陈振林大喊：“大家快跑！鬼子已到茶赙寺了……”我们一听，什么也不管，父母一人各牵一个抱一个孩子（四、五、六、七妹）就往外跑，也示意我们快跑。当时大哥、二哥、大姐都已跟各自的学校逃难去了。我不由分说抓起三妹的手就向门道子外跑，随着人群一口气跑到了离家二里外的冉家河。我自己先脱了鞋袜，又赶紧帮三妹脱，然后一起抓住乡亲们过了河，才找到父母喘气休息。从此，我和三妹一起上小学、中学，再也没有争吵过了。四妹每次上床不要小阿姨陪，包括她头上的脓包换药，都点名非二姐莫属。五妹从小像个男孩，曾多次头戴荷叶，穿一双皮鞋，再找一根粗树枝拿着，边走边叫：“我是老东，我要米西米西的……”吓得比她小的孩子们乱跑。再长大些后，她就是我出门的小伙伴了。六妹聪敏能干，可惜多病，辍学过早。七妹一直都很孝顺妈妈，对亲人真诚。八妹从小乖巧、温顺，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也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好幺妹。弟弟很小就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我们每次出门都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就很难摆脱他了。妈妈生下十妹后，这个唯一的男孩也“跌价”了，每晚只能由我带他睡觉，夜夜帮他盖被子。有一次我问他：“我天天照料你，长大以后你帮我干什么?”他回答：“我帮你挑水!”当时他认为挑水就是男人最重要的事情了。其实那是一个三岁多的弟弟对姐姐重量级的承诺，怎能不令人感动呢?命运对他也是公平的。尽管未能深造，但妻子贤惠、能干，三个女儿乖巧、孝顺、有出息，注定他就是有福的人。 我还想用一二件事来说明我对亲人们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是力所能及的。1997年9月退休后的我和老伴，一起去广州探亲。那时，南方的天气仍很热。我们到三妹家后，发现她身体特差，连买一袋小菜也觉得提不动了。原来她的手臂一直很疼，一切家务也就拖着未做。第二天我一人专程为她买了洗厕净，钢丝球，趁她外出后，我把她的洗手间的门关上，然后一人蹲下身为她把蹲坑擦洗干净后，才开门。这期间，她曾敲过几次门，尽管又热、又累我都未开门，怕她不让我为她做卫生。最后她了解全过程，看到卫生间大变样后，又感动，又心疼。当我决定要回武汉前，我又特地买肉为她做了家乡的肉丸子，鱼糕等，让她远在异乡也能品尝到久违的松滋家乡风味。即令我在大手术后的2007年，我仍然设法为她寄去湖北的香肠、腊肉、腊鱼等。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尽管我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也有争有吵，但我仍然同情她，爱她。也许以上这些做法，能表达一个当姐的爱心吧。对其他弟妹我也一样，只要他们需要，只要力所能及，我也会尽力付出我的爱心，决不吝惜。 人说一娘养十子，十子十个样。但我们兄弟姐妹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我们人人都正直、善良、自信、坚强，都能面对各种困境，个个都是好样的。总的来说，从小到老，我认为同胞十人始终是血肉相连的。几十年中，不管谁与谁发生了矛盾、误会，只要一到关键时刻，矛盾、意见都会烟消云散，雨过天晴，相扶相帮。这就是骨肉同胞，这就足够了。 但我还是要特别提到大姐，她是我们的带头人、引路人。因为当初有她和姐夫的支持，我们众弟妹才能如此顺利迅速的拥有今天的富裕和幸福。所以2009年5月我由两个女儿陪同拄着拐杖，不管如何不方便，也不管吃多少苦，也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一方面是为了给大姐祝八十大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望有恩于我们的姐夫。我虽无涌泉可报，但我用真诚和热情来感谢他们伉俪当年的提携之恩，也算了却了我几十年来的一个心愿吧!不管当初和现在，我认为这就是真情无价。我在有生之年最想对姐姐和弟妹们包括我的堂弟妹们说的八个字就是“理解万岁，永远亲密!” 我想，远在天上的母亲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一定会含笑九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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