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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老家
黄杏邦
我的老家黄家大屋坐落在鄂西松滋县的偏远乡村。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坐北朝南，灰瓦青砖，外墙面大部分都是用石灰刷得雪白，纵横二十多间，没有楼层，是一幢前后三重的大平房。屋后有棵两个人都围抱不住的大栗树，二里以外就能看到。
打开正中间第一重屋的大门后，就是一个三百平方的大稻场。与大稻场平行躺着的是一汪碧绿、明亮的堰塘，水中倒影着一棵棵垂柳。每到春天，莺歌燕舞，蜻蜓点水，杨柳婆娑，宛若江南之郊。房屋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院子，一开门就能看见一片绿油油的菜地。两个院子都基本一样，最高处种了许多楠竹，我们管它叫竹林子。林子里还兼种了柚子、桔子、桃子、李子、石榴、枇杷等等果树。花开季节，桃李争艳，一片花海真是爱煞人也。每到金秋，一进园子，诱人的果实，红红绿绿，金色灿灿，果香扑鼻，树枝随风摆动，迎接着每一个来探视它们的主人与客人。这时，客人们不断夸赞花果种得好，主人们则由衷地大笑。孩子们不由分说，伸手就摘，用小手、用衣襟一擦就吃，也有用竹杆子往下打的，再弯腰拾起果实后，往回就跑。不管大人们如何规定，如何不准，但上树、摘花、打果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记得大约在我五岁时，二哥为了摘到几颗大李子，他不顾“禁令”，一下子就爬到树的上端，坐在一个树丫子上，刚伸手摘李子时，却突然大叫：“不好了，有蛇……”说时迟，那时快，他马上爬下来。我看见他神色慌张，边跑边叫，“我被蛇咬了……”。那时祖父还在世，是屋内第一个听到他叫喊的人。正好祖父略懂医道，当时已顾不得批评他了。二哥低着头，任凭祖父把在瓦缸片上磨好的许多墨汁，用鸡毛涂在他被蛇咬的手臂上。说也奇怪，不久他就真的好了。我至今才明白，原来墨中有许多中药。这件事过后，我们再也不敢轻易去摘果子了，特别是那些竹林子中间的树，更不敢走近。有时看到小磨菇也无人敢采摘了。
这两个包罗竹林、菜园、花、果的院子中，其实最重要的，也是占地面积最多的，是那一垅垅时令蔬菜，那是我们家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当时，只有来了客人或有“大事”（ 指婚丧、喜庆大寿等）时才上街买荤菜和豆制品。所以，不论是主内的主妇们，还是掌勺的厨工们都十分关注蔬菜的长势，不断浇水施肥。他们的辛劳远远超过爱花的父亲对种花的付出。总之，这两个大院子是全家男女老少都最爱光顾的去处。
后塘藕池的荷花开了，一枝枝从绿叶中慢慢探出头来，鲜红、粉红、雪白，各显风姿。大人们把荷叶摘下来，洗净、用猪肉拌上米粉和调味品，包好后再用大火一蒸，满屋荷肉香味，令孩子们垂涎欲滴。
当然，孩子们最企盼的还是坐着小木盆，到荷塘中去采莲蓬、摘菱角，然后上岸，把他们自己的“收成”分给那些一直两眼不离盆中人的小弟妹们。小弟妹们一个个举着小手高喊：“我要莲蓬、我要菱角，我要那匹大荷叶，给我、给我……”。
儿时的盛夏是最难忘的。大人小孩都坐在稻场上早已摆好的竹床、椅子上，这时就有人把今年刚刚从荷塘挖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第一枝鲜藕，切成一段段的，用小竹筐端出来，供家人品尝。首先让父母拿，待大人们选完后，孩子们都要吃那个叫“鹅公尖”（因为其形状很像鹅头，而得此雅名）的藕头子。其实，这第一锹挖出来的新藕，每节又白、又嫩、又甜，在当时的农村也算得上是消暑的时令佳品。
也许纳凉的夜晚算得上是全家人最集中、最悠闲的时候。许多京剧段子及老歌如“四郎探母”、“萧何月下追韩信”、“捉放曹”以及“苏武牧羊”、“燕双飞”等，妈妈常会用她那优美动听的音调小声教我们唱，高兴时，她还要吹一阵子萧、笛。这时候“各路人马”都登场了。二位兄长应弟妹们的要求讲故事。但他们是有条件的，就是帮他用巴扇扇二百下风便讲一个故事，或者捶一百下背讲一个故事。听故事的人越多，他们的“票房收入”就越大。那些聊斋上的神仙，鬼怪、妖精，在他们口中一个个变得活灵活现，可爱、可憎。我们又爱听又害怕，这时谁也不敢一人进屋喝水、方便。但如果想继续听故事，二位兄长要我们进去取什么物件，也不得不约好两人以上，一起进屋去拿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时候听完故事后，几天都还心有余悸，不论白天晚上，一人进到房间时，我会突然想起那些会变的妖怪，仔细盯着桌上帽筒子的鸡毛掸子、花瓶等，看他们会不会变成妖精？现在想来，完全是自己吓自己，觉得非常好笑。
二哥还会拉胡琴，也会哼几句京剧，他一开腔我们就跟着瞎唱。但有的孩子既不学戏、学歌，也不爱听故事，只是拿着巴扇满稻场疯跑，他们只要看到荧火虫就拍下来，装在早已准备好的小瓶子里，然后一晃一晃的当电筒玩耍。
小时候我更爱屋前的那塘活水，及门道子外的那条长年流水不断的溪沟。堰塘的最宽处有二十多米以上，长度至少也有400米以上。大人们把它分为五段，每段设置一个小“码头”（俗称堰桥子）。从未进门道子口就设置了第一个“码头”。全部用1米多长，60公分宽的红色条石砌成。专管黄牛饮水、水牛困澡和洗涤便桶、农具等用。第二个“码头”也是红条石砌成，仅比第一个“码头”略短，专用于清洗衣物、器皿等等。第三个“码头”是在水中打木撑子，再盖上2米多长的木板搭成。它是堰塘的正中间，是水最深、最清、最好的部分，专门用于做饭、饮水、吃用的。所以不准污染(其实也有很多看不见的污染)。第四个“码头”搭在西头大院子内，和第三座一样，木板搭成，主要是为了浇花、果而设。第五个“码头”，已是隔壁共用一塘水的邻居们的用水“码头”了。
平时这些水域中的“码头”，各尽其用。但每年都放了许多鱼苗，所以有时家中有“大事”或贵客来访时，就请专人放木排下水打鱼。那也是让孩子们快乐、高兴、跳跳蹦蹦的一道风景线。鲜鱼、鲜汤，美味佳肴，更让孩子们大快朵颐，几只小花猫也敞开肚皮大抓大吃。
小溪的名字叫红沙沟，也不宽，最宽处就一米三左右，但它却很长。它从上方的茶赙寺黄家大河处发源，蜿蜒几十里地，路经我家门前，继续向前流。我们喜欢它，是因为平时水不深，不急。夏天孩子们可以脱鞋袜，打着赤脚，带上筲箕、小桶下去玩，用小篾撮子一撮一撮的撮上来好多小鱼、小虾、有时运气好还可捉到螃蟹。谁先有“收获”谁就提着小桶飞快地跑到厨房，交给灶屋里做饭的人，上桌后又是一阵笑声和表扬。当然也会受到批评，因为大人们是不准孩子们在池塘和溪沟里玩水的。为此而发生的小事故也不止一次了。
有一年秋天，小舅父来我家做客，他一下子掉到沟里了。那时候溪沟的水较大，他拼命叫喊：“救命啦……救命啦……”当时在场的孩子们中最大的一个男孩，也只十四岁左右，小名叫羊儿。他是家中老阿姨的儿子，比我们都勇敢。羊儿立即伸出手想把他拉起来。可小舅父还不愿伸手，大声说：“我要地爹爹来拉我，我不要羊儿拉我”。意思是羊儿太小了，他信不过。因为地爹爹是我们的一位远房祖父，是全家人最信任的老总管。最后还是地爹爹赶来才把他拉上来。
其实小溪沟的最大作用是引灌农田。也是我们门前堰塘长年累月有活水饮用的主要水源。许多农户农忙季节，在农田用水管理上，常常因为这条溪沟的水源该谁先用，用多少，而不知发生过多少争执，甚至大打出手。直至有关人员调解分配后才得以解决。这也难怪，因为一年的粮食收成多少，全靠这条溪沟的水资源多少而定，农家谁敢掉以轻心？几乎在整个用水期间，日夜有人值班护守，它才得以畅通流入各户农田。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黄家大屋的内部装修，实在只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一幢大户人家的住宅而已，它和《大宅门》、《乔家大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进入第二重大门后，就能见到天井、丹池和书房，以及客房等处。当然最显眼、最重要的是第三重门正中堂屋。这是供奉神灵和祭拜祖先的地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用红油漆写着“黄师表堂”四个大字的灯笼悬挂在两旁。横竖高低均匀，一边一个，不过平时是不点亮蜡烛的，只在节日、有客时才点亮，特别是在除夕之夜，又点燃百盖灯（汽灯），更是非常喜庆耀眼。内墙全部是石灰刷白。所有家俱也是中西合璧，既有古老的八仙桌椅之类，又有藤皮靠椅、五屉柜、风琴。特别是东厢房（兼书房）沿墙面那一整排玻璃书柜，显得比较气派。但书柜中的很多书我们是不能看的，我和五妹小时候就曾因偷看《红楼梦》、《家》、《春》、《秋》等有爱情情节的书挨过重责。
如果说算得上有些特色而古雅的装饰的话，首先是堂屋中两旁墙壁上木底黑漆金字的四副长联了。我当时太小，既不认识几个字，更不懂那些文字的内容，只是觉得它高雅、壮观，再听到客人们夸赞字好、文章好。直到我上中学后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而不是一般饰物，就更加肃然起敬了。其次是两边厢房的木雕门，约十六扇，全是暗红带黄色的油漆漆成。每扇门上端是木条制成的花格子，下端则是雕着一折折戏，即《三国演义》上的剧目，诸如“空城记”、“捉放曹”、“草船借箭”等等。雕刻工艺精湛，不仅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各种物件也十分灵巧逼真，不论是关公的大刀、张飞的大锤，还是诸葛亮的车马、鹅毛扇等等，件件有轮有廓。另外，每个主卧室内，都有一平方以上的窗户 ，而且有的窗户是三层，第一层纱窗，第二层木窗扇，第三层是铁皮窗。地面则全是水泥找平后装饰成地板条子形状，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最讲究的。
这些古老的装饰，明显表现出老主人——我祖父黄凤楼的身份与学识是不一般的。再看看那些线装书、草本书，什么《石头记》、《资治通鉴》、《诸子百家》、《中国通史》等等就更增加了他的威严与自尊。祖父曾留学日本，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我出生时他已告老还乡了，算是一位赋闲的乡绅寓公吧!他不大管家务事，祖母双目失明，但仍和老总管一起主持全家内政。他们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父亲是老二，青年时代在省城求学，他在荆南中学毕业后在县办小学任教。后来也是从事小学教育。分家后，他辞去学校工作，一直管理家务。父亲对我们很严格，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少对孩子们笑过，至少他的爱是不轻易表露在脸上的，我们从小都很怕他。母亲出身名门闺秀。外祖父李松生毕业于“京师政法大学堂”。“维新”失败后，曾逃离到日本避难，与祖父是同乡好友。民国时期曾任过通判、厅长等官职。我的父母均是县办向上小学的老师，后结为伉俪。父亲的前妻生下两个哥哥后就病逝了。
母亲来黄家续弦后也未再教书了。生下九女一男，共十人。我们在与叔父分家前，就是一个二十五人的大家庭。分家后，家中娶了二位嫂嫂，又增加了弟妹、子侄，仍然是一个十八人的大家庭。
祖父很看重传统文化，有着封建礼教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妇道至上的一套严格家规。这些家规是我们从小都必须面对和接受的。
第一是席规：①公公、大伯等大人是不会与儿媳、弟媳、孙媳等等同桌吃饭的。②有客人在餐桌上时，孩子们是不允许上桌的，只能在一旁的小桌子上吃。③就餐时不能用小瓷汤勺或筷子直接往嘴里送。汤和菜都必须先落饭碗后方可进嘴。④不能只拣自己喜欢吃的好菜吃，也不准用筷子在碗中乱拨菜、或者用筷子敲碗、戳牙齿。⑤用完锅铲和大汤瓢后，是不能仰着放的，一定要俯着放。⑥至于吃饭时咳嗽、说话、吐口水等等都是禁止的。尤其是当着客人的面，不论大人小孩更不准谈论菜贵、菜好与否。我们从小就常听大人们说：吃饭不谈菜价，打牌不论输赢。
第二是牌规：也与席规完全一样，四人的身份、辈份都要合适，才能同桌搓麻将。记得大哥在解放后曾说：“过去我从来不和比我小的弟妹们打牌。”至于孩子们更是不准靠近牌桌看牌的。绝不像现在的小孩有幸坐在大人身上看牌、玩牌。甚至把骰子藏起来，等大人撒骰子时来求孩子们拿出来。
第三就是每年过年时的许多规矩了。任何不吉利的话都是不能说的，女人是不能进宗祠上供祭品的，三十、初一不能打破碗和扫地等等，实在多得无法说清……
我最难忘的是小时候的春节，是孩子们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不仅比平时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得到一些压岁钱。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正月初二这天，我的三位姑妈都回来给祖父母拜年，他们除了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外，也带来了众多的表姐弟妹。我们这些表兄弟姐妹一年也只能见一二次面，但都非常和睦、亲密。大家一起玩耍，讲故事、办家家酒。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姐和云姐把床单系在腰上当裙子，边唱边跳“蝴蝶姑娘我问你，你的家住哪里？……”真是又热闹、又兴奋，快乐极了。如果所有的堂、表兄弟姐妹都能到齐，共二十七人，其中男孩八人，女孩十九人。按照祖母当时的话说：他们的直系第三代后人中，近四分之三都是“瞎养”。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我的所有堂表兄弟姐妹，也包括那些未出五服的兄弟姐妹们，虽然各人机遇和条件不同，成长过程各异，但不论是在都市、在城镇、还是在农村，也不管曾经沧海桑田，困难重重，但都能面对现实，自立自强。新中国的阳光照样洒在他们晚年的脸上，找到了自己人生最适合的位置，也得到了各自的乐趣和幸福，我理解和祝福他们。
故乡的云、故乡的月，那山、那水、那树、那屋、那狗、那路、那片竹林，还有那为了养育我们，长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而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都离我渐行渐远。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如今我虽年过八旬，生活在外地，但我童年的黄家大屋，永远是我曾经度过十八个春秋的故土家园。那些童年的故乡，老家的印象，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模糊，恰恰相反，却越来越清晰……
母亲·兄弟姐妹
黄杏邦
1932年1月5日，我出生在松滋火田坪这个山青水秀之乡。在姐妹中我排行第二。母亲生下我后便生病了，我由奶妈抚养，没有吃过母奶，是吃米糊糊慢慢长大的。我出生前，母亲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姐。因为她是农历九月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加之过去一般人家认为养了女孩就会有酒喝，所以给我大姐取小名叫菊九(酒)。我出生在农历腊月，就取名冬九。后来三妹因是端午节出生，也随着九字叫端九。当时谁会料想这一个九字，却招来九个女儿。
在旧社会，特别是像我们那种大家庭，妇女只生女孩，不生男孩，是很受歧视的。所以父亲和外婆都希望我母亲不再生女儿。当母亲第四次生产前，大家都希望这次生个男孩，而且医生和算命先生都说，这次肯定是个男孩。特别是外婆几乎完全相信我母亲的第四胎一定是男孩，就为那个未出生的男外孙准备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和男孩的衣帽。在大家的期盼中，农历十一月，母亲生下了我的第四个妹妹，令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每每外人问我祖母时，她总是不高兴地回答，又生了一个“瞎养”。慢慢我也明白了所谓“瞎养”的意思，就是男孩子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人，而女孩子终归要出嫁，完全是给别人白养的。大人们为了吉利，不再要女儿，就把四妹的名字叫末九，意思是这是最后的，最末尾的一个九了。没想到两年后，母亲又生下第五个女儿，干脆，再不敢惹九字了，大人们叫她五圆，就是五个女儿己团圆了，一个也不再要了。当然这只是大人们的一厢情愿，后来的六、七、八、十妹照来不误。她们才不管大人欢迎与否。大人们也不再取什么名字，就直接按顺序叫号，只把后面加个“幺”字了。在中国字典上“幺”字也代表最后最小的意思，如六幺，就代表是最后最小的女儿了。那时乡下许多人都说我母亲犯了九女星，得罪了那位神仙。其实那都是不讲科学，不讲计划生育，重男轻女，相信迷信的结果。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母亲自始至终深爱着她的这十个儿女。包括二位兄长的童、少年时代，母亲也视如己出，为他们做衣做鞋等，完成了一个继母应完成的一切义务。直到后来她病了，才由祖母照料。
由于姊妹们的相继出生，母亲在黄家的地位也越来越不顺。我虽然不太懂大人之间的许多讲究，但我却很同情母亲。她又辛苦，又劳累，为了我们这些儿女，总是操心着急，精神身体都不是很好，而且曾因病吃了过多的药物，导致耳聋。所以我曾向母亲作过慎重的承诺，也就是我过十周岁前一天晚上，在妈妈的房间对她说：“妈，您不必伤心，您没有儿子，您就把我当儿子看吧，我长大以后会照管您一生的。”当时妈妈把我搂在怀中，高兴极了，一直点头，又夸我是她的乖女儿。其实那只是一个孩子的心愿而已。没料到解放后，妈妈还真的和我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七三年去世为止。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也许我的选择和决定，往往都跟这个童年的承诺有关。
我爱我的妈妈，也爱我的兄弟姐妹。除大姐和四妹外，从老三到老九，无一不是从我们武昌新华村那间小房子里走出来，或上学，或参加工作，或结婚成家。我为她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应该的，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兑现我童年时对母亲的承诺。她曾多次对姐姐说最感激我。其实，我很惭愧，我对母亲的奉献实在是太少太少。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兄弟姐妹的爱几十年来是不变的。那一幕幕往事，也是难忘的。
我们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共十二人。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七个妹妹，一个弟弟。
大哥曾是我小学和中学的老师，既有兄妹情，又有师生情。他们全家在新疆生活时，我把家中仅有的肉票鱼票全买回实物后，腌制成腊鱼腊肉托人带给他们，宁可自己家中少吃或不吃。我的二哥解放前还是一个军校的学生，一九四九年跟着他就读的陆军大学一起逃到台湾。几十年音讯全无。1983年，也是我几经辗转托人得到了他还活着的消息。我想出了用录音带，与他联系的办法，让大哥等亲人们把要对他说的话，全部录上后寄给他。后来他也如法炮制，也用录音带把自己想对我们说的话全部录好寄来。在那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亲人们的交流是何等难得和弥足珍贵啊!也许这就是二位兄长对我最感激的原因之一吧!
二哥聪敏又调皮。他小时喜欢学普通话，经常把“的”字说成“得”字。那时有一种香烟叫“弟弟牌”。每次来了客人父亲叫他去拿香烟，他故意一脸正经的反问：“拿得得牌吗?”客人们往往一脸茫然。当终于明白他是把“弟”字念成“的”字，再把“的”字变成“得”字，惹得客人们大笑才罢休。
1944年5月，日本鬼子进村了。二哥让全家人先跑，最后他把双目失明的老祖母，背到竹园内的一条干阳沟里后，自己才跑出门，但马上就被鬼子抓走了，当了三个多月的苦工。从全家人开始为他担心受怕的期盼，后来渐渐变得不再抱有二哥能回来的希望了。正在大家几乎绝望的八月底，他却突然回家了。当时妈妈正在给最小的七妹洗澡，我也在一旁玩水和帮忙。只听到新婚二嫂一改几月来的悲脸哭腔，一边跑一边大喊道：“妈!二妹!二哥回来了。”我丢下毛巾，也跟着往外跑。当妈正给七妹慌忙穿衣起身时，二哥已经来到妈跟前了。他一面对妈说：“妈!让您担心了……”一面摸了摸我的脑袋，问道：“想不想我?”当时妈和我都很激动，现在我已记不清楚我们和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妈问他怎么能回来的?他说“我一直把元兰(二嫂)给的那枚金戒子撑直后，藏在草鞋底上，跑出来后，通过江面封锁线的时候，为了活命，把戒子给了船家，天黑了才偷渡过江，慢慢乞讨回来。”
二哥回家后，家中确实热闹了几天，乡亲们都来慰问。当时全村被抓去了几十人，但回来的仅二三人而已。家人和乡亲们，对二哥的机智勇敢，能死里逃生回家，无不绝口夸赞。我觉得二哥一生是个命大福大的人。第二任二嫂年轻，温柔。一双女儿都有出息，也很孝顺。尽管因为他在台湾，使我曾遭受许多政治上的牵连和打击，但我理解他，不怪他，也一样爱他。
大姐从小学起到解放时读高二止，一直在校寄宿，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在武汉读高中时，放假期间，为了节约路费，大姐也和女同学一起住校。理所当然我就“晋升”到大姐的地位了。管事多，自然意见多。姐妹们也经常为小事闹矛盾，但到关键时刻也能和好如初。
记得有一次，我与三妹为一件小玩具的分配闹了矛盾，最少已三天未讲话了，谁也不理谁。一天中午，突然听到门外保长陈振林大喊：“大家快跑！鬼子已到茶赙寺了……”我们一听，什么也不管，父母一人各牵一个抱一个孩子（四、五、六、七妹）就往外跑，也示意我们快跑。当时大哥、二哥、大姐都已跟各自的学校逃难去了。我不由分说抓起三妹的手就向门道子外跑，随着人群一口气跑到了离家二里外的冉家河。我自己先脱了鞋袜，又赶紧帮三妹脱，然后一起抓住乡亲们过了河，才找到父母喘气休息。从此，我和三妹一起上小学、中学，再也没有争吵过了。四妹每次上床不要小阿姨陪，包括她头上的脓包换药，都点名非二姐莫属。五妹从小像个男孩，曾多次头戴荷叶，穿一双皮鞋，再找一根粗树枝拿着，边走边叫：“我是老东，我要米西米西的……”吓得比她小的孩子们乱跑。再长大些后，她就是我出门的小伙伴了。六妹聪敏能干，可惜多病，辍学过早。七妹一直都很孝顺妈妈，对亲人真诚。八妹从小乖巧、温顺，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也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好幺妹。弟弟很小就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我们每次出门都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就很难摆脱他了。妈妈生下十妹后，这个唯一的男孩也“跌价”了，每晚只能由我带他睡觉，夜夜帮他盖被子。有一次我问他：“我天天照料你，长大以后你帮我干什么?”他回答：“我帮你挑水!”当时他认为挑水就是男人最重要的事情了。其实那是一个三岁多的弟弟对姐姐重量级的承诺，怎能不令人感动呢?命运对他也是公平的。尽管未能深造，但妻子贤惠、能干，三个女儿乖巧、孝顺、有出息，注定他就是有福的人。
我还想用一二件事来说明我对亲人们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是力所能及的。1997年9月退休后的我和老伴，一起去广州探亲。那时，南方的天气仍很热。我们到三妹家后，发现她身体特差，连买一袋小菜也觉得提不动了。原来她的手臂一直很疼，一切家务也就拖着未做。第二天我一人专程为她买了洗厕净，钢丝球，趁她外出后，我把她的洗手间的门关上，然后一人蹲下身为她把蹲坑擦洗干净后，才开门。这期间，她曾敲过几次门，尽管又热、又累我都未开门，怕她不让我为她做卫生。最后她了解全过程，看到卫生间大变样后，又感动，又心疼。当我决定要回武汉前，我又特地买肉为她做了家乡的肉丸子，鱼糕等，让她远在异乡也能品尝到久违的松滋家乡风味。即令我在大手术后的2007年，我仍然设法为她寄去湖北的香肠、腊肉、腊鱼等。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尽管我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也有争有吵，但我仍然同情她，爱她。也许以上这些做法，能表达一个当姐的爱心吧。对其他弟妹我也一样，只要他们需要，只要力所能及，我也会尽力付出我的爱心，决不吝惜。
人说一娘养十子，十子十个样。但我们兄弟姐妹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我们人人都正直、善良、自信、坚强，都能面对各种困境，个个都是好样的。总的来说，从小到老，我认为同胞十人始终是血肉相连的。几十年中，不管谁与谁发生了矛盾、误会，只要一到关键时刻，矛盾、意见都会烟消云散，雨过天晴，相扶相帮。这就是骨肉同胞，这就足够了。
但我还是要特别提到大姐，她是我们的带头人、引路人。因为当初有她和姐夫的支持，我们众弟妹才能如此顺利迅速的拥有今天的富裕和幸福。所以2009年5月我由两个女儿陪同拄着拐杖，不管如何不方便，也不管吃多少苦，也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一方面是为了给大姐祝八十大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望有恩于我们的姐夫。我虽无涌泉可报，但我用真诚和热情来感谢他们伉俪当年的提携之恩，也算了却了我几十年来的一个心愿吧!不管当初和现在，我认为这就是真情无价。我在有生之年最想对姐姐和弟妹们包括我的堂弟妹们说的八个字就是“理解万岁，永远亲密!”
我想，远在天上的母亲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一定会含笑九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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