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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扬 声 1983年，那是一个流逝了许久许久的年份。亲爱的同龄人，你当年身处何方？是在大学校园吮吸知识的芳香？还是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抑或是在沸腾的车间操作机器？是在广袤的田野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绿色军营里苦练报国本领？ 1983年，那个流逝了许久许久的年份，你问我在哪里？我可以噙着泪告诉你，那一年，我依旧在高考落第的泥潭里苦苦挣扎。是朋友倪德启“搀扶“了我，更是那个不知名的小邓妹妹“搭救”了我。 1983年，我被命运捉弄了一次次的内心，烙印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3年小满时节，江南大地麦浪滚滚，阵阵麦香直钻我的鼻孔。5月下旬的一天，身为民办教师的我，坐上开往鄂西北车城十堰的班车，兴冲冲地奔赴武汉音乐学院（当年称湖北艺术学院）设在十堰的考场赴考。年过“弱冠”的我，为这一次艺术考试做足了功课。每天除了备课、上课、管理班务之外，只要有空，我就捧起资料贪婪地啃乐理。节假日加班加点练习乐器，对我来说，成了家常便饭。我为什么这么拼？我要努力“跳农门”，我要“一考改变命运”！ 哪晓得，“有心栽花花不发”。命运，多舛的命运，在我21岁的年轮里，又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复试榜上竟没有我！我的强项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上榜的考生自然眼角、眉梢都是“笑”，而我呢，一名落榜生，自然脸上是苦，眼里是愁，甚至五脏六腑都是苦水横流…… 要知道，从1978年参加高考角逐开始，我已经为“跳农门”奋斗了六年，失望了六年啦！ 六月的十堰，太阳光十分耀眼。我无力地坐在一个石凳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不争气的眼泪顿时盈满了眼眶…… 艺考落榜了，人还是得回去呀。可是掏掏口袋，早已一无所有。幸好一位枝江同考朋友手里剩点钱，仅够买两张十堰到襄樊（后改为襄阳）的火车票。他大方地出了钱，并说到了襄樊你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我知道他的难处，连连点头说“谢谢”。到了襄樊，我拎着旅行包，背着小提琴盒，和另一同考朋友、学小提琴专业的倪德启联系上后，他把我带到他襄樊家中，他一路安慰我，我还是一路哭丧着脸。在倪德启家吃了午饭，我让他把我送到襄樊火车站，准备混上从襄樊到枝城的火车…… 在襄樊找到倪德启，我实际上是想向他借钱买火车票回家，但见到他后，我嗫嚅着嘴唇，又不好意思开口。他也只是以为我复试落榜，情绪低落，需要极力安慰而已。 天色渐渐阴沉下来，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从襄樊到枝城的火车早已开走了，没办法，我只能蜷缩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盼望着有一线回家的希望。天花板上的灯光白得刺眼，外面的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中午在倪德启家吃的一点东西早就消化光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响。复试落榜了，回去民办教师的位置还会给我留着吗？母亲生病还躺在医院，四个幼小的弟妹们孤单无助……此时，我突然想起宋代词人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的几句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秦观被贬后感到前途渺茫，我落榜后不也是眼前黯淡？ 已经下半夜了，我冷得发抖，便站起身动一动。我将小提琴盒打开，拿出我的宝贝小提琴，将小提琴擦了几遍，琴盒就开着放在脚前，开始卖艺行乞了，指望能讨到回家的车票钱。试了一下音，就开始拉琴，一首一首地拉，把十年来所练过的曲子拉遍。有些旅客围过来看我拉琴，但没有一个人放一分钱在琴盒里。现在想来我当初的做法真是太幼稚了，那时只有讨米要饭的，哪有讨钱的呢？黎明前的火车站候车大厅空荡荡的，只有稀稀拉拉十几个乘客。音响效果特别好，我熟悉的旋律在大厅上空回响。那阵阵琴声，不就是我那时凄苦的心声吗？如今39年过去，那凄美的音乐和哀伤的情景依然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位扑闪着大眼睛的小姑娘，姓邓（可惜名字我记不清了），14岁，山里人，个子矮小，明显的营养不良。她已经站在我面前很长时间了，最后她终于笑着开口，一个清甜的女孩声音，一个纯正的襄樊山里人的土语：“这位大哥哥，你拉得可好听呢！” 我把考音乐学院的准考证给她看，准考证上有我青涩的照片和音乐学院鲜红的公章印，壮着这个准考证的胆子，说：“没钱买车票回家了，从襄樊到枝城的火车早已走掉了。” 小姑娘说：“我也是去枝城的，我枝城有亲戚，他就住在枝城的码头边。过一会天亮了，就会有去枝城的货运火车经过这里。我带你爬上去！”“能行吗？”“能行，我经常这样干，没有出过钱。快点，跟我走！”我将信将疑，赶紧收好小提琴，随小姑娘来到火车站外面。不一会就响起刺耳的汽笛声，是火车进站了。她拉着我开始跑，有很多人都在跑。火车渐渐慢下来，直到停止，小姑娘飞身跳上最后那列车厢，转身将我的小提琴和旅行包接住，双手拽着我的手。我腾地一下，立马爬了上去。 原来这是一列运煤的火车。我只好在煤堆中间找个地儿，把旅行包搁在上面，然后坐下，偶尔闭下眼睛。呼呼的夜风直朝我扑来，我赶紧把身体蜷缩成一团，根本没有安睡的可能。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爬行，我的心始终被这哐当哐当声叩击着，落榜的痛苦一直纠缠着我。到达枝城已是黄昏时分，阴雨连绵不停。从枝城火车站到码头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步行。“小杨哥哥，你跟我来，我知道怎么走。”小姑娘说着，撑开一把红色的小雨伞，她什么时候拿着伞呢？我不知道。我别无选择，毫不犹豫地和她相依在那把小小的红雨伞下面，向着枝城码头疾行。 来到枝城的长江码头，雨已经停了，天色渐渐好一些。我望着停在江边的小机船，已经看到了希望，明天早上我就会回到我的家乡。我看看站在我面前的小妹妹，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她是那么纯洁美好，只是一个劲地单纯地笑。我们在大堤上玩了一会，我把那张音乐学院的准考证送给她作为留念，准考证上有我青涩的照片和鲜红的音乐学院的印章。小妹妹带我到码头的候船室，嘱咐我不要乱跑，她要去亲戚家一趟。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她来了，双手捧着一碗饭走到我面前，说：“小杨哥哥，我亲戚做的饭，我端一碗来，给你吃。”我望着那碗饭，上面有几根青菜。我有些傻呆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碗饭。她双手捧着那碗饭，伸向我，又说了一遍：“给你吃！”“饭”？这个我已经模糊了30多个小时的概念。我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完全不知道饿了。我颤动着双手接过饭，慢慢地、慢慢地吃，眼泪“叭叭”地往碗里滴落……上帝啊，小邓妹妹是你打发的小天使来护佑我的吗？没有这小天使的帮助，我不知道会在襄樊城里流浪到什么田地。多少年来，小邓妹妹善良纯朴可爱的形象一直深藏在我心底，她成为我深深祝福的小天使。 一路跋涉回到家乡江心村，已是太阳偏西时分。家门前，满脸晒得黝黑的父亲，正和我的几个兄妹在用连枷“噼噼啪啪“地打麦。要是搁在以往麦收时节，我一定会边打着连枷，边吟诵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诗句：“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可今儿个情况不同，我又一次落榜了。“妈好点了么？”我问父亲。父亲说好点了，大丫头在医院照顾着。小弟突然告诉我，村里把我的民办教师拿掉了。我吃惊地问道：“真的？假的？”父亲说是真的。 我拖着疲乏的双腿去村办小学，恰好校长与教务主任在里面谈笑。见了我，他们的脸立刻拉长了许多。教务主任冷冷地说：“你考大学，考中了吧？”我……没考上。”我低低地说。校长“哼”了一声：“我们这个庙小，装不下你啦！“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我冲着校长、教务主任吼了一通，在学校旁边的小卖部赊了二斤烧酒，请学校饭堂师傅做了两个青菜，和师傅两人三下两下将酒喝光了。我收好被子帐子和脸盆，还有一大堆书，肩扛手提，走出校门。不料腿脚发软，一头栽倒在校门墙角，一时悲从中来，借助酒劲，嚎啕大哭。哭了几个小时，哭声惊天动地。那些民办老师、校长、村干部们都能听得到我撕心裂肺的哭声，可我的面前只有几个呆呆地站在那里看我哭的小孩子。 这就是1983年我人生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最艰难的1983年，是我一生之痛。1984年我考上大学后，倪德启兄弟专程来学校看过我。顺便多说几句。2020年我们重新联系上后，倪德启说，后来收到你到家后给我写的一封信，我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心里难受得要命。好的是我们兄弟的坎坷经历让我们变得无比坚强，在这样没有靠山的社会里站住了脚跟，并干出一番大事业，足矣！ 这段故事只能一次性地从我人生中经过，也早已在我记忆中封存，现在不小心被突然打开，立刻就成为我深深的隐痛。苦难的1983年，是我人生大转折前的阵痛。天底下谁能料到，又经过一年努力，1984年我真的“范进中举”，跳出农门，步入音乐学院的殿堂，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艳阳天！ 在武汉音乐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将小邓姑娘与我的真实故事讲给同窗好友周世波听，他感动得流泪，后来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小杨哥、红雨伞》，在学院《无名湖》文学杂志上发表。大学毕业时，周世波同学在我的毕业册上留言……从此我将难得再听见《小杨哥、红雨伞》的故事了！这样吧，约个时间，或是老了，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你再讲一次。当然，那时我们的桌子上必须放着一瓶老白干！ 小邓妹妹，你在哪里？ 扬声，本名杨深泉。指挥家、音乐家，武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指挥专业毕业，美国南加州浸会大学神学院音乐艺术硕士、教牧学博士。现任美国华人青少年交响乐团指挥，圣地亚哥海韵合唱团、春之声女子合唱团、华美教会诗班指挥，广州爱乐乐团客座指挥，武汉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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