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边城百年史变（节选） 王夏子

边城百年史变（节选）

王夏子

边城山川

长江从雪域高原奔来，经西川、重庆、过瞿塘、巫峡、西陵峡，穿城宜昌，向东扬扬汤汤，一泻千里，直到入海口，地理志谓称长江中下游。在距宜昌８０公里水路开外处，车阳河至涴市，约６0多公里路程，南岸一线亦从崇山峻岭之地势渐次平滑过渡成辽阔的平原。此间，江南一隅，便是美丽富饶的松滋市。而从长江南岸眺望百里外的松滋南镜，其分别与湖南澧县、石门、湖北五峰、宜都接壤。此间，两省交汇，四县（市）半绕，而与此有漫长的边境线者，便是松滋市西南重镇——刘家场镇，亦即当地官民口中、本文文中呼之欲出的“边城”。

边城，武陵南来，巫脉东至，触角交汇，相互砥砺，斡旋处，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盆地，面积约莫2平方公里。盆地东头有寨子山、胡家台、白鹤山；西行有小坳、雨台垴、兔子垴、帽子岭；东北有诰赐山；正北有月峰山；南面有大垴山、文宫山、西流井。盆地四周的众山坳岭，是地壳运动恣意妄为之作，天工造物，鬼斧神工……边城西南的天井寺（山）海拔808米，从低海拔的江汉平原，南眺荆楚，素有荆州屋脊之谓。每当晨曦中，夕阳下，天朗气清，坐落在百公里外的荆州古城、50公里外的松滋新城那拔地而起的摩天群楼与之遥遥相对，人们推窗见景，从边城天井寺飘绕而来的仙风神马、沉岚浮云，爽爽地拍打着人们的面颊，撩拨着人们的心扉，那是何等的滋润！

边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这里的河川溪流、森林植被疯长：发源于西部、西南部的五峰、石门等地的诸多溪水，汇流至边城险桥一地已成汹涌澎湃之势，民称红岩河。红岩河向东、东北曲折蜿蜒，在边境线上时而切湘、俄倾入鄂，在深山密林中若隐若现，酷似游龙。其流经曲尺河、黄林桥、郑家铺（冒甲洲）、沙溪坪、百木川进入松滋市中南又一大镇（西斋集镇）。红岩河，无知在什么地段、抑或本身就叫洈河，她是松滋南五场（刘家场、斯家场、西斋、杨林市、纸厂河）人民的母亲河，在松滋东南重镇纸河镇注入王家大湖，亦即古之云梦大泽；同样，在边城西北，发源于群山峻岭中的干沟河一直向东、东北流淌，至河田坪、官渡坪水量大增，始称洛溪河。洛溪河是边城最重要的河流，流进边城中心城区，继续向东、东北往松滋中南部集镇斯家场方向流淌，在洈水镇汇入洈河；而另一条发源于边城西南无名高地的汩水河流经吴家包、过庆贺寺一地，即称柳林河，她化育、涵养并见证了边城跃为鄂西南古商都及现代工业名镇的全部历史，在边城中心老菜场打了一个漩儿，曲曲折折至东北至撮箕口融入洛溪河。除了红岩河（洈河）外，洛溪河、柳林河都是季节河。在季春、夏季、仲秋之前，边城时而遭受武陵风啸，巴山云卷，往往罡风断崖、山洪爆发，河水咆哮过境，诱发泥石流，不时有之；而在季秋、隆冬、孟春之际，往往河床干涸、乱石嶙峋，间或布一潭清水，呈波光粼粼，见山峦倒影。河岸古木丛生，霜风肃杀，层林尽染，火红而壮美……

边城万壑千山，山水互伴。山坳溪流淙淙，山腰泉水叮咚。边城有名的泉眼就有庆贺寺的三眼泉、龙潭桥的边桥泉、李家湾的溪流井，更甚者，官渡坪一地竟有十几处泉水，它们是：岩巴井、山溪泉、碗水泉、兔垴泉、腊龙泉、犀牛泉、狗头泉、雷打坑泉、汗牛鼻泉、腊树垭泉……旷古以来，这些泉水弥补着山区蓄水难、山民饮水难之艰辛。在前工业化时代，她是山区人畜赖以饮用、沐浴、农耕、种植的天然补给，是大自然赐予边城人民的琼浆玉液。

边城漫山遍野、田头地角，生长着桐子树、木梓树（乌柏）、松树、栎树、杉树，樟树、柏树、桂花树和各种藤蔓花卉。四时林木葱茏，各种树脂溢出独具的芬芳，在空气中均匀混合，杀虫灭菌，沁人心脾。而奔跑与飞翔在山川河流田野之间的野猪、野獾、野羊、野兔、猴子、獐子、松鼠、黄鼠狼、穿山甲与鹰鹞、老鸹及各色候鸟，一并构成边城野生生物种类的万花筒。尤经本世纪以来，边城政府强力推行生物多样性和濒危动植物保护法案，边城山更绿、林更密、泉更清、水更洁，人与动植物各守其本，凸显出松滋西南边陲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一幅令人神往而神秘的锦绣山川风情图画。

红军帅都

让我们把目光回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并强行解除2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仅3天，即有300名共产党员被杀；500多名共产党人被捕；5000多名革命者失踪。上海，革命者血流成河。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政变”，疯狂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其它革命组织，残酷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就在这一天，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集“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上作了“分共”报告，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

一时，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苍茫的天空，阴云密布；广袤的大地，血雨腥风！

同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八·七”会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并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割据，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

自此，在中国南方，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著名的有：周恩来、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翌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及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1927年冬，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从赣南、岭南辗转至上海；1928年1月，贺龙受中共中央派遣，与周逸群等组成湘西北特委。随即抵达湖北监利，领导荆江两岸年关暴动；2月，贺龙回到湘西老家桑植，组建革命武装；3月，工农革命军在桑植成立，贺龙任司令；7月，根据中央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从1928年下半年到1930年7月，贺龙率红四军在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革命根据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边城刘家场一度成为红四军军部及红二军团总部所在地。其因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接石门、澧县；西出五峰、长阳，勾连凤凰、桑植；北靠宜都、直达宜昌；东出公安、石首、监利、洪湖，剑指武汉，乃十足兵家必争之地，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纽带及中枢，成为红四军和红二军团一度不可或弃、不可多得的红军帅都。贺龙元帅（1955授衔）很多时候、很长时候坐镇于斯；很多战役、很多事件决策于斯。

1928年深秋，一位头戴湘西斗笠，身着土布长衫，手握一杆长长烟枪的威武大汉极斯文地来到边城，沿着柳林河、踱步石板街，走进“何广兴”布号，这位商人模样的中年人便是红四军军长贺龙。

位于柳林河畔老街河街（现39号）的“何广兴”布号，其招牌命名，因店主姓何，祖籍广东，取其何家人广开财路、发达兴旺之意。何家经过几辈人多年拼打，苦心经营，逐渐在边城老街发展起来，以经营布匹为主，兼营杂货，“何广兴”以品种全、信誉好、生意兴隆著称方圆百里，民国时期，已是响当当的百年老店。

据“何广兴”布号街坊后人张先进先生传述：“何广兴”店主在长期的生意往来中与在石门边界的边城险桥一地的大户孔鲁生友情颇深。孔鲁生为人厚道，靠勤俭发家，爱护百姓，同情革命，与红军素有往来。同时，他深知“何广兴”店主为人忠良，可以托付红军在边城歇脚活动。红军经多次侦查暗访，遂迎来了那位头戴斗笠的不速之客，即得到红四军军长贺龙的造访。

在往后历时3年的革命斗争中，贺龙将“何广兴”布号设为红四军军部和红二军团战时指挥部，且多次、长时间地出入于斯。边城，名副其实的成为湘西北至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桥头堡：其进，可舟泊洪湖，威胁武汉；其退，则扼守湘西，勒马桑植……

1929年4月19日，在（松滋）九岭岗起义队伍的配合下，贺龙在“何广兴”布号一线亲自指挥红四军攻打了边城团防局，镇压土豪劣绅多名。同时，开仓济贫，深受老百姓的拥护。此役，对敌威慑性极大，对人民鼓舞极大，边城人民在白色恐怖中看到了革命曙光，提振了革命士气，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铺设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9年秋季，贺龙率领红四军再一次来到了边城，轰轰烈烈开展打土豪、控劣绅、分浮财、分田地，并在柳林河坝现场搭台，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军长声如洪钟，面对激情高涨的边城人民，他说：地主劣绅是我们的死对头，泥巴腿子是我们的真朋友。要当兵的，跟我贺龙走......有声有色、载歌载舞的扩红运动，打破了边城沉寂的山川，多少苦罕的山民至此跟着贺龙走出大山干革命。

1930年7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与第六军在湖北公安县城南平文庙实现了著名的“公安会师”。两军合并为中国工农军团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它是在边城和边城周边百里赤贫山民、渔民中啸聚而成的红军班底。在始于1934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为革命保留了火种，播达延安，燎原中国……

独臂将军贺炳炎，便是当年在红军帅都、在边城追寻贺龙参加红军，在革命战争中逐渐成长，脱颖而出的一员骁将。

1913年2月5日（农历1912年腊月三十），贺炳炎出生在边城北面（现刘家场镇河田坪村）一个穷山沟里。父亲贺学文，以背煤为生。贺炳炎6岁时，母亲晏兰儿病故，婶母胡德秀怜爱侄儿，将贺炳炎接到家里抚养，他从小随父亲在江家湾背煤，后到松木坪大地主刘晴轩家放牛。3年后，他不堪忍受地主欺压，怀恨离开地主刘家，先后学过篾匠、裁缝、杀猪、打铁多种手艺。

1929年，贺龙率领的红四军在边城扩红，贺学文奋然参加了红军。

而此时的贺炳炎跟着内兄蓝良鉴在边城“向元丰”铁匠铺习铁匠手艺。一天深夜里，他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同睡一床的妻兄，步其父亲贺学文的后尘，毅然决然跟进在红军队伍中，一生戎马倥偬。

贺炳炎16岁参加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21年，11次负伤，身上留下16处伤疤，长征途中，在湖南绥宁瓦屋塘战役中失去右臂。1955年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1年11月，贺炳炎携妻子姜平、次子贺陵生回家省亲。边城区区长刘华平、政委刘天光专门组织了区文工团、腰鼓队和武装民兵中队迎接将军归来。腰鼓队敲锣打鼓来到边城小坳迎候。不一会儿，见将军骑着一匹大红马、妻子姜平骑着一匹大白马，马蹄得得从官渡坪方向拾级而上款款行来，一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雷动。

将军挑选原红四军军部——“何广兴”布号对面的“马恒丰”回民餐馆歇脚居住，以便出入，瞻仰“帅都”，回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红旗漫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悲催壮烈的一幕，并向北、向远山外、向贺龙元帅深深鞠上一躬，奉献的是感恩与爱戴！

1988年一个秋日，边城老街、帅都39号、41号民居——原“何广兴”布号，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口中喃喃：“是的，这就是贺龙住过的房子。”俄顷，几位陪同者连忙举起手中的相机和摄像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客人亦格外兴奋，更加仔细端详着那栋老房子及相邻街坊。时间在那一瞬间似乎凝固了，客人伫立拐杖，恭然摘帽，显现出苍凉悲壮的容颜，一时哽咽无语。但他的心中正波澜壮阔，激荡在金戈铁马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耳畔仿佛响起那嘹亮的军号声，得得的马蹄声叩击着老街那长长的青石板，贺龙高大英武的形象电影般晃荡而过。“是的，就是这座老房子，‘何广兴’布号，贺龙住过的地方。”老者提起拐杖比划着，再次肯定地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兵，跟在贺龙的队伍里，浪在洪湖的波涛里，藏在湘鄂西的密林里，在这里战斗，从这里经行，后来长征，北上抗日……”老者仰天叹息，60年风雨岁月稠。他是专程从北京来松滋边城（刘家场）踏访贺龙率领红四军战斗过的遗迹的。故地重游，“当年鏖战激，弹洞前村壁”，大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感觉。这位看似普通的老者，一个形如劲松的长者，正是曾驾驭过、指挥过千军万马、滚滚铁流、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共和国装甲兵司令员的贺龙元帅之部将黄新廷中将。

时间如白驹过隙，历史就这样悲壮而雄浑地写在边城。

1928至1930年，贺龙不期而遇、频频下榻的“何广兴”布号，竟然是湘鄂西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福祉，是共和国元帅贺龙于龙潭虎穴中藏龙之身、画戟之处。斯时，边城百姓何其有幸，可无遮拦的一睹元帅之风采；继往的边城人民何其有幸，当年的贺龙元帅变成了一种传说，变成了一种无限演绎的江湖故事和红色文化，而因他的行止与铸魂，边城亦成为一座挺秀于湘鄂西边陲、令高山仰止的红色帅都，其孕育着一种永不磨灭但可永恒传承的精神财富。

边城政府和人民当珍藏之!

农耕印象

从上世纪20年代迄今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形态，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它从农耕文明跃进到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特别是从延续了数千年的以人、畜力为主的耕种、产品加工和运输方式变为半机械、机械和机械化全新的操作模式，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解放。

边城因其在湘鄂西凸显出来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故在这一历史演进中，比周边各地更加充满活力，亦更具有典型性。一方面，它曾是农耕文明发育最完美、封存最好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是工业文明渗透得较早、渗透力强、文明层级较高的地区之一。

在本章里，笔者试图最本真地记录和描写边城人民曾经千百年来的农耕形态；收藏并展示一幅幅即将消逝的农耕画卷；犁开从远古而来的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咂吧着原生态农耕文明渐次被淘汰和在淘汰中挣扎、扭曲，甚至变异的怪味……

一、民居图

风景如画的冒甲洲，坐落在洈水河中游的北岸。属湖北省松滋市刘家场镇版图。河的南岸系湖南省澧县甘溪滩镇岩门村地界。

冒甲洲，三面环水，四面依山，聚山水岛田为一体。洲东西2公里外，尽是悬崖绝壁，是亘古以来的无人区，至今也人迹罕至。

这里山重水复、耕地贫瘠、人烟稀少，是覃氏第十四代人的迁居地；晚清时期，五户周姓人家又先后从附近的高岩、清岗冲、油榨口、边山河等地，迁移至冒甲洲落户定居。覃、周二姓聚于一隅，互为亲邻，耕读传家，至今尚无宗族争端，更无公堂诉讼案例。

后山脚下有两栋古建筑（建筑年代不详），东边的名为“黑风火”，西边的叫“老屋场”，又叫“老堂屋”，是覃氏祖居。“黑风火”系周姓老宅。两宅相距400米，都坐北朝南，建筑风格大同小异，外墙都是青砖灌斗。覃氏老屋比周氏老屋要高大许多，典雅气派，飞檐斗拱，滴瓦绣沿，四封高耸的风火墙格外醒目。斗拱下壁画有清秀流畅的花卉鸟兽，描绘逼真，尽是古人手笔。

门窗与正门整体比例协调，大门框架宽厚，上等青石雕刻，厚重入格，圆润水灵。沉重的大门须用力推拉方能开关，推拉时门轴摩擦发出阵阵洪亮浑厚的鸣声，显现出了古宅的肃穆与宁静。

堂屋进深10余米，宽敞明亮，正中设有一口天井，丹墀2平米，深约70公分，四壁用卵石镶嵌。上堂屋神龛大气，南海观音端坐莲台。神呓背壁“天地君亲师，神圣祖宗位”书法老练苍劲。本族逢节、婚庆、祝寿、集会、祭祀，都在此堂屋举行。屋内共设六门，供众人进出，也寓意六六大顺。

两栋老屋左右后方，陆续傍了不少土砖瓦房，比主体房子低矮许多，众小屋簇拥着高大的古建筑。远远望去，整体上山水绵延，如洲中小岛，又恰似岛上小舟。

上世纪90年代，勤劳的覃周后裔顺应潮流，在洲子上建成一栋栋现代洋房，后山脚下的古屋建筑陆续被风化瓦解，荡然无存，只留下极少的纹绣青砖破瓦，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和这里曾经的辉煌。

——引自覃均业《世外桃源冒甲洲》

评注：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忽逢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进入其间，“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冒甲洲处于武陵余脉深处，洲之上下口端皆有小山，洈河从山口入洲，洲内平坦开阔。覃氏一族在唐末宋初，从陕西汉中南郑县迁出，后辗转至此，斩草居险，开荒垦地。有史以来，这里地名未列入国家版图，无甲无保，兵甲不至，所谓“冒甲”，意即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冒甲洲，因此而得名。

冒甲洲与陶渊明笔下描述的桃花源一地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说冒甲洲正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风景，或者说是陶渊明在武陵余脉转悠，不经意闯入了冒甲洲或类似于冒甲洲之类的瓶颈之地，故有《桃花源记》一作，呼之而出，呯然惊世。冒甲洲堪称桃花源之母版、之模版、之绝版。只是当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边城区人民政府在山山水水间寻访、登记中，才将覃、周二氏的居住地并避乱隐居千年的覃、周二氏人家纳入行政与户籍管理，并取名毛家洲（谐音冒甲洲）沿用至今。覃、周族人给冒甲洲带来的秦风汉韵、唐仪宋礼、大清遗风，至今音容犹在！

无独有偶，有原松宜矿务局副局长文锋先生在其《童年纪事》一文中表示：文氏宗族先祖来自江西。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流民大迁徙中，他们长途跋涉，遗落在湖北省荆州府松滋地界落户生根，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而在本文第二章“红军帅都”中亦有这样的记述：红四军军部住址、贺龙元帅与之交好的“何广兴”布号店主，其也祖籍广东，亦是经过数代人拼打，方才扎根边城，进而化身边城土著……

据考：边城山民中除世代盘踞在高山深壑中的土著居民——土家族外，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大融合中，有从古秦避难而来的客家人；有从大汉、唐、宋迁徙而来的众多汉人；有从临夏一带始出的回人；有从江西西迁至川滞于途中的“老表”赣人；有从广东北上跑生意风风火火的粤人；有从贵州东出的苗人、瑶人；有从下江安徽、江苏逃荒而来的难民；这里的主体民族有：汉、回、土家、苗、蒙、满……等族。他们杂居山里，和睦相处，依山而猎，临河而渔，筑荡围耕，种瓜得瓜，世代繁衍，生生不绝。他们带来五湖四海的风俗文化，弥久，从多元归为一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84年，这里的常住居民4万人；至2022年，边城城乡居民累计达到8.5万人，比1984年净增长4.5万人。而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60年代，边城域内，藏有诸如冒甲洲覃氏、周氏的“老屋堂”、“风火墙”般的老宅古宅计有15幢，它们都有各自的老宅名。而在近半世纪的大拆迁中已荡然无存，只剩下秦砖汉瓦断壁残垣之遗迹和弃迹，而代之以居的是简易的现代建筑和水泥森林……

二、农耕图

悠悠岁月有多长，边城的农耕历史不会短。上世纪20年代至民国结束，因其地处深山老林，山高地狭，人多田少，边城耕地总面积5060公顷，人均不足1.5亩地。且多半在半山坡、悬崖边、山缝里、地瘠土贫，有的根本无法畜力耕种，只有靠一锹一铲、人代畜力，出产物以高粱、玉米、红薯、土豆、荞麦、油菜为主，绿豆、黄豆、大豆等杂粮为辅。而在水源充沛的河边，也有连片的良田（种植水稻），有的冲田几十亩，有的平畴上百亩，它们分布在官渡坪、杜家塝、河田坪、龙潭桥、庆贺寺、傅家坪、丁家冲、三溪口、李家湾、梅海垱、黄家坪、向家畈一带，其土地所有权都掌握在富家大户手中（解放后均将其划为地主、富农、工商业兼地主成分）。诸如罗海珊、张海如、刘甫记、傅玉田、任耀堂、杜渭川、刘元雨、刘元波、胡玉山……犹以刘、胡、杜三大姓氏地主掌握着大片土地。首富刘甫记，其除在住家洛溪河边拥有大片上好良田（其中有数百亩水田）外，在龙潭桥、樟树湾亦有为数可观的水旱田。他的坐骑是一匹枣红马，颈上挂有4个铃铛（一般大户人家的坐骑颈脖上只挂有一个铃铛），刘乡绅每当看课、收租、议事回家，从不远处传来的铃铛声中，其家人和周边邻居都说道：“四老爷回家了!”那种有钱、有田、有势的傲慢扬在风中……

在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卵翼下，发育出的是地主豪夺农民土地。农民只得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而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过着收租、役奴、不劳而获的生活。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打长工，有的打短工，有的佃田交租，无法温饱。地主锦衣玉食，在十里八乡拥有话语权、治理权，他们定租、定税、赋徭、赋役，掌握乡规民俗，驱使多数农民为其耕种，而多数农民在生产之外，还得兼做挑夫、出脚力、抬滑竿、赶骡马，维持生计……

1949年，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边城人民获得解放。在随之而来的土改运动彻底砸碎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边城农民分得了土地。而在此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个体承包制”为主体的新型土地所有制和使用权关系确立。广大农民再一次从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中解放出来。边城热烈高歌，一时，家家户户有了相应数量的土地数十年的使用权。他们惜土如金，争分夺秒挥汗劳动，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景，创造了百年未有的富庶奇迹，而今，边城山民家家丰衣足食……

回想上世纪中叶至1978年，在人民公社化时期20多年的集体经济时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边城人民与天斗、与地斗，大兴水利建设，围垱修渠，高山引泉，开荒造田，一时，红旗漫卷，山河沸腾。红岩河、柳林河、干沟河、洛溪河、洈水河畔的大型转轮水车日夜提水，拖拉机、抽水机，马达声日夜轰鸣。向高山要粮、向山坡要粮、向湖泊要粮，以粮为纲，备战备荒，那是怎样的一幅壮丽图景。晨曦里，夕阳下，炊烟缭绕，喜看稻菽千重浪。打谷场上，老牛拖着带楞的石磙，悠然转圈，农人扬起木制的掀板，向空中抛洒，扬起沉甸甸的谷子，微风吹开秕谷和空壳，半圆形的“月牙”晾在银白的禾场上。风车吱嘎吱嘎，钢筛凌空飞架……入夜，一挂印斗打上白色的灰记，留下神圣而庄重的界限，这是集体的粮食，人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背后，是孩子们的欢笑，社员们的期盼。就这样，春风绿了，盛夏热了，秋风涌起，冬天来了，年复一年，人民公社给边城人民以平等分配的原则，给富人与穷人同样的注脚，那是理想的社会，还是被斥为“荒谬”的年代，历史自有评说。

1978年后的边城农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个体承包制为主，家家都有一洼良田。种田能手能让亩产达到800公斤。一家一户，山林田水都有自己的界碑界桩，井水不犯河水，或者说河水倒灌井水。人民享受着人民公社时代水利建设的红利。经年，水利失修，灌漫废弛，一家一户，征服自然的能力弱了，相当一部分山民因农耕再也养不活一家，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就井在乡，弃农务工，空槽老人多了，他们在田间地头踽踽独行，望眼欲穿；留守的孩子多了，他们带着那少年的迷茫，思念远方，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书山与学海中不经意徜徉。

党的十八大以后，边城政府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展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贫，边城（刘家场镇）于2020年官宣脱贫。继而，开展起全面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边城的农耕图景又是怎样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历史总是起起伏伏，曲曲折折。但愿天遂人愿，苦罕的山民饱腹之外，亦睡得安稳。永远不再有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之感！

三、手工坊

以传统农业相伴相生的是手工作坊。它是边城上世纪又一幅别开生面的生产图景，更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下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不可分割的工业板块。其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及传统农业融合共生，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缓缓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现状，并推动着生产力低速前进。

边城西部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山坡地段沟沟坎坎，农家小户除了种植玉米、红薯、油菜、土豆、绿豆、芝麻和蔬菜等农作物藉以生活外，还遍地种植桐树和乌柏（木籽树）。每年秋冬，桐子、木籽成熟季节，满山、满坡、满沟、满岭，红叶彤红一片，待到白色木籽成熟采摘期，那白茫茫、一片片、一簇簇的木籽，宛如蓝天白云挂在天边，萦绕山峰之间，尤为壮美养眼，震撼心灵。山民们赶上采摘季节，便挑着自家编制的竹箩筐，背着山区特有的大篾背篓和其他采摘工具上山了。最主要的采摘工具是绑着长长竹竿的剔刀。山民采摘时，手执长长的锋利剔刀，对准所采挂满如白玉般的木籽小枝，然后用力往上一顶，那一枝枝木籽便掉落地下。干这种活叫“柯木籽”，待整根木籽树柯完后，又转向下一棵。接着，便将地下的木籽枝一一捡拾，装入箩筐背篓，然后肩挑背扛回家脱粒晾晒收贮。那时，山中大多数农户，每个家中都拥有数十棵桐子树和木籽树，收获后的果实就成了各家的一笔收入。

加工这些桐子、木籽、菜籽等油料的一座座榨房便应运而生，布满各个原料产区的集散地。边城及边城周边地区高峰时竟有数十座榨坊，其规模较大、生意兴隆的当属：张海如、胡德斋合伙的山溪口榨坊；猪狗坡上方有刘兴寿经营的杨家湾榨坊；孙楚桥老板开设的庆贺寺榨坊；离城区一公里的孙和记榨坊；柳林河河边的付同利榨坊；老街街尾靠近弯潭的刘甫记榨坊；周边则有卸甲坪徐永春榨坊、油榨口榨坊、陈家场榨坊、黄林桥榨坊、桃树（三望坡）榨坊、险桥榨坊及方家坪茅坪河对岸的熊家榨坊。在林林总总的榨坊中，唯有在冯家窑半边街上的“向家榨坊”和老街北街的“街头榨坊”及为这些榨坊打制榨箍子的“桂氏铁匠铺”最为知名。

（一）向家榨坊：

向家榨坊由向氏先辈向显凤、向显文兄弟于清末民初创办。颇具规模：计有八大间厂房，四架榨筒。期碾槽、碓臼、风车、筛子，团窝、蒸窝、蒸灶等生产工具一应俱全。向家常年雇请榨匠师傅、赶碾、冲碾以及季节性杂工二三十人为其加工油料。

1931年，乙亥年夏季，柳林河涨大水，冲毁了厂房，使这座兄弟榨坊受损严重，元气大伤。经两兄弟协商，向显文脱离榨坊，另起炉灶，择地再建一座新榨坊。向显凤则在原址重建，恢复生产。时间不久，经过整修一新，更添新设备，重新开榨的向家榨坊的榨声和榨匠师傅的吼声，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再度在冯家窑半边街哄哄响起来……而每当桐籽、木籽、菜籽、芝麻、茶籽等油料作物成熟季节上市前，向老板就开始精心筹划安排起来。诸如，腾清仓库，清除榨筒油垢，检查榨锤是否松动，备足铁榨箍，大抬缸，木油桶和筛箩器具等，并且养壮拉碾的水牛，码起高高的草垛，以保障水牛食用。

而今，70年过去，卓具收藏意识的村民周爱东夫妇，收藏了向家榨坊的大榨筒、大油缸和一应榨具。他们说，出再高的价钱也不卖。他们在向氏榨坊的原址上，承续着农耕文明的根脉，他们要守着村里老辈人留下的老物件，保留一份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乡恋、乡情和乡愁。此情此怀何其悠远博大。

（二）北街榨坊：

在边城（古）北街街口，有一座由三望坡人、曾任国民党乡长的任耀堂开设的一座榨坊。这座榨坊由北街商人刘子淑创办，刘因食鸦片，被国民党禁烟局所枪杀。任耀堂在刘遇难后接管了这座榨坊。榨坊由一道院墙围住，院内有一口小堰塘，塘边有一棵大冬青树。院内还置有大石圆碾和石碓，石磨大碾盘有黄牛、水牛拉动，碾压桐籽、木籽、油菜籽，以及榨油原料。土木结构的高架屋榨坊内，一字摆开几架由粗大滚圆的皂角树制作的硕大榨筒，高架屋梁上吊着几副打榨用的撞杆锤。开榨前，须对收购入仓的桐籽、木籽原材料进行晾晒、火炒、碾压、碓冲、过筛、气蒸、然后做饼上榨，再用榨箍围实固定，接着由榨匠师傅双手紧握吊在屋梁上的长木撞杆（杆上下垂一个重达六十斤的大铁榨锤），屏呼敛吸，退仰身体，箭步前冲，大吼一声，倾尽全力，猛然向榨筒上嵌入的木榫撞去。由于撞杆的巨大冲击力和木楔不断的嵌入，一圈圈内收紧缩的铁榨箍便被挤压，然后，便溢出了黄晶晶的油料，缓缓地源源不绝地流进渣筒下的大木油桶中。每天，油榨师傅的吼声、榨杆的撞击声，便汇成了北街特有的交响曲。各种油料飘香，弥漫满街，年年岁岁，经年不息……

而在市井，每天肩挑手提、推着鸡公车、骑着骡马送货取货的顾客便塞满了北街街头，络绎不绝，油料生意购销两旺！

（三）桂氏铁匠铺:

边城半边街上的“桂氏铁匠铺”，从爷爷桂国材（会武功）开始起炉开锤，然后传儿子桂家安，到了第三代孙子桂昌柱、桂昌良，两兄弟铁匠手艺炉火纯青，享誉湘鄂。桂铁匠（兄弟）所打制的刀锄斧镰等铁器，质优价廉，除了满足周边用户外，还远销到周边县市。桂家打制的铁榨锤，更是当地一绝，成了众多榨坊非桂（产品）莫属的不二选择。本地和外地小贩则将桂家榨箍贩运到了上至恩施、宜昌、五峰长阳、宜都一带，往湖南则经冷水街卖到了澧县和石门一带，往下则销至本县西斋、街河市等集市和邻县公安，过长江便销往了江北各县市。

前文提到文峰先生的《童年纪事》，其中亦有这样的记述：“父亲便为近邻的大户人家担任挑夫，地方上俗称挑八根系（绳子），挣点家用。一次腊月间，父亲由冯家窑曾宪堂（从曾宪贵铁匠铺进货）押货，挑榨箍子送到洪湖，曾老板一道同行。货物竟然半路遭抢，父亲只得拿着一根光扁担回家，紧赶慢行，日夜兼程，到家时已是正月初二晚上，母亲一见，喜出望外，听父亲述说半路遭抢以后，母亲惊出一身冷汗，直道：‘平安就好!平安就好！’至于所欠钱财也只有等开年后多给人家说些好话，宽限时日，慢慢还来——文中这个真实的叙述，印证了民国时期边城的铁匠铺（含桂氏铁匠铺、曾宪贵铁匠铺、贺炳炎参加红军前打铁学艺的“向元丰”铁匠铺等近10家铁匠铺）技艺精湛，远销外地，享誉湘楚，不为妄言。

除此，与边城农耕文明同时伴生并相匹配的手工作坊还有铁犁厂、籴米厂、油厂、漆具厂，不一而足，在此不必赘述。这些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低下的农业生产力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而止于上世纪末，农业机械化程度虽然有所提升，依然是一卷束之高阁的蓝图。只有到了本世纪，举国上下才飞速发展起来。而边城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却任重道远！

王夏子，1956年生于湖北松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作家》杂志编务总监，现任《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逾5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