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时代的幸运儿 ——我的人生回忆 胡文吉

时代的幸运儿

——我的人生回忆

胡文吉

一、幸运地活下来了

我1951年出身在湖北松滋农村。父母是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社会地位。我是长子，10岁时两个弟弟夭折，11至16岁又有了三个弟妹，家境贫寒。

我记事后，长辈们就告诉我，我是母亲怀我七个月，在禾场翻谷子突然发作生产的早产儿。母亲本身还不到17岁，身体瘦弱，我更是瘦小得可怜，用布片包着，就像包的一根油条，头骨还未长完整，摸起来是跳动的。早产儿，我爷爷奶奶已经去世没有老人帮助哺养，母亲还是未成年人没有养育经验，襁褓中的我经常高烧昏迷。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我不会活下来。听说有一次我高烧昏迷，父亲出去找医生，走到屋旁竹园，邻居把我父亲喊回来，说不要找医生了，伢已经走了（指已死了）。父亲返回来，已感觉不到我的呼吸，但摸手还是热的，不忍心扔掉我，就放在床头听天由命，奇怪的是后来我又恢复了呼吸，幸运地活下来了。

1958年，我到上学的年龄，秋季开学自己到学校报名上了学，大弟弟5岁，小弟弟3岁。这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早上，我们都起床了，唯有大弟弟没有起床，父亲就到床边去叫大弟，喊了几声没有回声，就把被子掀起来，只见大弟已冰冷冷躺在床上，没有了生命迹象。顿时一家人嚎啕大哭，大弟就这样与家人阴阳相隔了，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病夺走了大弟的生命。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峻的一年，生活物资极度贫乏，经常是吃了上餐愁下餐，以树皮野草充饥。小弟生病无药救治，加上严重营养不良，小小的身躯皮包骨头，慢慢奄奄一息，至今我还记得母亲边喂水边呼叫小弟的乳名边哭，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小弟离开了人间，原本有的三兄弟，仅没指望能活着的我还活着。

临近春节，生产队的一头老耕牛被冻死了，按人头我家分得一斤牛肉，父母处于极度悲痛之中，没有心情去领这点仅有的过年物资。队长叫我去领回来，过了个冷淡而悲惨的春节。那些年缺医少药，活着的我感冒发烧是常见的，我记得多次高烧到意识模糊，整个人处于天旋地转之中，身体极度虚弱，走路摇晃，不得不扶墙或靠支撑物走动，从没有看医生弄药吃。有时母亲去找算命先生，报出生庚八字，算命先生手指一番拨弄后，指点晚上什么时辰什么方位多远距离，去烧纸香祈祷驱鬼神保佑，其实我完全靠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了。

1962年后社会生活状况逐步好转，到1967年，我又陆续有了三个弟妹。1970年我有幸参加了工作，后在县城做到科级干部，有亲戚无不感慨地说：“文吉呀！你真是算命大，生下你都没指望你能活，你不仅活下来了，还做了这么大的事。＂其实我算不上做了什么大事，但在那一代的农村老人心目中还算一回事。现在回忆起来，我能够活下来也真的是幸运，而且在我有血缘关系的同辈人中，我的智商还算高，读书成绩算是最好的，工作适应能力也可以。现在年过古稀还健康地活着，过去有“养七不养八＂的说法，不知是否还真有点道理？

二、成长中的幸运

上小学时，我就要带弟妹、做家务和放牛，经常是上学前把牛草割好，放学后用背篓背着弟妹放牛。父母为了挣工分，在生产队出工是日出日落非常劳累，我肩上承担这些是必须的。

我做什么都很用心，生产队的牛我喂的膘肥体壮，还能挣些工分，带好了弟妹让父母省心，可多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学习也很努力，成绩班级名列前茅，1964年小学毕业，因为已有两个三岁以下的弟妹需要我带，确有困难而放弃了升学考试，班主任惋惜地说，你毕业成绩语文第一，总成绩前三，考初中十拿九稳。但没有办法，只能羡慕考上的同学去继续学习。

当时初中在区公所所在的集镇，全部是平房，也没有围墙。我每次上集镇路过时，就扒在教室窗户边听老师上课，老师驱赶就蹲在地上听，还用树枝作笔在地上比比划划老师讲的内容，但终将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到家虽然带弟妹、放牛和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但不忘看书学习，只要是能借到的书，那怕缺角掉页也爱不释手地阅读。曾经几次背着弟或妹痴迷看书，导致屎尿拉在背篓受父母批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均极度匮乏。经过1962年到1964年恢复期，社会经济初步得到好转，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此时，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生活需求日益增长。1964年秋，为顺应民意，原王家桥区麻水公社双坪大队（现乐乡街道办杨树河村）党支部决定，组建一支民间文化艺术团队，聘请当时在松滋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比赛表演中获得过优胜奖，且在湘鄂边界享有盛名的民间文化艺人乔大祥，训练舞狮、踩高跷、耍拳术、玩柴火（耙头，大刀，双剑）。训练队伍拟定20人，个人报名，师傅面试，党支部决定。我因辍学在家，以热情好学的心情报名，被师父选中，党支部批准参与该文艺队的学习，年仅13岁，幸运地成为队中最小的学员，成为民间艺人乔大祥的关门弟子。师父乔大祥当时已年近花甲，一生擅长舞狮（又称跳狮子，玩狮子）、耍耙头、大刀、棍棒、双剑踩高跷等。技艺高超，绝技频出，闻名湘鄂交界。经师父口授，我们学习训练的是由“汉寿亭侯关武夫子”（关羽）所创立、传承、发展而来的。因为我年龄最小，主要学习耍拳玩剑，锣鼓队敲锣打鼓，场地表演时跑武场，演舞台剧，为舞狮爬高台敲锣打鼓、呐喊助威等，是文艺队少年活跃分子。那个年代缺乏文化生活，每逢节假日文艺队巡回演出，特别春节，从腊月二十四小年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文艺队挨家挨户入户拜年（地富反坏右家庭除外），跳场地舞。晚上每个生产队轮流夜场表演狮子爬高台、踩高跷、演舞台剧等，围观民众挤得水泄不通，用煤油吊或用柴火稻草扎火把燃烧照明。平时，当地百姓家中的红白喜事，我总是锣鼓队成员，作为最小的文艺活跃分子也从中得到了学习锻炼提高，当时当地的民众也称赞我“这个小伢子不错”。

更幸运的是1965年秋，我所在公社新办农业中学。招生负责人正好是我小学毕业时的校长和班主任，他们第一时间到我家，找正在耕地的父亲恳请允许我去报考，父亲终于答应再困难也让我去读书。我欣喜若狂地报考，被录取，圆了我的求学梦。开学就被指定为班长，我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边协助老师管理班级，是学校里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1966年文革兴起，初中学校学生不可避免地参与活动。我作为班长，是各种活动的组织或参与者，当时地方上组织活动多是我代表学生发言。这年暑假，文革活动渐入高潮，当时的区委委员、公安特派员到我所在大队驻队组织红卫兵队伍，挑选20人组建红卫兵小分队，他是我首次接触到的最大官员。挑选的对象要根红苗正，各种表现好，由群众推荐，大队党支部同意，由区委领导定夺，我又幸运地被选入红卫兵小分队，年仅15岁，是最小的分队成员。当区委领导将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带在我手臂上时，心情无比激动，非常自豪和荣幸。有机会参与各种活动，对自己的活动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9月份学校开学，10月份全国大串联，县里选派初中以上学生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时县级以下学校是有序组织，由学生推举，教育部门审核确定。全县选派了近1000名师生代表，按部队编制为团、营、连、排、班，我又幸运地被选中，并担任小班长。1000多人在县城集中后举行欢送会，每班配备一面统一制作的红旗，12人为一个班，三个班为一个排，每排乘一辆卡车，30多辆卡车的队伍，红旗招展、浩浩荡荡，街道两旁师生及群众夹道欢送，县长亲自送行至松滋口长江码头。代表乘船直达省会城市，次日乘火车直达北京，驻在天坛公园临时芦席棚里，由解放军派人接管进行两天军训。

10月18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四次对红卫兵的检阅，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共达150万人，每人都手捧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一片红色海洋。我们被安排在东长安街，现在的公安部大门前，离检阅行车道较近，大约七八人前就是检阅车道。当天安门城楼高声喇叭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开始检阅的喜讯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乘敞蓬车从西向东缓缓驶来，只见毛主席身材魁梧，站在敞蓬车中间，一手扶着车栏板，一手频频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毛主席红光满面神彩奕奕，所有受阅红卫兵都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个个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目送毛主席车队驶离，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检阅结束后，又先后到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学校，和中宣部等中央机关听文革形势报告、看大字报等，共12天后返回学校。县、区分别举行了欢迎大会，公社组织初中和小学全部师生及生产队以上干部代表夹道欢迎。在欢迎大会上我作为代表发言，热情洋溢地汇报了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盛况及感受。15岁的农家儿子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当时的民众都非常羡慕我们，按现在的说法是受到了“热捧”。

回校后组建了红卫兵组织，冠名为“灭资兴无”战斗兵团，我任团长，组织或参与学校和当地部分活动。因为我们先期组建的红卫兵组织成员，都是各方面表现比较好遵规守纪的学生，有组织地参与文革活动，与造反组织学生相对立，经常针锋相对地辩论。记得1966年寒假前夕，王家桥中学名为“大公无私战斗兵团”造反组织头头到我们学校串连，发动造反，我以本战斗兵团头头之名与之展开辩论，两人在乒乓球桌两端站着作辩论架势，不料对方开口就出现口误，说“我们大私无公战斗兵团”，话音未落，我机智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你们胆敢散布大私无公的资产阶级言论”，对方自知理亏，无以对答，灰溜溜地离开了，我方大获全胜而欢呼雀跃。1967年初，造反派夺权后，我们的组织被定性为保皇派组织而解散，这批学生也转入了正常学习。正因为农业中学在基层，而没有遭到城里中学停课闹革命的厄运，完整读完了三年学业。

1967年初，文革进入批判资本主义走资派，夺走资派权的阶段。区造反派组织批斗大会，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初中学生参加。会上批斗区委区公所主要领导，会后举行走资派大游行。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主要干部都戴高帽子，由各公社书记领队游回各地，沿途高呼“打倒走资派”等口号。高帽子的骨架一般是篾扎的，我们公社有几个造反派，不知从那里弄了个由农村整谷用的钢筛中的钢丝网卷成骨架，粘糊了个高帽子，戴在领队的公社书记头上，顶端还挂了条短裤头。勒令书记手提铜锣，不时地敲打，敲一声就要喊一声“我是走资派某某某”。我看见书记一手提锣并往上撑住钢丝网，一手要握锣锤敲打，十分不便。我认为这是故意的恶作行为，戴在谁头上都是折磨，趁那几人离开不注意时，把钢丝高帽子扔到了路边山林中，顺势把后面一个干部的篾扎高帽子戴在了书记头上，都没说什么，书记盯住我看了几眼。游行活动结束后，与我聊了会革命形势和革命理想等。后来，书记只要见到我都与我主动聊聊这些，视为文革依靠的学生代表。我经常在各种大会上以学生代表身份发言，提高了自己的组织活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又受领导和群众好评，称赞我是个诚实又较有能力的伢子。

1967年下半年，县里召开年度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公社推荐代表名额10名，全社生产队长会上推荐，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推荐会，当主持会议的书记眼光扫向我时说：“我提议学生代表小胡为出席代表。”就这样16岁的我，幸运的以全社最年轻的代表出席，可能在全县也是年轻的。当时文革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会议期间县一中几个造反派学生，到我们驻地发动造反，并企图冲击会场，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站出来与他们进行辩论，痛斥他们无理干扰会议正常进行的行为，当这些人扬言“把这小子架走时”，参会领导和代表保护我离开现场，藏到较为安全之处，因此，参会领导与代表进一步加深了对我的认识。

1968年7月，我初中毕业，9月公社安排我担任小学教师（民办），69年指定兼任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文书，武装部长任连长，书记任指导员。连队配备了三挺轻机枪，竟然交由我保管一支。其实连队民兵有很多退伍军人，我年仅18岁，又没当过兵，这无疑是对我的高度信任。我也不敢怠慢，每周检查一次，睡觉放枕头下。约半年后上级命令上缴，我完好无损交给武装部，受到嘉奖。其间我还兼任过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队长，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到各生产大队巡回演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后来任过成都军区13集团军副军长代军长的谭振亚将军当时也担任相邻的笔泉公社文艺宣传队队长，我们两队还互相调演，那时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能够独当一面组织这些活动，是那个时代提供的机会，是时代的产物，是领导的认可培养和期待。自己尽最大努力去做，幸运地让自己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在当时当地也算是崭露头角。

1969年，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我随校到大队继续任民办教师。1970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大队书记在教室门口通知我到公社去做事，去了才得知安排我为公社新组建的贫宣队成员，具体工作是驻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协助抓革命促生产。

我到公社之前，原党委书记、副书记已调离，新任书记和副书记与我没有任何交际。后来，听说是原书记交接工作时，在后备干部名单交接中我被列入其中，加上留任领导（武装部长）推荐的。我到公社后，并未直接住队，跟随新任领导负责上传下达、会议记录、收集整理工作情况、新闻通讯员等勤杂事务。我勤勤恳恳，认真做好每一件事，从不休息，得到新任领导们认可。当年10月份，两位书记对我说：“你特别勤奋，表现很好，填个入党志愿书。”边说边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递给我，我既高兴又激动。那是1966年文革以来党吐故纳新要发展的第一批新党员，我认真写了入党志愿书，填好志愿表。那时政治审核严格，我姑父曾做过和尚，我认为是封建迷信的社会关系就填上了，领导们说：“你啥这么老实，做和尚填什么，重填。”履行程序后上报上级党委，经考核，于当年12月中旬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那时取消预备期），同时批准吸收我为国家试用干部，两份通知同时下发后，调任区公所办公室为统计助理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人生幸运地开启了新阶段。

三、不忘初心，不负时代对我的选择

我出身草根，是那个时代选择了我，改变了我的人生，所有培养我的领导，没抽我一支烟，没喝我一口酒。自从走上工作岗位，我始终怀着感恩时代、不负时代的信念，以诚实的人生品格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为立人之本，做本份人做本份事，以诚信待人，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取信于人，取信于组织。不论走到哪，在什么岗位上，都坚守初心，认真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把努力当做习惯，把责任当做使命，不媚上，不欺下。在区公所办公室工作期间，既是文秘人员又是勤杂工，没有休息日，需要时日以继夜地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除夕都是上午回去与家人吃个团圆饭又到岗位值班。1972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出席全县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73年，选任为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我全力支持一把手工作，维护和执行集体决定。分管过农业生产和农村财经，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所有制形式是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实行有计划安排。分管这些工作，任务重、责任大，田怎么种，种什么，群众生活的安排都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分管农业生产时，为了抗旱保苗，日夜奔波在水渠上分配水源，曾经三天三夜基本没睡觉。分管财经工作时克服唯上的左倾思想（那个时代左倾思潮是主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全公社近100个生产队，约万人的粮食分配发放，都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逐一算账安排，既要完成国家公粮任务，又要保证群众基本生活，基层干部群众夸我年纪轻、思想稳、实事求是。

1974年底，区委将我上报为年度优秀干部，县委组织部派员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考核。春节后，选送到原荆州地委年轻干部培训班学习。那时是大荆州，13个县市，参加学习的40多位学员都是基层年轻干部，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及干部科长亲自与每位学员谈话，可见对学员的重视。结束学习回县委组织部，时任县委分管干部的领导和组织部长给我谈话，准备调我到县里工作，让我先回王家桥边工作边等通知。当时自己只知道认真做事，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调县里工作根本没当回事，一段时间后区委组织委员告知我，县委组织部曾下调令到县里工作，可王家桥区委领导把我留下来了，自己也毫无怨言。后来，那届地委年轻干部培训班学员，绝大多数都担任过县、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

1975年下半年，行政区划撤区并社，原王家桥区改设为王家桥公社（后改设为镇），我被提提拔为党委委员、公安特派员。前任就是我9年前文革初期接触到的最大官员，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时年24岁，是全县最年轻的公安特派员。那个时代公安特派员一人，全权负责所辖行政区域的治安维稳工作，我年轻又是本地土生土长，公安特派员身份在社会上的威望，对不法分子的威慑力，自然远不如我的前任老公安，对我是极大的挑战。

上任不久，上级选送我到湖北省公安干部培训学校（现湖北警官学院前身）学习。主要学习公安基础工作、治安管理、刑侦技术、逻辑推理等。学时四个月，通过专业基础知识的培训，增强了我做好本质工作的底气及适应能力和信心。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首先抓的是基层治安管理队伍建设，镇级层面当时还没有政法干部编制，我请示党委在镇属部门，抽调两名员工，以政法干部身份协助我的工作。各大队（村〉配备一名专职治保主任，要求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各部门指定一名兼职治保主任，集中进行学习培训，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业务能力上，加强基础管理队伍建设。其次是组织联防联控，定期和不定期召开联防联控会，加强村与村队与队的交流与协调，形成治安管理层层有人管，事事有人抓，较好地控制社会治安形势。

1976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西斋镇参加县公安局组织召开的特派员工作会议，突然接报辖内兰坪大队发生了杀人案，我立即与县局刑侦人员赶到发案地，在县局分管领导统一指挥下，迅速展开侦探破案工作，通过深入走访摸排，确定重点嫌疑人，调查取证，三天内破获了该案。抓获杀人犯后，县局局长高兴地对我说：“胡特派，祝贺你一炮打响，旗开得胜。”其实破案归功于县局领导和刑侦技术人员，但我作为当地公安特派员也是如释负重，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罪犯被判处了死刑，民众无不拍手叫好、奔走相告，极大地稳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治安局面。

后来，辖区内又发生几起商店被盗案，还有民众家里的猪、鸡、粮食被盗案发生，对我这个年轻的公安特派员也是考验，我和政法干事，抽调凣名有关的治保主任组成专班，立下军令状，不破案不罢休。通过专班摸排线索与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相结合，很快确定了重点嫌疑对象，在嫌疑人住处查获了挖墙拱洞的作案工具，缴获了肥皂、火柴、毛巾等物，在铁的证据前，以一名因盗窃被判处过五年刑罚的惯犯为首的盗窃团伙被挖出，破了一批新旧案件。通过公捕公判活动，既惩罚了犯罪又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稳定了社会治安，民众对我这个年轻的公安特派员也刮目相看，受到了上级公安部门的通报表彰。

1977年2月，我接到上级组织部门调令，到荆州行署公安处工作，在当时当地一度有很高的知名度，民众中流传胡特派因工作有政绩，越级调行署公安处了。调令下达后，我仍然坚守在当时党委分配的工作岗位上不动摇，一心一意奋战在新江口至王家桥供电线路和变电站建设工地上，拖延了四个多月，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的领导与我谈话：“不去不行了，地委组织部批评我们怎么搞，一个干部都调不动。”我说那就去呗。

在地委组织部和公安处报到时，通过对我的工作谈话才得知，因为当时武装警察部队由军队武装部门移交当地公安部门管理，公安处成立民警科增加几名人员编制，考虑到当时公安部门正值文革后恢复重建不久，人员结构多为转业复员军人，需要从基层选调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充实干部队伍，从名单中理出我是全地区最年轻公安特派员之一，经过考核而选中的。与其它几名被选调的干部一样，并未分配到民警科，而是被视为骨干，分配到其他业务科，我被分配到治安管理科。这几人常以带队人的身份到各地工作，加之我曾有过地委党校年轻干部班培训经历，前途看好。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让我在公安处安下心工作，处政治部也给爱人联系了行署所在地工作单位。

正当我在公安处工作顺风顺水时，不幸的是三个月内，身在农村的父母先后病逝，留下三个未成人的弟妹。父母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是几个未成人的孩子，临终遗言都是说“三个小的就靠你了”。为了完成父母对我的嘱托，把未成年弟妹拉扯大，我选择宁愿牺牲个人前途，也要调回原籍，并得到爱人的理解与支持。当时公安处领导十分关心我，挽留我，说可以长哥当父长嫂当母为理由，将三个小弟妹转为非农户口。虽然如此，但是都到行署地困难太大（自己已有一个小孩），几经申请，并当面与当时的副专员，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处处长恳求，最终批准我于1979年下半年调回了原籍。通过组织部门明确要求，我不能离开政法战线。回来时正值重建检察院，我被任命为院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后在县检察院工作7年（其中在松滋师范学校脱产学习两年），任办公室和起诉科负责人。1986年任新江口镇党委副书记，1991年中国银行选调一名党政干部，我有幸调入了金融机构，先后任县市级支行副行长和行长。我所有的工作期间，所在工作岗位，多数年度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后两次嘉奖晋级工资（2％的指标〉，工作经验曾被上级推广，分管的工作部门曾被评为省级先进。父母去世时，未成年的三个弟妹，经我们夫妇二人共同照顾，都先后参加了工作。为了家庭的兄弟姊妹，我牺牲了政治前途（当时选调到行暑公安处的其它人均升为县处级以上），但我无怨无悔，把完成父母遗嘱视为对父母尽孝，对弟妹尽到了责任，是我应该做的，人生没有留下遗憾。

回顾我的人生，总觉得是时代选择了我，给了我改变人生的机会。自幼受到良好家风教育，在艰苦环境中磨炼成长，养成了性本善的基本修养，形成了勤奋努力的良好习惯，珍惜了时代对我的选择，把握住了转变人生的机会，虽算不上成功人士，但自己与自已比很满足。我感谢党组织和老领导对我的培养和选择，退休了他们也都耄耋之年了，当去看望或聚会忆往昔时，他们总是说不是我们个人选择了你，是那个时代选择了你，你也没负时代，是你自己诚实厚道积极勤奋努力的结果。他们现在大多都已去世了，我很怀念他们。

应该说我是一个起步比较早的国家干部，24岁为副科级，曾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我进步晋升很慢，很多同事同学都高升了，都评价我只知道埋头做事，不善于研究人际关系，劝告我凭自己的资历和精神早该上去，不仅要实干还要巧干。我自己也明白在上级领导心目中论工作还有点地位，论个人关系没有地位。但我不为之所动，坚持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路，自己出身草根，已经很幸运，知足了，没必要去巧干，我也不知道怎么巧干，非常反感那些拉关系搞攀附投机钻营的人。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把子女培养成人成才就是我最大的责任。记得一次一位上级主要领导，也是我党校同学，到我所在单位调研，我是主要陪同人员之一，但恰遇我孩子学校晚上开家长会，我选择了放弃陪领导，而去参加家长会。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与领导建立关系的好机会，但我认为敬重老师、关心学生成长比陪领导重要。我虽然没得到重用，职位也不高，但看到有些晋升较快的人最终受到了查处，受到了法律制裁，而自己过得自由自在，反而很庆幸坚定走自己的路。

现在，我已过古稀之年，与老伴退休金中等偏上水平。两个女儿也较争气，都大学毕业，分别在省城国有银行和京城国家部委事业单位工作。我经常以自身经历告诫她们，不论谁当你们的领导，只管做好自已应该做的工作，靠自己努力最靠谱，升不升迁无所谓，平平安安最重要，人生价值不在于职位有多高，而在于做有价值的事，多吃苦多耐劳最终不一定吃亏。她们也是这么做的，现在都是单位的骨干。孙辈的成长也让人十分欣慰。

我的人生是坎坷而又幸运的，现在过着自在悠闲的退休生活，一切非常知足。

胡文吉，松滋市老年大学文学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