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道的松滋人
赵锋城
五十一年后的2021年10月2日,我生平第二次去松滋。
去松滋干什么?这次肯定不是和当年那样当铁道民兵去修“气死帝修反”的战备路,也不是刻意去看什么洈水风景区,而是想完成两个埋在心底多年的夙愿:第一呢,是想去看一看当年待我们不是亲人犹似亲人的老房东以及他们的后代。第二呢,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是想去看看当年与我们铁路施工基地相距两三公里正在建设中的大岩咀水库——现在的“洈水风景区”。也正是那一年(1970),我还作为石首铁道民兵增援队参加过水库的抢修工程呢。
我们当年去参加“枝柳铁路会战”完全是用军事化战斗化的精神来武装头脑和编制组织序列的。县里的叫民兵师,师长陈万年,政委刘世德,全师有30000人。我所在的团山区称为团山团,团长是胡礼林,政委王扬忠,全团有5000人。小公社称为红建营,营长刘堂林,教导员张家林,全营有800人。最基层的按原大队的组织形式称为连,有140多人,连长赵明华,魏少建、汤启发先后任指导员。我们连全部分在西斋区团结公社(大岩咀公社)七坵二队刘家台,刘家台住有七八户人家,本来就不宽敞的农户却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表现出了非常欢迎的态度,其中我们有六个人被分派在西间的刘绍南家。
刘绍南那时候50多岁,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典型的朴实农民形象。因为他比我父亲略小,我按他们当地的习惯称他为“绍南叔”。绍南婶个头较高、一副勤劳贤惠的家庭妇女形象,我和我侄志祥还有六队的四个人成金南、宓春明和昌兴哥兄弟俩,我们这六个人也都是很正直有文化文明意识的人,与这一家人很快就达到了“鱼水情”的关系。
刘家台的七八户人家的住户都是连在一起的,土墙,盖着黑纸瓦片,每间房约4米宽一开四进。绍南叔进门的第一间让给了我们,我们用土砖垒了个床,比起左右两边的睡地铺的民兵工友们那是优越多了。第二间是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子友源的房,第三间是他们的大姑娘(松滋语,指女儿)杏珍和二姑娘杏琼的房,第四间是厨房,他的大儿子已成家在外,二儿子刘兴华(这次联系的主要对象)在刘家场搞“常年施工”不常回,房子后还有一间猪屋和厕所。原本就不宽敞的刘绍南家一下子平添了6条大汉,这个房子的拥挤程度和不方便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们很快就觉察出:刘家人非但没有丝毫的不快感和排斥感,而且处处显现出对我们的友善和亲近。
我们到工地后不久的一天,因起床号响了我未及时起床,后来只能匆匆干完一个钵子饭后跟着出发上工地,换下的内衣来不及洗就扔在了床上。我还一直在暗自嘟囔着如果今天汗湿了哪来的衣服换呢,可等到我满怀心思收工回到家时,却见我那套内衣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我的床铺上。我问绍南婶这是谁干的?绍南婶笑笑说:“哦豁哪,你俩们结儿搞事捉力巴沙,是我要杏珍帮着和屋里的衣服一起洗的,如果不洗净晾干,你那么强的劳动汗湿了哪来衣服换?”我当时泪目了,这是一个慈母才有的感觉啊!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享受母爱(我三岁丧母)的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后来一连几天,我们六个人也都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这让我们实在过意不去了,于是我们开了个生活会:我提议以后大家得小心点,不能把脏衣服放在显眼的地方。我们没有给房东创造任何有效价值,但也千万别给他们添麻烦。
通过我们的努力,衣服是没办法跟我们洗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母女俩又开始帮我们洗床单被套。那时虽已进冬天,但十天半个月还是得洗一次才好,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没办法控制,因为我们每天不等亮就去了工地,根本无法确定天气的好坏去洗床单襣袱,只能听之由之了。但是,我们自己洗的晾在外面的衣服、晒在外面的鞋袜,大部分时间都是那个还在读小学的小妹妹杏琼跟我们收好叠好放在床上的。
就当时社会生产形势和收益分配来看,作为半丘陵山区的西斋区的农民生活水平而言,无论是我们家里还是我们铁道民兵的待遇,也可能比房东的生活水平要高一些。那时我们每天有五角钱的国家补助,吃饭是家里带来的粮食支拨单,是不需再用钱买的,所以每天五角除了每餐一角菜钱以外,还可省下两角买日常生活用品或可去西斋打哈牙祭,去尝尝那个五分钱一个的馋人的“油香酥”。虽然劳动强度大,但饭可以管饱,而且是不掺杂的光米饭。我看刘婶他们的一日三餐好像都是红苕混大米饭,尽管这样,我们有时还可以吃到他们专门用来待客的那种“糯香粑”。
记得松滋当地的糯香粑是先将糯米漫泡后磨浆,然后沥干,拌上姜椒佐料盐,加少许糖,装坛。来客人了就去坛子里用勺子搲出一些,做成圆粑粑,放锅里煎熟,那味道芳香四溢,令人垂涎,是西斋一带脍炙人口的美食。但他们自己一般不会弄出来吃,要等客人来后大家才可以一起吃一点。这么贵重的珍馐美馔,作为萍水相逢的我们,竟也能隔三岔五地尝到。
由于当时的战略口号是“修好战备路,气死帝修反 ”,大干快上修好铁路是为了“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所以我们所有参战民兵都不允许回家过年。我生平第一个在外地过的年就是在刘家过的,绍南叔婶做成了十大碗给我们六个人团年,当然其中少不了让我们回味无穷的“糯香粑”,使我们这几个离乡背井人的年味仍过得浓浓的!
我们是1970年11月6号(十月初八)乘东方红229号轮船离开石首于当晚11点到达松滋口码头的。然后以营(红建营)为单位军事化的行动步行45里,于次日凌晨5点到达新江口(松滋县城),天亮后在松滋中学食堂早餐后,随即开始了75里的长途跋涉,于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松滋县西斋区大岩咀公社七坵二队。我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抢晴天,战雨天。顶风霜,冒严寒。在那里“一万里太久只争朝夕”地干了四个多月,石首民兵师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完成了枝柳线西斋至澧县段的全部路基工程,湖北段指挥部于1971年3月18日发布民兵返回的命令。
说实在的,从未出过远门、而且刚新婚一月未满的我离家已四月余,一听说可以回家了,那肯定有归心似箭的感觉,但一想到刘家老小对我们的深情厚谊,一旦离别将意味着很难有再见,我就陷入了无尽的惆怅和迷惘之中。
3月19日,团部通知我们务必要早六点在七坵大队操场集合,然后仍以军事化的行动统一集中徒步返程。240里路程必须三天走到!凌晨三点,绍南叔婶及杏珍杏琼就开始忙开了。他们几乎将过年后积攒的所有腊货、还有前一天去街上买的一些鲜菜满满地做了一大桌十多碗,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都特别爱吃的糯香粑,为我们六人饯行。我们都心事重重的,谁也吃不下,但谁也不能不吃啊。我们就这么艰难地缓缓地耗着,直到军号响……绍南叔挑起我的行李担就走,走了几十米又换了我侄儿的,就这么将我们六个人的行李担轮换着挑到集合地点,直到出发的军号响才万分不得已洒泪而别……
一晃五十年,我也由青葱少年变为了白发老人,我们六人中的其中两位年长者也已过世,长我三十多岁的刘家二老也已可能不在人世。这期间我常常在想,当年生活本就困难的刘家人为什么对我们那么慷慨大方、那么亲切关怀、那么无私奉献?我坦诚地说,如果有民工因公住在我家,以我的为人处世之道也会对他们好,也会让他们认为我对他们好,但如果要好到以刘家为代表的松滋人对我们的那个程度与份上,那肯定达不到,想努力地达到也可能没办法达到……这是什么原因?我无法说清楚!
数十年来,尽管通信中断、信息全无,但“松滋”和松滋人在我心中始终有抹不去的影像,即使是在外地或者在家乡偶遇松滋人,总觉得有一种亲近感,总要问问是否西斋人或大岩咀人。
近几年,不断传来松滋农村改革发展及“新发展阶段”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消息,特别是我们曾经参战的“三线建设”的根据地西斋地区。据说西斋因为洈水河的风采已改名为洈水镇;大岩咀水库也因是洈水河源头构成改为“洈水水库”。“洈水风景区”就因为诸多原因让我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通过网络的帮助和各种信息的寻找,今年夏天,我终于打听到了原居西斋区大岩咀公社七坵二队现已改为洈水镇南闸村六组的老房东刘绍南的情况,可惜他们俩老已逝世十多年了。但幸运的是,在南闸社区肖义平书记的热心帮助下,联系上了刘绍南老人的次子刘兴华先生。我萌生了去松滋故地重游的念头,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烈。
国庆节当晚,我与“小房东”刘兴华取得联系并说明了次日上午我会携家人前往松滋洈水与刘家人见面,与他们兄弟姐妹聚一聚叙述离别之情。刘兴华先生很开心地与我达成了共识,并表示特别地期待与欢迎。我赶紧打电话邀约当年一同去松滋修铁路并同住刘家的大侄,他也非常激动,说自己也一直有此意,也是一直在多方打听刘家人的音讯。于是我们俩一拍即合,敲定了时间和路线,并决定由我们做东请刘家一大家子吃一顿团圆宴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
这一切显然是安排得有条不紊的。10月2号一大早,我和大侄、女、婿还有小孙子球球一行五人,还备了点石首的特产,由女婿凡清驾车从石首城区东岳山街出发,走藕池、上江南高速、过孟家溪、经申津渡进入松滋,然后下高速跨纸厂河、经杨林市、街河市于9点20到达久违的西斋(洈水镇)。
一路上,我和大侄难掩激动兴奋之情,争相回忆五十年前的往事。刘家人对我们的好,从离开的那天起,就一直烙印在了我们心上,即使岁月变迁,那些令我们感动的回忆仍丝毫没有褪色!
半个世纪的沧桑,当年的西斋已变成了洈水镇,当年的青石板街道已变为了柏油大道。当年的痕迹似乎只有洈水还在哗哗地流着,其它都已物非人非。此时此刻,再雅致的风景、再美好的回忆莫过于我能迅速见到刘家人。
但世上的事情往往不会因为你的热心快肠而变得丰富多彩,这其间有内因的影响,也有外因的变化,也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特殊原因。我从出发不久就开始联系小房东刘兴华,但直到目的地也没同他联系上,其他兄弟姐妹就更无从谈起。虽然下午我们才在西斋鲜鱼馆见到了姗姗而来久别重逢的刘兴华,虽然杏珍杏琼友源始终没有见到,但我坚信,刘家人是不会故意避而不见的,必然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甚或苦衷。即便如此,刘家人诚信友善的品质永远不会被亵渎,松滋人洈水人在我心目中淳朴厚道的形象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