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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散文】金色的童年(作者:) 李远谘

洈水小编胡杨 楼主 2020-10-12 16:42:29

金色的童年

李远谘


我是一名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七十又七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一名退休教师。我的童年恰逢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年轻的共和国充满无限的活力。我们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请看我的自传《岁月留痕》上篇  孩提纪事 有关章节。


1、私学旧闻


1949年秋,伯父李永福在家开了一家启蒙馆。先生是陈学安,又名屈飞,宜昌人。馆学设在敞亮的报厅内。一天,母亲带着我从一道厚厚的朱红油漆大门进去,穿过两重屋才到报厅。报厅的屋顶是飞檐翘角,门楣装饰是一扇扇雕花木屏风。报厅内两根粗大的枣红圆柱上,挂着一幅黑底镏金楹联:积德百年元气厚,书读三代善人多。檀香书案上摆放着青瓷描金古瓶,上方挂有孔子的画像。独特的陈设,显示出主人的家境、身分和人生追求。屋正中有一张书桌,面目清瘦的陈先生正襟危坐。他见到我们,站起来含笑点头。母亲先让我向孔夫子像行礼,然后再拜先生。简单的拜师仪式后,我正式入学。


我忐忑不安地朝上方一看,先生的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叠书,圆圆的笔筒里插着型号不同的毛笔,桌上还有一块大大的砚台。一把深红色的太师椅,椅背上挂着一根既厚又长的楠竹板子,据说是先生打不听话的学生用的戒尺,真吓人!先生的对面整齐地摆着几张方桌和书案,这就是课桌,围坐在这里的是本族的几个姐弟和几户农户的子女。有的正在咿咿呀呀、摇头晃脑地读书,有的正在一笔一画地描红。一个族弟见了我,还吐着舌头做鬼脸逗我笑。


父母亲是我最初的启蒙老师,学习方式是认方字块、背古诗……我从今天开始,要规规矩矩地坐在板凳上,老老实实地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当看到母亲离开的背影,我的泪水一个劲地往外流。


陈先生的声誉很好,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陈先生亲自为启蒙的学生,一个个打影本。开始是描红;尔后用薄薄的透明的白色学书纸套在上面写,这叫蒙书;最后是照着字帖临摹。每天的大字本发下来以后,大家都要各自数自己写的字,看先生在谁写的字上画的红圈多。如果先生在一个字上画了夹圈,这可是最好的奖赏。


报厅旁有两间一明一暗的厢房,祖母黄老太太和女佣秀姐就住在这里。中午休息时,我们这群李氏子孙,便飞进祖母的房里。双目失明的祖母,便让秀姐给我们端出沙豌豆、花生,一人各一小茶杯。秀姐很坚持原则,一视同仁,谁也都不多给。祖母心地善良,还专门备有万金油、仁丹、十滴水……假如哪个小朋友偶尔头疼、发烧或肚子疼,就可以得到及时治疗。祖母的客厅,是她念佛的经堂。每当她跪在地上对着神像念佛时,我们这些小家伙便一声不响,循规蹈矩地跪在老人家后面,闭着双眼,合着双掌,跟着祖母念佛。看到祖母吃斋,调皮的男孙们偶尔上演“恶作剧”,杰作就是在祖母的饭里,藏上一点猪油或一条小鱼。祖母的鼻子很灵,一端碗即闻出腥味。于是,我们几个男生便一个个被叫进里屋,跪在地上。她一个个审问,还要相互揭发。一天,刚好被伯父发现了。伯父十分生气,重重地打了那个堂弟。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陈先生教书,主要是教我们识字,不讲其意,也不教算术。不过,他唱读诗文自我陶醉时,一边摇头晃脑,一边抑扬顿挫地咏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小声地笑,先生决不责怪;如果开怀大笑,尤其是女孩子,先生一怒便重重地拍戒尺:读书人要讲斯文,坐要有坐像,站要有站像,特别是女孩,更要笑不露齿。他反复强调:李氏是书香门第,切切不可败坏家风。


我们最开心的是到屋后的楠竹园去挖鸡腿(根类似人参的草本植物,味略甜可食),卡棉粮蕻(野生月季嫩茎,脆甜可食)。胆子大的男生,居然跑到农户菜园里偷黄瓜……一名叫长海的男孩子,被菜园主人抓住了,状告到了学堂。


“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作贼!”平时很温和的陈先生,这下怒发冲冠,戒尺在桌上拍得几乎把笔筒震倒。“长海,去找邻居祚民借板凳。”当时,我们坐的全是椅子、凳子,没有长板凳。


板凳借来后,陈先生十分严厉地令长海,将裤子脱到膝盖下,人趴在板凳上,四肢垂下。女孩子吓得蒙住脸。陈先生举起楠竹片,一上一下噼哩啪啦地使劲猛抽,还要长海“一、二、三……”地数。先生每抽一次,长海的屁股便留下一条红记。长海杀猪般地嚎叫,嗓子都哭哑了。先生一共打了十下,再令长海系好裤子,去还板凳。


长海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先生一问:“长海,你讲谢谢没有?”老实巴交的长海照实回答:“没,……没有。”陈先生怒火又起:“不懂规矩,再去借板凳,回来再打五下。”一墙之隔的祖母,听到长海实在可怜的哭声,忙令女佣秀姐出来“讨保”。“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这回免了。大家可要记住,君子固穷,行窃之事切切不能做。”陈先生叮嘱我们。这是我第一次看打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不久,不知什么原因,陈先生辞馆回宜。


热心乡村教育事业的堂兄李远涛先生(曾任街河市中学训育主任),出资在街河市区金狮乡邓家铺牯牛棚创办了育英小学。


这是一所位于湘鄂两省、松澧两县交界处的完小。校舍建在山顶上。南、北两面是两大幢窗明几净的对称教室,西边是一幢办公室和先生们的宿舍。中间是平坦宽敞的大操场,篮球架、单杠、双杠、沙坑等简单体育设施俱全。房子是用土砖砌的,用石灰刷白,透出一股刺鼻的味道。课桌也是新的,油漆刷得发亮。全新的设备,令孤陋寡闻的山民耳目一新。因此,十里八乡的小孩子慕名而来,学校越办越兴旺。


我插班读二上,第一次坐在高桌子、低板凳的教室里。开设的课程有公民、国文、算术、常识、美术、音乐、体育等科目,我们感到格外新鲜。


一个金秋的下午,天高气爽。坐在教室里的我,两眼漫不经心地随意往山下一瞅,只见父母亲打着凉伞,上学堂看我来了。


我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正在讲课的先生拦都没拦住,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我打乱了。父母亲十分生气,铁青着脸:“远谘(入学以后,家长再不喊我的小名),你现在是学生了,怎么连最起码的课堂常规也不懂。上课时,有特殊事要外出,一定要先举手,向先生请假,得到先生的允许才能离开教室。”他俩将我带到教室门口,要我立正、喊报告,向先生承认错误。


在育英小学,小朋友们最喜欢我给他们讲故事。


那是一天中午大休息,十几个小朋友坐在学校旁边的松树林里玩耍。不知谁的提议:“我们欢迎远谘同学给我们讲故事好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鼓掌欢迎。于是,大家围着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趴在地上,有的将手搭在他人肩上……讲什么好呢?我眨了眨眼睛,眉头一皱,就讲《司马光砸缸》吧!


“古时候有个孩子叫司马光,一天他正和几个小朋友在后花园里捉迷藏。忽然,“噗”的一声,一个趴在一口太平缸边的小朋友,掉进缸里。缸大水深,水中的小朋友如不及时救出,就会被淹死。周围的小朋友,吓得大哭了起来。司马光愣了一下,看见缸边有一块大石头。他大步上前,吃力地抱起石块,用力地往大缸砸去。‘嘭’的一声,缸被砸破了,水哗哗地流了出来,小朋友得救了……”我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连远涛先生站在我的身后也不知道。


2、白果树下


松滋市街河市镇白果树村2组,有一棵参天大树—白果树。据《松滋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松滋百年以上树甚多,最著名的古树为街河市区白果树村的银杏树,树龄在五百年以上。树高二十三点二米,胸径一点四五米。其果实为白色,故曰“白果树”。此树成熟期长,树龄可达千余年。往往是公公植树,孙辈才能吃到果子,因而雅号“公孙树”。1930年到1935年大革命时期,贺龙、邓中夏、许光达、肖克、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二军团、红十七师、红六军团转战松滋,来到白果树下的“李家大屋”宿营,在白果树上刷写革命标语。贺龙元帅在树下系过战马。1982年全国人大期间,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全国人大代表的李文清,应故乡人大代表赵长玉、王贤玉之邀,挥毫写下了“红军树址”四个大字。后来,县民政局拨出3000元专款立碑铭历,将李文清将军写的“红军树址”嵌在院门上,成为我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之一。


红军树是松滋人民的骄傲。松滋二中退休教师裴俊杰曾为红军树赋联一首:

誉满五洲存化石

名垂千古仗红军


在这棵五百多年古树下,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公、松、澧三县的壮事——《农民张运才赤手空拳打虎》 。


1950年12月上旬,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农村展开。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父亲要站稳立场,和地主分子母亲划清界线,只能带领我和远誌弟在街河市中学过年。时值建国后第一个春节,翻身后的农民一片欢腾,到处张灯结彩,狮子、龙灯、采莲船、老背少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把春节推向高潮。走村串户拜年的农民,更是通宵未眠。


打虎英雄张运才,住在白果树村张家潭彭家嘴落龙桥边。大年初一,街河市集镇上的人们奔走相告:不得了啊,张家潭一个姓张的农民打死了一头老虎。父亲一听到这消息,迫不及待地带上画夹要去画老虎。过去弟兄俩只听父亲讲过“武松打虎”,看见父亲画过老虎,没见过真老虎,一个劲地缠着要随父亲去看老虎。


父亲带着我俩,几乎是一溜小跑地来到张家。只见张家门口人山人海,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赶来看老虎的人们,把张家大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一只吊睛白额扁担花老虎,高高地吊在张家门口一棵大树上。热情好客的乡亲,听说松中(当时老百姓对街河市中学通俗的称呼)的李先生来看老虎、画老虎,大家主动让开一条路。父亲刚一来到老虎面前,一边不住地用手摸着虎头、虎须、虎尾、虎爪,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虎啸客大开眼界,又一次这么近的看见了真老虎。”他麻利地掏出速写本,对着虎眼、虎耳、虎鼻、虎口、虎舌、虎牙、虎尾、斑纹……一一勾勒。周围的人们,好奇地打量着正在写生的父亲。面对真老虎,我俩开始有点怕,不敢挨近。后来,胆子渐渐大了,慢慢地、一步一步地靠近老虎,居然还一、二、三……,摸着、数着虎须呢!


在张家火坑边,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打虎的经过。


在张运才家前面的竹林里,住着一户姓佃的人家。竹园内有一座坟,坟的四周是成圆形的凹地。老佃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酒喝得太多,守岁时又烤了一个晚上的柴火,一时酒力发作,踉踉跄跄打开后门,急于撒尿。一阵刺骨的晨风吹来,人一惊,下意识地睁大眼睛:“哎呀,老……老……老虎……”老佃连裤子也没系好,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语无伦次地喊人:“不……不好……了,我家竹……竹园里,睡……睡有一头大……大……大老虎……”


老佃的呼叫,惊动了在张运才家守岁、谈古论今的一伙人。大伙一听说有老虎,就来劲了。


“你们不怕老虎吗?”父亲听着大伙七嘴八舌的谈论,插话问道。


“我们的脑壳还是昏的,酒意没醒,黄横胆子大嘛!”“我们人多,怕什么!”“我们还有家伙(指各种利器,如刀、剑、长矛等)!”张运才言归正传:“有的民兵拿马刀,有的持长矛,我从家里拿来一根摞叉,就是放在门旮旯的那玩意,李先生。”


父亲和我,顺着张所指望去。一个乡亲忙将那半截小茶杯粗的栗木摞叉拿过来。这呈“山”字形的铁叉,由于长年累月叉谷草头用,叉尖锋利无比,上面还留有深褐色的虎血。


“大家一路吆喝,你推我,我望你,前呼后拥往竹园走。‘老虎,老虎在哪里?’人们的吆喝,惊动了老虎。”背上留下老虎抓伤,敷了草药的张运才接着说:“这是一只从老山下来的扁担花老虎,正懒洋洋地从竹园慢吞吞地往外走。这家伙看见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就趴在厚发家两垄没扯的辣椒地里,一动也不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站在小溪两岸观看,有的人还‘哦,哦……’地吼着。厚发抱着儿子传永躲进家里,边退边喊:‘才哥,小心,老虎就在你家菜园里。’他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把老虎赶跑就算了。”


“看稀奇的人,谁也不想离开,你看我,我望你,人眼圆睁,虎视眈眈。几个青壮年男子举棍挥刀扬叉:‘上!’‘上!’杂乱无章的吆喝声,激怒了那头又饥又渴疲惫的虎。它两只前爪在地下一刨,奋身往前一蹿,一个天棚罩,从空中蹿将下来,虎的后爪把地下都刨成一堆黄泥。打头阵的我豁出去了,两手紧握摞叉,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狠劲向老虎捅去。不料扑了一个空,人几乎摔倒。老虎再次发威,大吼一声,虎尾像钢鞭似地刷了过来,‘咔嚓’一声,把我手中的叉柄折成两截。我两眼瞪得通红,咬紧牙关,把手中大半截摞叉再次往前一捅,恰好捅到老虎的喉管里。老虎又大吼一声,滚汤的虎血洒在我的脸上、地上,我成了一个血人。老虎的一扑、一跃、一掀,两只前爪恰好搭在我的背上,和我拥抱啊!”老张风趣地说道。他喝了一口砂罐茶继续说:“好疼啊,锋利的虎爪把我的背心抓得到处是血。我的头拼命地顶住老虎的下巴,双手用力地勒紧虎的脖子,不让它咬我,在菜地里和老虎滚成一团。人们都吓呆了,我也昏了地去……”


“我把传永抱回屋里,连忙出来。”一位叫厚发的农民接着说。“大家快点上,救人要紧。有的举马刀,有的挥梭标,有的抡齐眉棍,齐心合力冲上前,砍的砍,捅的捅,捶的捶。老虎再次跃起。在众人的刀棒之下,老虎眼里、口里、鼻子里都流出血来了。人们费好大的劲,才将老虎的前肢从运才的背上掰开,把半截摞叉从虎口中拔出。所幸之事,运才没受重伤,但虎爪把他的棉衣都抓烂了……”我和远誌弟都听呆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们真不简单,是当代的活武松。”父亲伸出大拇指,称赞了他们一番。后来,张厚发之子张传永成了我初中的同学,曾任松滋电大校长,他常为张家出了打虎英雄而自豪。


1998年10月一天的中午,正是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我恰好从新江口搭车回杨林市,只见白果树上方浓烟滚滚,一辆火红色的消防车,困难地在松软的棉花田里爬行。几名消防队员,敏捷地架设水管,动用消防器械去扑火。原来是几个顽童,在白果树空洞的树心里烧火,火星引燃了树身,闷火顺着干燥的树心一个劲地往上蹿。村、镇干部见事关重大,火速拨打119火警。见此情景,司机和旅客停下车来,七手八脚地帮忙推车。


有了这次危险的教训,当地政府便对古树再次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树的四周砌了一道高厚坚实的护兜墙。


白果树,挺立在李家大院旧址门前,已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树干粗硕挺拔,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白果树,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见证老人,你在人们心中青春永驻。


3、歌声嘹亮


歌声的记忆是永远的。每当我轻轻哼起一首首老歌,那熟悉的旋律便将我带到纯真的童年,令人兴奋,令人喜悦,令人沉思……


1949年7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荆州区独立第五团挺进松滋。在街河市中学进步人士刘明哲(号宝生,抗战时期曾和雷伯衡、邓万朗等人到过革命圣地延安,解放以后曾任松滋县副县长)的策应下,周上凡率保安六旅直属第十六团在街河市起义。从此,松滋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浏阳河,转过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一首首歌颂新中国、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响彻乐乡大地。


翻身的劳苦大众有唱不完的歌,唱得人们热血沸腾。天真无邪的我,参加了洛溪河畔的万人大合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举国上下一边倒,是中苏两国人民的蜜月年代。一曲“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下开红花啊,苏联老大哥哟,帮助咱们建设新国家呀……”唱得人们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到遥远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在街河市平坦宽敞的河滩上,数以千计的老百姓第一次看电影,它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影片——《幸福生活》。我们在影片上第一次看到了拖拉机、收割机;第一次听到了新鲜名词“集体农庄”;第一次看到了老掉门牙的老大爷、老大妈披红挂绿和年轻的大姑娘、小伙子跳起了舞……人们被苏联的幸福生活陶醉了。一首曲调激昂的《共青团之歌》,更唱得青年人热血沸腾,豪情奔放。几十年过去了,铿锵有力的节奏至今还在耳边回响:“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唱得多少学子投笔从戎。我的小学老师周辛初就是在一阵歌声、锣鼓声中佩戴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那时,全县举办“中苏友好活动月”,发展中苏友好协会会员12万人。小学生的我也是一名会员,胸前佩戴上一枚形同红旗,上面有斯大林、毛泽东金色头像的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的徽章。


1951年4月,全县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者,拥护和平”的爱国宣传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一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更是我们必唱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在一部《重返前线》的战斗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高鼻子美国士兵。活生生的教育,使我们更加鄙视、仇恨美帝国主义。当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天德山战斗英雄连感人的英雄事迹后,抑制不住崇拜英雄的心情,奋笔疾书,写下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信。信寄出一个多月后,一位姓高的志愿军战士居然给我回了信,夸我的信写得好。班主任周孟阳老师在班上,高兴地向同学们朗读了最可爱的人的回信;少年儿童队(当时还不称为“少年先锋队”)大队辅导员梅泰安老师在黑板报上全文转载了高××的来信(名字记不清楚了),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全校同学向志愿军叔叔学习;还表扬了我,并指名我在黑板报上画插图:一位身穿绿军装手持钢枪威风凛凛的志愿军战士,在押送几个高鼻子举手投降的美国士兵。一时,我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兴奋得连觉也睡不着。学校趁热打铁,号召我们节省零花钱,参加全县人民捐款为抗美援朝购买战斗机的活动。


放了寒假,向峰乡乡政府邓必义、张子国、涂圣玉等人,组织回乡的学生李远诰、李远谦,还有我成立了宣传队。我男扮女装,和两位姐姐一道,披上花毛巾,穿着大红袄,边扭边唱,逗得看宣传的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舞蹈是《我的丈夫是英雄》。该歌开头的歌词,好像是“太阳下花开红啊,我的丈夫哟是英雄,是英雄……”。堂兄李远谊刚来假期中来伯父家玩,因为他拉得一手好二胡,被乡长张子国看中:湖南的学生也是中国人,宣传抗美援朝不分省界嘛……


歌声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是生活的升华,是艺术的源泉,是精神的寄托。我虽然没有唱歌的天赋,但对歌声情有独钟,一生都爱唱歌。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学校老师也不失时机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教我们歌唱:“布谷鸟,咕咕咕咕叫,它说道,春天来到了。小朋友啊,你们种了什么花草?我们给国家,种了许多圆圆的向日葵……”为了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学校发动我们在校园里,在家庭庭院里的空隙上见缝插针,种上向日葵、蓖麻……到室外寻找废铜烂铁。一队队纯真的红领巾们,敲锣打鼓把捡到的物资送到废品收购站。


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歌唱二郎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古树荒山遍山野,巨石满山岗……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西藏……”歌声,唱得我们眼前仿佛一马平川。


我们小朋友也有自己的歌,当时在我们中流行得最广的儿童歌曲是《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上吃草,放牛的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当唱到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牺牲时,不少小朋友都流出了眼泪。郭沫若先生为我们写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我们唱得如痴如醉:“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少年儿童队组织在全县各地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向峰乡比箭岗小学建队仪式活动需要授旗,梅泰安老师带着我前往。比箭岗小学的小朋友们,看着戴着红绸领巾的梅老师和我,簇拥在我俩的前后,羡慕极了。我呢,昂着头,挺起胸,大步登上舞台,代表街河市小学几百名儿童队员,祝贺比箭岗小学少年儿童队中队部成立。也许是头次上台讲话,当看到台上、台下一双双熟悉的、陌生的眼睛,既紧张又激动,双腿不住地颤抖,汗水把白衬衫也湿透了。


感谢上苍,感谢历史,感谢革命影片,感谢革命戏剧,感谢革命歌曲……为我营造了一个丰富多采的童年成长的环境。


我在美好的歌声中度过了当年。


为了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父亲和赵树萼、李家柱等老师,编排了大型歌剧《白毛女》和话剧《血泪仇》。一曲《白毛女》欢快的曲子,唱得家喻户晓。《谁养活谁》、《想起往日苦》两首歌,曲调悲愤凄凉,更是唱得人们催人泪下:“想起往日苦啊,两眼泪汪汪啊,家破那个人亡啦好凄凉,哎嗨哟……”在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上,上千名师生唱起这些歌,让会场的人群心情激愤,斗志昂扬。


一天,在街河市河滩召开了枪毙恶霸地主赵××的斗争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群众义愤填膺。恶霸地主赵××被公安干警五花大绑押上刑场,执刑战士放掉绳索,让犯人往前跑。枪栓一扣,一个极速飞射的火球,直击犯人的后脑壳,犯人应声倒地。人群似潮水一般地往前涌。


第二天,一首镇反的儿歌,在我们中间传开了:

××恶霸不守法,农会民兵要捉他。

提到政府来公审,公审完毕就镇压。


4、悠悠童真


孩提时代,天真无邪,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充满浪漫,她是一首欢歌笑语的童话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街河市小学读三年级,校址在仁威观。传说在明朝时,观内道长有一只西洋玻璃茶杯,酌水以后可看见杯内的白鹤翩翩起舞。一旦来了客人,道长便令道童用玻璃杯酌茶。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道童一不小心将玻璃杯摔碎了,“忽”地一声,一只白鹤从杯内窜向天堂。后来有诗记载如下:

远望台山一碧峰,洛溪河水绕文公。

苦竹甘泉龙现爪,白鹤仁威显神通。


街河市小学于1927年春创建于苦竹寺,校名几经更换,她的前身为向上女子学校、向上小学、参政乡中心国民学校、第七区第一中心学校、街河市镇中学小学部、街河市小学,历任校长有雷鸣泽、雷济众、李经吾、李树云、李祥琼(兼)、肖贤伟、吴中锐、黄观帮、覃尊五、黄平仲、周达武、陈新明、赵业新等人。


学校开办时,条件十分简陋,在观内大厅内用木板隔成一间一间的教室。一个教室的老师讲课,其它教室的学生也能听见。地上很潮湿,空气中有一股霉气,光线也很暗。天气回潮时地面很滑,一不小心人会摔跤。有一天,数学老师赵鹏程正在讲课,一条菜花蛇“嘭嗵”的一声,从大厅的瓦缝中落到女同学戴继凤的课桌上。戴吓得大哭,我们纷纷躲在桌子下。幸好这条蛇不伤人,“哧”的几下,钻进了墙缝,无影无踪。


父亲为了培养我和远誌弟独立生活的能力,决定送我俩到学校去住宿。我开始很不乐意,他就给我们讲毛泽东送儿子毛岸英到苏联留学的故事。学生寝室是借居民房,生活极不方便。特别是冬天,大家怕冷,都不愿意开门上厕所小便。有的家长,便给小孩送来尿壶。到了晚上,尿壶的“生意”很好。第二天早晨,尿壶又没有人倒。时间长了,寝室里臭气熏天。班主任周孟阳老师,气得把尿壶都摔破了。


有的同学便想了一个好办法:将一根较粗的竹筒打通,然后塞到墙缝里。半夜里,一根根专用竹尿筒,把外面的墙淋得“哧哧”直响。房东十分恼火,班主任只好将这些“小便器”统统没收。学校没有办法,只好一个寝室发一个尿桶,学生轮流倒尿,解决晚上“入厕难”的实际问题。


覃尊五校长所授的历史课,我们都喜欢听。一次,他讲述鸦片战争,随手抽出一支烟,点燃,狠狠地叭(抽)了几口,风趣地说:“你们看这一支烟,我叭几下不就光了吗?这正如鸦片战争所发生年代——1840。”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像刻板一样贮存在我的脑海里。


还有一回,周孟阳老师给我们上《平型关大捷》的语文课。当周老师读到“一批批倒背着枪的国民党士兵,被日寇一阵阵隆隆的炮声吓破了胆,从前线败退下来……”恰好一名女生放了一个响屁。一个调皮的男生作了一个鬼脸,给这名女生取了一个绰号——“炮手”。并说:“×××一放炮,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前几年,我在街河市遇见了这位女“炮手”,回忆起儿时的趣事,还忍俊不禁。


     反映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普通一兵》、《海鸥》、《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源源不断地介绍给中国人民。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姐弟俩,保尔·柯察金,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在中学教职工的孩子中,我的年龄较大,自然成了他们的“儿童团长”,他(她)们都很听我的话。至今,我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小名、名字和绰号:黄万霖校长的两个儿子:胖子和瘦子(其实胖子瘦,瘦子胖);赵树萼老师的儿子哑巴(其实不哑),学名赵客;王绍耀老师的儿子毛儿;罗以诚老师的女儿尼君;李家柱老师的儿子学勤;郭向阳校长的儿子光泽,我们叫他“眼镜”;我的弟弟鑫儿,学名远誌。一天,天气晴朗,我忽然不想上学了,便想了一个主意,对小朋友们说:“老师们今天到区里开大会去了,学校放假一天。”我一开口,大家全乐了。于是,我们便跑到小溪里去捉螃蟹,到柳树林里去捉蜻蜓。小溪的岩石缝里,螃蟹真多。男孩便将各自捉的螃蟹放在沙滩上,看谁捉得多,看谁的螃蟹大,在地上爬得快。螃蟹有一对硬硬的似钢钳的螯,横着慢慢爬,真好玩。不知谁将一个螃蟹放到罗尼君的辫子上,罗吓得大哭。我上前主持正义:不准欺侮女孩,尼君才破涕为笑。


有趣的是晚上,我们又出来捉萤火虫。将萤火虫放在透明的玻璃瓶里,一闪一闪的,挂在帐子里可以当灯用。


因为有这么多的学生没上学,老师们一家访,发现罪魁祸首是我。晚上,父亲便罚我下跪,还要我跪着读《普通一兵》中马特洛索夫在果园里认错的一节。当我读到“如果自己不愿意工作的时候,应该强迫自己工作”,便一下子恍然大悟:“爸爸,我错了。我们今天逃学,就是不愿意工作,应该强迫自己工作,去上学。”爸爸满意地笑了。过了几天,班级召开学习英雄的班会,周孟阳老师点名我发言。我就是在讲马特洛索夫等英雄的故事中长大的。


少年儿童队创建以英雄名字命名的“保尔中队”、“卓娅小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52年6月1日,全区小学的学生,集中在河滩上举行盛大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大会。河滩上人山人海,各个小学按指定的范围就坐。我们街河市小学的学生,在大队长邓万普的带领下,在富有节奏的铜鼓、铜号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六一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祖国的富强,歌唱歌唱,唱的歌儿一样……也和国际小朋友们,一起快乐的歌唱”进入会场。我们刚一入阵,不知哪所学校的啦啦队向我们开了炮:“唱得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我们学校也不甘落后,向这所兄弟学校开展“大反攻”。我们人多,火力猛:“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捏捏像个幺姑娘!”“一、二……启!启!”相互拉歌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欢呼着,跳跃着,打破了学校与学校的界线,互不认识的小朋友拉起手来围成一个大圆圈,敲起了锣鼓,放响了鞭炮,尽情地歌唱。


六一儿童节各个单位都要向小学赠送现金或礼品,还有锦旗。街河市中学送的锦旗特别大,父亲用仿宋体写的“祖国的花朵”五个字格外引人注目。装在大箩筐的烧饼,每人发两个,“大肚子”也不多给。一下子不知从哪里买来这么多烧饼,我们暗暗叫奇。一口咬下去,糖就流出来了,这是我那时吃得最香、最脆、最甜的一回烧饼。


邓万普同学代表街河市小学的学生上台致词,他说:“我们街(jiē)河市区街(gāi)河市小学的少年儿童队队员……”话没讲完,台上台下一阵哄笑。邓一时不知所措。以后我们见了他,就鹦鹉学舌“我们街(jiē)河市区街(gāi)河市小学……”于是,又引发一阵快活的笑声。


接着,全区小学举行了文艺汇演和乒乓球比赛。我是街河市小学乒乓球队队员之一,还得了个亚军。


街河市文化站和供销社图书门市部,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街河市文化站里面的书真多,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乌拉尔童话》、《丹麦童话》,还有中国古典书籍,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让我大开眼界。图书管理员程贞强(现市文化馆离休干部),那时,他刚二十出头,一口地道的孝感话:“爱好书吧,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每次见面,他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话,把我们引向书的海洋。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借书。不过,他对借书的条件十分苛刻:必须用纸包好,书不能损坏,否则休想再从他手中借第二次书。我第一次从程大哥手中借的书是《说岳全传》,这本书太感人了!我被岳飞高超的武艺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折服,特别是读到“岳飞喝道:‘胡说,自古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足惧哉!且在冥冥之中,看那奸臣受用几时!’就大踏步走到风波亭上……”我的眼泪忍不住唰唰地流了下来。


长大后,我特意购买了一本《说岳全传》,并在扉页上写上:“这是我一生中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祖母多次给我讲过的故事。”并在书的319页“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足惧哉!”十一个字下面划下着重号。说来真神奇,今天,我在写作时核对这几个字时,随意一翻,恰好就翻到第319页,神也!


街河市供销社图书门市部的营业员张业才大哥,是我杨林市老乡。他特别喜欢我,总是亲切的叫我的小名:“老湘,来了新书,快来看。”在那里,我还能享受到柜台里面看书的特殊待遇。


在老屋李家坪,青年农民彭隆斌,家中藏书颇丰。解放前出版的铅印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等古代章回小说应有尽有。因此,他家变成了我经常光临的地方。隆斌大哥很大方,陆续把这些书借给我。每每借回书,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画面的人物绣像深深地吸取了我,我便把薄薄的学生纸蒙在画面上跟着画,后来居然有了一大本。“话说……且听下回分解”这些章回小说的文学语言把我带进了一个美好的天地。我与他家很有缘,他的儿子彭明武后来就读我任班主任、语文老师的班上,他多次向儿子讲我小时候爱读书的往事。


读一本好书,终生难忘。


我们特别喜欢松滋师范的学生来学校实习。他(她)们大多十几岁,多才多艺,风流倜傥,没有一点点师道尊严,总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教我们唱歌,指导画画,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现在能叫出名字的有:刘才汉、裴光升、梅启柱、秦宏祥、周清尘、赵先桂、陈斌、梅庆芬、肖志高、刘传海、吴安良、杨德超、赵业新……其中,肖志高老师在学校茅草大礼堂里表演哑剧的情景至今难忘。


那是学校一次周末晚会,肖志高老师以校友名义,登台汇报献艺。肖老师平时言谈间妙语连珠,说话风趣。那天,他胸前佩戴一条特制的辅导员红绸领巾,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身穿白衬衫,黑皮鞋擦得锃亮,夹着课本和讲义夹,潇潇洒洒地大步登上舞台。他没讲一句话,凭他丰富多变的面部表情,生动而幽默的肢体语言,或环目四射,或鞠躬行礼,或举手投足,或张口授课,或执笔板书,或点名答问,或颔首赞许,或举头沉思……把一名教师在一堂课上各个环节表现得维妙维肖。我和台下的观众一样,拼命地鼓掌,手掌都拍红了。


5、雷家庵子


为了让我能实实在在体会母亲在农村过日子的艰辛,父亲决定让我到农村小学——比箭岗小学,继续完成小学学业。


建国初期,在公、松、澧三县交界处,有一所远近闻名的完全小学——比箭岗小学,校址建在雷家庵子内。这座寺院,香火一度很是兴旺。幽静的寺院长年香雾缭绕,烛灯不灭,身着深褐色僧衣的比丘尼,每天在一阵阵单调的木鱼声中,有板有眼地咏诵经文。主持圆寂后,香火慢慢萧条,寺院逐渐冷落。它的附近有三个遐迩闻名的景名:一是大郎神和二郎神移山填海留下来的台山;二是明末清初著名爱国将领李尔炽和叛将吴三桂比过箭的比箭岗;三是清朝道光年间为任两淮知府谢公元淮的故居。


热心农村教育事业的有志之士张儒林先生,在当地农会的支持下,在雷家庵子创办了比箭岗小学。伍发科先生,在邱家大屋创办了像丰乡小学。到1955年秋季,比箭岗小学已办成六个班的完小。我的小学生活,最难忘的是裴德涛主任,带领我们六年级四十多名学生,到谢家大屋一座破窑洞前听雷耀森讲他打豹的故事:


在官桥十二队谢承忠的屋后菜园里,有一座破窑洞,菜园后是一片黑松老林。一阵阵山风吹来,如同虎啸狼嚎。那是1951年早春,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上午,天气阴晦,农民雷元亨的妻子正到菜地里摘菜。突然,她一声惊叫:“哎,老……老虎……”(其实是一头雪花豹)。妇女的惊叫声,激怒了饥饿的豹子。这头豹子身长一米多,身上是黑黄相间的斑纹,眼睛闪着绿光,猛地蹿起,将雷妻扑倒在地,豹爪将她的脸也抓伤了。雷妻的呼叫声,惊动了正在谢家大屋开会的民兵。土改工作组指导员查远澄忙将子弹推上膛,民兵们有的拿起马刀,有的操起梭标,血气方刚的雷耀森抓起一把南叉(“山”字形的钢叉,锋利无比),领着大家一溜小跑直奔破窑洞。正要张开血盆大口咬雷元亨妻子的豹子,见人多势众,丢下雷妻大吼一声,一个前跃向冲在最前面的雷耀森扑来,卷起一阵狂风,吹得油菜、菜叶如雨点一样纷纷落下。查指导员眼疾手快,提起“叭”的就是一枪,子弹正好击中豹子的颔下。耀森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根本不知道害怕,只知救人要紧,紧握着南叉直朝豹子捅去。由于他出手过猛,连叉带柄直捅到豹子的肚子里去了。豹血“扑”的一声,似喷泉一样喷了出来,雷耀森成了一个血人。豹子咽喉“咕咕”吐出许多血,“嘭”的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众人连忙上前,砍的砍,捶的捶,豹子终于一命呜呼。


后来,人们在比箭岗搭了个台,将豹子挂在台上。民兵雷耀森打死豹子的事,轰动了公、松、澧三县,来看稀奇的人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


我过去听过当今张运才讲打老虎的故事,今天又看到一位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声音如洪钟的打豹英雄就站在我们的面前。事隔几年后,我在比箭岗小学教书,他的儿子雷文全恰好在我任班主任的班上读书。每次家访,他免不了旧话重提,我们成了忘年交。


比箭岗小学校长是宋捍军,教导主任裴德涛,教员有肖清武、程斌、涂西平、匡映璠、王建勋、孙昌钰等人,炊事员是孟庆树。他们年龄相近,风华正茂,因此学校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肖清武、孙昌钰老师指导我们排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选场的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泼辣大方、心直口快的女同学雷体琼扮演梁山伯,眉目清秀的湖南澧县盐井镇的倪绪芬扮演祝英台,她扮相靓丽,动作优美,声音甜美,一口地道的湖南话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肖、孙两位老师,异口同声:“祝员外一定要远谘扮演。”我当时害羞,不愿与女生同台演出,孙老师十分生气地说:“这有什么不好,清武,你来演山伯,我来扮英台……”说着说着,二人便大大方方、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老师,按照剧本,一句一句地学唱。唱得八九不离十,就开始排演,星期天突击排演。不到半个月,大家就登台演出。


演出还算顺利。当演到“十八相送”,唱到“过了一山又一山”时,雷体琼同学竟忘记了下一句台词。性格直爽的倪绪芬急得一次次挥动袖子,小心地提台词:“不觉来到祝家湾。”体琼一时没反应过来,绪芬气得吼了一句:“不觉来到祝家湾。”这下可露了馅,台下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幕后的我开怀大笑,笑得直呛气,挂在脸上的胡子也笑掉在地上。


盐井镇的闵长云(后来听绪芬讲,闵成人后学医,事业有成)尖嘴猴腮,两个眼睛眨叭眨叭,眼珠子转得特活。他不甘寂寞,毛遂自荐地说:“肖老师,绪芬她们能演文戏,我们几个男生能演武戏——《孙悟空大闹天宫》。怎样?”他边说边学猴子挠耳抓腮。肖老师拍手叫好:“行啊!”


以后学校演出,既有文戏,又有武戏,可谓文武合璧啊!


1956年春暖花开时,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春游台山金顶。那天,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我们三十多名男生,一鼓作气跑过208道台阶,登上山顶。极目北眺,王家大湖茫茫一片湖水尽收眼底。语文老师肖清武情不自禁咏起谢公元淮辞官后大作:《重九日登云台山(台山,又名云台山)二首》。当时,我们似懂非懂,唯羡慕肖老师有才华。长大后,特地拜读,有幸诵吟:

谗岩苍翠耸晴空,山势南来此最雄。

高岭看云疑在下,小溪流水尽归东。

烧香曲唱重峦外,蒱博声喧一夜中。

独我栖迟怀寂寞,枉教篱菊绽西风。

瞳眬晓日露华侵,绝顶人来祗树林。

扑地朝烟迷望眼,漫山落叶乱秋心。

兰凋澧浦无遗佩,雁去衡阳有远音。

丘墓渐荒松柏冷,岭头空帐白云深。


台山庙依坡就势而建,分上、下两殿,布局整齐,古朴肃穆,山顶的大雄宝殿,红垣碧瓦,雄姿巍峨。有的同学忍不住大叫:“哦,好大好大啰!”


山上的大殿,是一座歇山项式砖木结构,青瓦盖顶,双重重檐,朱柱回廊,粗大的两根廊柱上分别刻有“道统诸天功启三皇五帝,法周上界心存万类群生”二十个镏金大字,殿上神堂内供有观世音(骑吼)、文殊(骑狮)、普贤(骑象)、地藏王、金刚手、弥勒、虚宝藏、陈垢障八大菩萨,还有法力无边的二百尊仪表堂堂、神态各异、色彩鲜艳、生动逼真的罗汉。神龛里有的神像半睁着眼睛,带着一些凛然的威严;有的从眼底透出悲悯与慈祥,坦然地看着世界;有的横眉竖眼,舌头吐得好长好长,令人毛骨悚然。龛内供的木雕千手千眼观音更令我们拍手叫绝。观音高十几米,重约十几吨,比例匀称,纹饰细腻,雕刻精美,观音头顶上的佛光更让我们眼花缭乱。楼阁上竖挂着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幛幔,殿内供桌上摆满了各种供果,红烛高照,檀香香气扑鼻,真是佛光满殿,神秘至极。我们顺着罗汉,一个一个地数下去。按照自己的年龄,刚好数到××罗汉,据说自己就是××罗汉托生。


往里走进下殿的阎罗殿,顿感阴森恐怖。据说人如果生前干了坏事,死后就要因果报应,受到严惩:或千刀万剐,或下滚油锅,或用磨子压、或用钢锯开边……里面的泥塑神情异样恐怖,吓得我们几个胆大的男生都吐着舌头,退了出来。


我长大后,曾两次去汉口归元寺观光,感慨万分:我们台山庙的建筑并不比归元寺逊色。可惜鄂西南佛教瑰宝台山庙,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毁在一些左得发紫、头脑发热的地方官员手中。他们拆庙赶和尚,将木材、砖瓦、石料等作为它用。


时值中午,红日高照,我们来到大殿前依山开凿的放生池前。池约120多平方米,深3米,四周是青石雕花护栏,上面刻有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栩栩如生。池前有一大块平地,四周苍松、巨槐、古柏,散植其间,遮天蔽日,百鸟齐鸣,是香客休息的好场所。


老师让我们分班席地而坐,各班轮流表演节目。其中的集体舞《红孩子》和我的诗朗诵,至今记忆犹新。


四男四女手持八杆红缨枪,载歌载舞的《共产主义儿童团歌》拉开了演出的序幕:“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主义儿童团……”铿锵优美的旋律,刚健有力的刺杀动作,整齐协调的队形变换,博得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表演诗朗诵:《我的理想》。这首诗选自父亲给我买的一本少儿诗歌集——《金色的童年》。“假如/我是/一名/医生,当我/走进/手术室,去给病人/开刀/,不知……/盲肠……/在左方?还是/在右方……?”我随着诗意表演出各种表情,或信心十足,或低头深思,或手足失措。突然一紧张,动作失态,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表演结束以后,辅导员程斌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远谘,今天总体来说,诗歌朗诵得还不错。”


儿提时代,处处充满童真的欢歌笑语。语文老师肖清武在教学前苏联文学作品《幻想》,讨论“幻想”的主题,我大大方方落地有声:“我的幻想是学齐天大圣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就翻十万八千里……”同学们捧腹大笑,肖老师乐得用手指着我,笑得说不出话来。


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信任我。一天,裴德涛主任,要我画张中国地形图。我接过地图册、白纸、九宫格、米尺,开始有点紧张,手不住哆嗦。裴主任轻轻地说:“大胆地画吧!”我把纸铺在乒乓球桌上,用九宫格按比例把地图在纸上放大。国界省界,山川平原,江海湖泊,首都省会,一一标名。画出来的地图,居然八九不离十。第二天,上地理课时,裴主任将我画的地图挂在黑板上,他高兴地说:“这堂课,我们根据远谘同学画的《中国地形图》,讲解我们祖国的地形。”


为了生计,母亲决定把学校老师们的衣服包下来洗。她来到学校,和肖清武等老师商量:“肖老师,我看老师们很辛苦,想把大家换下来的衣服,让远谘带回去洗,可以吗?”老师们面面相觑。答应吧,不少人还是我父母亲的学生;不答应吧?朱老师已经开了口。


开明的母亲笑着说:“这没什么,郭沫若读书时,他的母亲不也是给别人洗过衣服吗?”(此话我无处考证,不过当时母亲的确是这样说的。)


每天放晚学吃饭后,我把母亲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分别送到老师们各自的寝室。待老师们换下衣服后,再将脏衣服拿回家中,周而复始。


当时物资匮乏,肥皂难买。衣服多,怎么办?母亲会想办法,如果遇到一场大风后,她便让我到大屋场一株栀子皂角树下捡栀子皂角。这种皂角成圆形,碾碎后浸出油状液体,去污能力极强。妈妈还用稻草灰“灰汁水”浸泡深颜色的衣服。当我看到她因为搓衣服脱了皮的手,心疼地说:“妈妈,别洗了!”母亲却安慰我说:“没什么,老皮不怕疼。”


家中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拮据,但由于父母省吃俭用,我顺利地在比箭岗小学完成学业。1956年7月,谢圣兰、谭永雄、宋士安三个同学保送街河市中学,我和任君明、雷体琼、杨学松、倪绪芬、严开疆六个同学,考上了街河市中学。与谭、倪两同学一起就读的张××(女),在小升初时名落孙山。回家途中,她哭哭啼啼,投水荷花堰,所幸的是被人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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