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摇篮——回忆立达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17:19

渔家傲梦之梁

小河弯弯桨声响

满园桃李舞银浪

姹紫嫣红百花香

抢春光

不负寸金少年郎

今日有梦国自强

寒窗求索书声朗

复兴伟业吾辈当

抬头望

巍巍中华梦之梁

梦从这里起飞

   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的我，六十多年过去了，很少回到故乡。走过多少路，见过多少桥，游过多少山山水水，参观过多少自然或巧夺天工的人工美景……但总觉得最美、最向往、最留恋的还是那个坐落在画景中的地方——松滋县私立立达小学（以下简称立达）。她的美是镌刻在孩子们心幕上永不褪色的一幅幅画。它是梦的摇篮，梦的起点。因为它给我太多太多的难忘，那些曾经的欢乐、悲伤……。耄耋之年，我已回不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想像不出它的近况，是存？是殁？是繁？是衰？我的挂牵、我的乡愁、我的无奈、只好寄托在这纸笔上：请转达游子的牵挂、问候、眷念和梦想——她健在、她阳光，她仍然是孩子们实现梦的摇篮和希望……。
   到过松滋火田坪（现称火连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块方园数十里一览无遗的平川。我的老家就在这里。春天的乡野，阳光明媚、莺歌燕舞，蜂飞蝶忙、万紫千红，百花怒放。路边垂柳、婆娑飘荡、青丝缕缕、相争短长。大栗树，木子树一袭新装更显张扬。那一望无际的绿色麦浪，遍地黄金（油菜）阵阵飘香……。想到这些，我真想大声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哟，意儿哟……”瞧：更何况还有那，茅屋人家、小桥烟囱、牧童骑牛慢悠悠，几只小狗跟在后，农民耕种真是忙，三三两两齐步踏，水车飞快转，流水哗哗响，农嫂提着蔑筐，一边撒种一边唱，辛劳、泥土伴欢畅……在我的眼里不是水乡，却胜似水乡。我们背着小书包，上学路上多遐想，幼小心灵，虽不懂感恩大地，感恩农民，但我深爱这片土地，后来才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子孙从小都应该懂得和牢记的格言和道理。古今中外同理一句话“民以食为天”是永恒的真理。
   万能的艺术家、画家，能绘制出世上的万事万物、千姿百态、活灵活现，乃至价值连城，流芳百世，但却绘不出故乡蓝天白云下那春的气息、风的细语、地的芳香、人的奔忙，一场场有声有色的交响……不管网络如何发达，不论画艺如何精良，那美不胜收的田园交响曲无法复制，也无法取代，刻在我心幕上的那一幅幅原画、原汁、原味、原装，这就是真正的难忘。
   走出家门后，顺着小溪沟再走一里多路，就到学校了。但对小小的我来说，更精彩的世界还在前面，很快就有一条河出现了。它就是洛溪河，但流到这个地方因为两岸主要居住黄氏家族，故称“黄家河”。河面一座小木板。其实桥面并不宽，长度我也说不清楚，只记得每块桥板有二米多长，约十来块。我第一次过这个桥时，很害怕，特别是低头朝下一看，好像桥就在移动，所幸当时有姐姐的牵扶，很快就过完了桥。一上岸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一个小集市。起码火田坪人都知道它就是茶蓭寺。俗称茶安子。
   集镇的第一家是一个小茶馆，老板娘姓庹（万秀），人称“庹家婆”，弯声音，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有两位二三十左右的姑娘，抢眼一看，倒也打扮的干净利落，大有小家碧玉之态，不像开茶馆的，据说男老板叫李祥生，是个裁缝，因通匪在壬申年（1932年）被杀，故没有男人当家，这样反而有更多茶客来捧场。茶市是只有一条直街面的集市，茶馆前面和对街，就是各种生活用品的小店铺了，如杂货铺（即土产）、猪肉、炸油条、麻花、丝线等都能买到。我最记得是祖父和父亲，他们有时要过河去堂叔们家，必经茶市，就会给我们买几个烧饼（即烧烤中有一点红糖芯子）和泡花饼（只有焦皮子中间一点红糖）回来吃。现在的孩子们对于那些零食很可能不屑一顾，甚至随手扔掉，尤其是城市的孩子们和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抗战时期的面条（挂面）、馒头（包子）、麻花、油条、烧饼等都是比较稀罕的，只有送礼时才会买。只是送礼的馒头是用新木梳按了几条花印子，或点上一个红点，最多10个一包。油条则用一二寸的红绿纸从中间一系，也是10根一捆。不论是麻花或其他买的这类面食，都装在一个蔑制的盖篮子里。根据经济条件，盖篮子有大有小，礼品有多有少，高级点的盖篮子上有花纹，有盖子，一般的人家也把篮子下面装些米，粗糠，鸡蛋后，再装那些买来的面食，不论庆生日，送粥米，年节均能拿得出手，这是民俗。这也算一段插曲。
   我们的学校——立达就在老家与茶市之间。这让我们和许多同学不仅觉得校舍四周风景如画，而且也非常开阔，方便。后来在校住宿的老师和同学等，放学后有了去处。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的进步，茶市后来有了邮政所，医药诊所等处。附近也驻扎过抗日部队。师生们能接触到邮电，报纸，抗日救国宣传多方面的新闻和知识。这对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来说，不论是老师们后来组织农民运动，开展抗日宣传，诸多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学生的进步成长，都与之密切相关。总之，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茶市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甚至可以说功不可没。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19:08

上学第一天

   约一九三八年春，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头戴一顶白色细草编织的礼帽，身着黑色绸面夹长袍，脚上踏着白袜黑鞋，右手还柱着一根文明棍，穿着讲究，仪表堂堂，步履矫健，径直朝立达方向走来。很远就能看出，他不是农民，当快走到学校门口时，人们看得更清楚了，老者不仅外表衣着高档整洁，而且里面的白府绸对襟大褂衣领也很清爽。更与一般老人不同的是，他脖子上还系有一根很粗的白色丝带。据说系在下面的是一支在他曾经身遭大祸时，保护过他生命的一支小玉石猴子，所以一直戴在脖子上，直到伴随他的红木棺材一起下葬在墓穴了。左手腕上还戴着一支当时非常流行的风腾镯子，接头处用约一寸左右的黄金包成，更显示了他的气质与富贵。这位老者不是别人，他就是曾毕业于日本法政大——曾任湖南郴州盐茶道而今告老还乡的寓公，我的祖父（我们叫他老爹）黄凤楼。由于他对人始终温文尔雅很少发脾气，在乡里和族人中人们都很尊重他。今天他是为了送我第一天上学才亲自出门的。
   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凤楼先生身边还有一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尽管当时是在农村上学，但第一天入校，不论谁家的孩子都得穿戴整洁。妈妈也为我准备了一件衣衫。现在想起来其实我仍觉对不住妈妈。记得在姐姐第一天上学时，妈妈为她准备了一件黑色细布旗袍，但四周全部是用大红色滚了边（镶边子），扣子也是红色，布料并不好，但做工非常讲究，穿在姐姐身上别人都夸她又时髦又漂亮。我非常也想要一件同样的旗袍，可没有了。在我的争取下，妈妈把她自己的一件兰绿相间的格子夹袍，请裁缝为我改成一件我的衣服，当时我不但不感激，还对她不满意，甚至埋怨她不公平。这真是不知慈母心啊！今天上学妈妈就把这件旗袍拿出来，给我穿上了我仍不是很高兴，后来还拿出一双黑织贡呢有把子的绣花鞋（我们叫它“把把鞋”）。我头脸整洁背着一个小书包，仍然很显眼。
   刚要进校门时，早已有人向先生通报过，而且迎候在操场这边的门口了。寒暄过后，老爹牵着我的手，对先生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孙女，交给你了，她还没有取学名哩.”又对我说：“叫毛先生”。我第一次见先生，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同学都望着我，心里无形紧张，我看了毛先生一眼，轻轻叫一声：“毛先生”。就鞠了一个躬。他可能为了讨好老爹吧，朝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对老爹说：“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绝顶聪明的小姑娘，放心吧……”当时下面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一直在琢磨，什么叫“绝顶”呢？与脑袋有关吗？也不敢问他们什么，而且马上就联想起，过年前在火坑烤火时，老爹曾对一客人说：“这孩子很忠厚……”我也是一直看着自己脚上的鞋底发呆，因为当时在乡下老家的园子里种着一种棕树，家人摘下后有时搓成棕绳子用，有时用浆糊糊成一块块小棕壳子做鞋底子用，大人们提“忠”厚时，我向下看鞋底厚不厚？谈绝顶时就摸头顶有不有什么？现在的孩子会如此无知吗？谁会相信当时的孩子们会想象如此丰富和离谱呢？真是不可思议……我正沉浸在胡思乱想时，毛先生说：“好，我们进教室上位吧！”他把我安排在光线较好最外面一条约第四排的桌椅上。这时老爹还未走，又对毛先生说：“我给她取个名字吧！就叫黄信邦。”老爹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后就回家了。放学后我和姐姐一起回家，就结束了上学第一天。这个名字直到我上西斋小学校读五年级时，才知道老爹认为“信”是代表诚信，刚巧我们是邦字派，就应该是一个信义之邦的有诚信的人。后来在西斋小学当老师的大哥黄鼎邦却认为女孩子把“信”改为“杏”更合适。从此我的名字就改定了。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19:42

我的学校——松滋县私立立达小学

直到上学三天后，我才开始观察和熟悉我的学校。原来立达是黄姓家族的一所小祠堂，原先叫黄家祠堂。因为要办学校，族人们就把许多祖先牌位集中存放在后面，想必为了培养后昆占用这里祖宗们应该很高兴。
立达小学的创办，缘于壬申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茶市剿匪（匪首吴子香）后获得一笔巨资，政府交由当地德高望重的黄凤楼先生处置，祖父认为应教化乡民，培育人才，故决定用这笔钱开办一所学校。1933年立达小学正式开办。我父亲黄友兰担任校长，他是一位十分细致的人，把学校办成了方圆几十里无论是设施设备还是师资力量、教学理念、教学质量都是最先进的一所小学校。首先是对校舍内外环境进行全部整修装饰。祠堂也就是学校旁边专门辟了一个小花园，里面全部是种的奇花异草，学校大门外种植了许多柏树，校舍两旁各有一花坛，除四周载满白玉兰花、十里香、指甲花、鸡冠花等外，还有许多我记不清的树和花。校舍左边修建了一个大操场，四周全部用粗铁丝网着，也有一付篮球架子，和两付高低杠，这算是操场唯一的体育设施了。操场角边盖了一个男女厕所，虽不是现代化，但明亮宽敞。不时有农民来打理卫生。校舍右边也有一个小花园，只有围墙，没有直接通向校外的门。小花园里的花草更多，更好看，还有些空地也可以种菜。不论是校舍四周的树木花草，还是操场花园内的各种果树植物，都是父亲亲自挑选，又亲自带领农民栽种，所以他特别关心爱护它们的存活与长势，一二年内很多柏子树，菠萝树就都一人多高了。除了亲自编写通告，不准破坏这些植物外，对凡有损坏的人会惩罚。记得有一次有个放牛的人不小心，让牛撞断了一棵柏子树，父亲硬是罚他放了一小掛鞭炮，以示警告，从此再无人敢轻易在校舍周围放牛了。学校四周更美丽清洁优雅肃静，的确是一个孩子们读书的好环境。
从外观上看校舍不大，上端屋脊及四周均有父亲亲自用蓝，黄，黑绘制的许多花饰（内容我已记不清了），比一般农舍显眼漂亮，一进入校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白底黑字，一米多长的木匾，上面是专门请号称“沙市一枝笔”的书法家李宝常书写的魏体大字“松滋县私立立达小学”。非常工整大气。大门两边墙上，是李霞轩先生手书的一幅对联：右侧为“教育应社会需要”，左侧为：“小学即儿童乐园”。两扇大门是蓝底白字，字体更大，左边写着“忠孝仁爱”右边写着“信义和平”八个大字。大门左右各侧立了一个圆形麻石墩子直径约60公分，男孩们经常在课休时争抢着当马骑，也算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吧！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20:55

1、大课堂

严格的说立达不是真正的完小。我们四五十个人都在一个仅有地大教室内上课，也不论年龄大小，文化高低，均按具体条件分组，采用复式教学。大约有四个班，当某班上课时其他三班就做作业或自习。只有一两位老师。但他（她）们非常辛苦，教学也很认真负责。先生们的敬业，让我们快乐和进步。
这个大课堂是祠堂原来的一个大殿改建的，整个面积约60多平方。高约五米左右，没有吊顶，屋顶下端四个对角，用粗麻线交叉成斜十字系好后，挂上各色小彩旗，正中间还吊了一个带穗子的红色大绣球。孩子们都感觉又漂亮、又热闹。这些布置让我们更爱教室、更爱学校。其实这个教室也是这所学校最大的房子了。麻雀虽小，但肝胆俱全。课堂前面一方墙的正中，端端正正挂着国父孙中山的遗像，两侧对联上书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横批：“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工整庄严。其他三面墙壁和那四根大红柱子上，贴的那些彩色图文并茂的教学励志标语，更是意义深刻。我只记得几幅印象最深的如“狼来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想身体好，天天去洗澡”、“要想身体好，天天做早操”，“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还有“孟母三迁”“孔融让梨”还有一个钟旁边有个孩子在睡觉，窗外太阳很高了的图画。上写道：“滴滴哒，滴滴哒，快快上学啦……”并写着 “如果睡觉是最美的事，那就整天睡觉，何必上学工作呢……”等等。这些让孩子们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除了以上这些有图有字的标语外。还有许多汉字拼音图，包括口型，每个音的配图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准确，一看就懂。老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拼音念学生们齐声b，p，m，f……整个课堂书声朗朗，生气勃勃。特别是上算术课时，黑板上挂着一把一米多长的大白珠算盘，非常显眼，孩子们高兴极了。这些教具和这幅教学景象可与镇上的完小一比高下，甚至略胜一筹，真是难能可贵。

2、先生们

当!当!当……学生们边跑边笑，很快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毛先生身体修长，梳着分头，穿着一件灰色长袍，迈着不快不慢的斯文步子，脚刚踏进教室，值日生高喊“立正”我们全体起立，毛先生一点头，值日生又喊道“坐下”。一阵响动之后便鸦雀无声了。
毛先生何许人也？毛自丰是他的大号。他的儿子名字叫毛本农，也在立达上学。从穿着，口音各方面观察，我觉得毛先生就是本地本土的农家出身的读书人。他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第一张“引本”（老师亲笔为学生写的第一张示范字，学生可用薄纸盖在其上，照着写）是他用一种叫古连纸的纸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也是他教会了我写自己的名字，认识了一到十的这个引本上的字。因为我年龄最小，长得又不高，后来毛先生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可我的脚总难够到地下，只好把一双小脚放在课桌的空屉子内上课，这曾让先生和同学们成为同情和趣谈，他们多次为我搬来小板凳踏脚，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后来毛先生调走了，但我一直记得他感谢他。
在立达的办学过程中，换过许多老师，我记忆最深的是1940-1942间的那七位先生。他们不是松滋人，甚至也不是湖北人。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因为那是在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抗日时期。父亲受地下党李逊夫（我母亲的四叔）及沈少华（又名沈德纯，父亲的换贴义兄）等有关人员的委托，先后将他们安排在立达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敌后抗日救国及农民运动。他们的实际身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名字是赵义之，陈英，刘鼎芬等。还有二对是夫妇，其中一对是蔡书彬先生（解放后曾任任湖北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和林居先女士。另有一对是带着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姓名我已记不清了。
在这七位先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陈英先生，她是第一位来校住宿的女先生，白天教课，放学后经常到农家帮忙，活动，打扮非常朴素。父亲要求我每天晚上放学回家吃饭后，又去学校给她做伴，共睡一张小木床。陈先生非常喜欢我，如有一次我打破了唯一的开水瓶，她向父亲说是她自己不小心打碎的，让我免受指责等等……有时也有人送我去学校，但每次傍晚返校时我仍很难过，特别是夏天走到那个叫破饼墙的地方时，几只狗大叫，我很害怕，田边的青蛙也是不停的呱呱叫，一想到家人们都在一起乘凉，我却一人还要再出门，有时甚至一边走一边掉泪。可不到十岁的我，小小年纪既不敢违抗父命又不忍心让陈先生一人在校等我。其实她也很艰难，有时太饿了，就到小菜园里拔一些她自己种的菠菜或萝卜青菜，煮后当夜宵。我敬重她、同情她、也很爱她，只好天天去陪她。
这些负有特殊任务的先生们，大体上都是白天上课，放学后活动，在农民中都享有很高的评价。也许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们都是一接到通知就离开。最后离开立达的是刘鼎芬老师。我亲眼见到一天上午她接过父亲给她的电报后说“家父病危，我要走了。”真正的原因我们当然不会知道，现在想来，大概去、留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吧！
这时立达已远远不止是这些先生们的栖身之处了，而是他（她）们的联络点、交通站。他们的信件，电报，以及所有的其他邮件均由父亲收发，收件人也是父亲的名字。也许这是为了保密吧！所以不能不说在当时从某种意义来讲立达也是他们的战场。

3、嘹亮的歌声

在立达最让学生们开心的是——难忘的歌声。这学期又正式开了一堂音乐课，有风琴，有专职老师，也有特约教歌的音乐老师来上课。如我的二哥黄豫邦以及近邻吴仲万老师等等，也都在立达教过音乐。那时全国都在唱冼星海、田汉等音乐家的抗战歌曲，立达也不例外。一声声高亢的歌声如：“起来吧！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谁说我们年纪小”等等，很多歌的题目和内容我都记不清了，我们也并不完全懂得歌词的深刻意义。但都知道日本人很坏，杀人放火，无恶不做。要打到日本人，赶走日本人，也是每个中国孩子的心愿，所以唱起那些抗日战歌时，情绪特别激动，如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孩子们马上做出用刀砍鬼子的动作。总之，当时不论先生和学生唱这些歌时，都表现出内心的真情与激动，远远超过天天升旗时唱的“三民主义，吾党……”时诵经般的木讷表情。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开始萌芽。总之这些老师们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新文化知识的提高，更可贵的是人品道德，爱国主义教育的灌输，让幼小的心灵开始懂得做人做事的起码事理是非，为我们童年的梦插上了翅膀，先生们功不可没。他们不愧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这里走出田间、走向社会、走向全国、飞向世界的孩子们，大有人在如吴松鄂教授等等……我想今天的他们仍然会高喊：老师万岁！

4、运动会

在立达最兴盛发达的1942年春天，学校开了一次运动会，也是唯一的一次运动会。记得父亲还因运动会特意从茶市订购了一百多个馒头，这在当时的农村学校，学生们能免费吃上两个白面馒头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个运动会，得到了县政府的支持，还派县督学来参加了开幕式，尽管那时孩子们连运动服都没有，学校还是要求孩子们挑最好的衣服穿。在开幕式上还有学校自己的一面大鼓，二面小鼓，一支铜号等等出场，那支演奏的乐队是本校同学？还是请西斋小学的同学来参加？我已记不清楚了。他们穿着一样的黄色童子军服装，步伐整齐，表演出色，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真让人们耳目一新，孩子们更是兴奋极了。其实所谓运动会比赛项目极简易，主要是赛跑，跳远，打篮球，丢把子，玩游戏，踢毽子，捉迷藏等等。尽管算不上什么像样的运动会，但孩子们玩得满头大汗，都很尽兴。这也得到了县督学的肯定、赞扬。这次运动会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学校因此更增加了知名度，又增加几位新同学。这些都是收获吧！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21:21

敌后避难所

立达的校舍并不宽敞，可以说每间屋子都发挥了最大作用，除大教室外，中间天井（我们叫它丹池）两边的二间厢房，既是男女老师的办公室，又是他（她）们的宿舍。课堂后面几间屋子也各尽其用，如校政厅兼为图书室，墙壁上还挂有一大张全国地图。还有几只大书柜也存放在这里。校长室也一样一室多用，没有一间是浪费的。这就为后来住宿学生及其他有关人员奠定了居住的基础。
在那硝烟迷漫，战火纷飞的八年抗日岁月中，全国人民随时面临和承受着家破国亡水深火热的威胁和痛苦，难有一片桃园净土。一寸寸国土日益沦丧。相比之下，立达暂时还算稍稍稳定，虽也常有日寇路过侵扰，但人们尚能在暂时的安宁中耕读。这时我省要地武汉，沙市均已彻底沦陷。
首先来松滋避难的是父辈的老朋友，武汉的李柏阶夫妇（解放后松滋县第二任县长李新铭之父母）。父亲把他们安顿在立达小学后面的房子内。约半年后他们找到农房搬离。不久，又有沙市肖姓两兄弟两家共上十人住进学校。李、肖二家都是进步人士，为了抗日他们先后又都搬走了。但肖家两房的三个男孩子却留在了松滋，他们分别是肖安国、肖安民、肖安南。后来沙市全部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肖家与松滋的三个儿子也无法联系。他们三人全部住在我家，和哥姐们一同读完立达再同读西斋完小，礼拜天也是回我家休息。几年相处下来不论从生活上，感情上都已成为我家的成员了。小学毕业后安民、安南先后回到敌后占区，安国一直在松滋。我记得祖父去世后孙辈们流泪大哭，安国也一样大哭，谁能看出他不是我家的成员呢？最后来立达定居的是关老太太。她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女婿都是进步人士。大女婿是松滋地下党员雷次勋（关嘉玉的丈夫），二女婿就是我的大舅李远杰（即解放后松滋县第一任县长李逊夫之侄，关嘉瑚的丈夫）。他们都是进步人士，甚至是坐过国民党监狱的人。我们家和雷家、关家有此多层亲戚关系，所以父亲接纳了关老太太。她当时还带着雷元秀、雷元金、雷元璜等等几个外孙来校读书，父亲就安排她当住宿生的生活管理员，负责财务、伙食等工作。算是一举三得吧！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22:36

校里校外——花絮五则

1、妈妈和幺爹探校
40年代初期立达在当地已小有名气，很多亲朋既想参观校园环境更想了解学校情况，是否适合自己的子女来上学，或想了解自己的子女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如何？不少人已来校浏览过。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上午妈妈和幺爹（幺姑妈）黄素芬相约相伴来到学校。说来也真巧，我的妈妈和这位幺姑妈同年同月同日生。嫂子却是小姑的老师。但二人关系形同姐妹。很多穿着打扮也较相似，她俩今天的穿着特别引人注目。
提起穿着首先说父亲本人是很普通的，身为校长尽管学校办得比较现代化，他却是一身乡绅打扮，可以说没有穿过西装之类的洋服，连男士衬衣也没穿过。出门最讲究也只是头戴礼帽，马褂长衫之类了。但对于妈妈的穿着打扮父亲却很在意，从头到脚他都有自己的设计。平时在家时妈妈一切也很随俗和随便。但是外出参加一些喜庆酒宴之类时，出门前父亲就更讲究了。那时农村根本没有烫发店，父亲就用家中的火烫剪亲自为妈妈烫头发。不止一次我看见她的头发卷得很好看，又听见舅妈和其他亲朋夸妈妈特别漂亮，夸父亲很“过细”。特别是对于妈妈的衣服父亲从亲自选购衣料起到衣服制作的全过程，他都指导裁缝师傅，如样式、滚边、曲线、纽扣、盘花等等关键处更是反复缝制。虽然这些好料子衣服并不多，但却件件合体漂亮。今天妈妈一袭白府绸上起兰花的旗袍就是其中之一，妈妈脸色白里透红，年轻时她本是松滋一方的大美人。幺爹穿着一件当时叫英丹士林的净面短袖旗袍，因她眼力差还戴了一付墨眼镜也很时髦，各打一把小纸伞，非常显眼，不论是路人，先生或学生们听说是校长的太太和妹妹来了，都很惊奇，目睹二位女士的风采后赞口不绝。但妈妈和幺爹却一派大家风范，高雅大方，向所有见到她们的人微笑点头，表示招呼。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当她们来到校政厅（会议室）坐下后，父亲像招待贵宾一样亲自给她俩人各倒了一杯茶，甚至还拿出香烟来敬“客”。当然她们是不会抽烟的。客气一阵过后，又领着她们参观了各处设置，还询问妈妈的意见等等。妈妈对某些事也提了建议只是我已记不清楚了。这天父亲的表现特别谦恭，脸上也一直堆着笑云，完全与在家不同。倒像是来了贵宾和上级一样，让我们也特别高兴……放学回家后，我们都把父母和幺爹夸赞了一番。

2、《安徒生童话》被没收了
我和姐姐在立达读书时，我们的小舅父李远照已经在武汉读小学了，他为我们寄来了几册《安徒生童话》书。寄件封面上虽然写的是父亲的名字，但书是寄给姐姐和我的。因为有一天还在上课时，我们偷偷看这些书，先生发现后向父亲“告发”了，全被父亲没收后，藏在学校图书室的书柜中，直到最后我们离开立达也未能再看见那几册书，到现在也觉得遗憾。

3、纺线车上的那根绕线梃子
现在的孩子们有几人知道纺线车呢？别说从没见到过，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可能看过“南泥湾”影视片的孩子们会略知纺线车的样子，但纺线车上那支绕线的小小木梃子，最多也只有一筷子长，但如果没有它，棉花纺成线后，就无法挽成一把把，也就更无法卖出去了。所以在当时的乡下，几乎家家都有纺线车，特别是农家小户，靠纺线卖出钱后，才能来解决油盐及一切日常开支，可见其重要性不是一般。
立达的隔壁住着刘青珍叔一家四口。他们租种了附近的一点田，也照看学校。女主妇长年纺线，一天课间我和一二位女同学到他们家串门，一不小心脚绊断了纺车上的梃子，女主人没有责怪我，却大吼了她的女儿即和我们同年的培姑（刘传玉）。当时我很尴尬，培姑很委屈，要知道那一根梃子要二毛钱才能买到，那可是一二斤盐的价值啊！第二天我向妈妈要了二毛钱赔给她们，尽管她们很困难却始终不肯收，我只好作罢。但自始自终我自责、我难忘。

4、古连纸换麻糖
立达和当时全国许多乡村的小学一样，没有中午饭，孩子们上学时，不论穷富都要带点中午吃的零食。当然零食有好有差，有多有少，全凭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那时候祖父抽的都是较好的香烟，如“大前门”“白金龙”等，是用小圆铁盒子（叫听子）装的，烟抽完后，铁盒子就归我们得。我们每人有一个固定的零食盒子，自己可以随便装些米泡之类的小吃。其他的农家孩子也用小布袋或纸包些豆子炒米之类。到学校后孩子们都把零食交给先生，存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到下午一点钟左右，才发还给孩子们吃。
由于我们家庭条件比许多农民的要好得多，文具也不愁。有时反而想吃他们的土零食。记得有几个小男同学没有钱买纸，开始向我们要，我们就多给几张纸让他们自己分。后来次数多了，他们就把自己最好吃的麦芽糖、红苕干给我们。有时也用古连纸换麻糖吃，但不敢告诉大人，也不客气，管他的！收下后就分吃了。可长大以后一想起这件事真后悔，穷人的孩子本来没有多少零食，给我们以后他们就要挨饿了。至今尚觉汗颜。那时只要放学铃声一响，我们就背着书包向操场跑，然后站队回家，出校门后，按同一方向的同学就一起走。我们年龄小又是女孩子最怕狗子咬，所以常得到雷元俊、黄邦国、吴泽俄等男同学的帮助，把几家有恶狗的路边走完后，才敢大胆走。这时有背乘法九九表的，有唱抗日歌曲的，更有边走边下田采花草的，那种天真、浪漫、自由的感觉，也许只有童年才能拥有，又怎不让人留恋忘返呢？

5、没有送出去的人情（红包）
一般秋高气爽的日子，农村许多人家都进行婚庆嫁娶办喜酒。这天早上上学出门前，父亲用红纸包了两块钱，叮嘱我放学后不用早回家，可以直接去附近某某家吃喜酒。这本来应该大人们自己去的，也许考虑其他因素，认为亲自去不合适。因为近邻没有请他，是怕他不赏面子不肯去。但父亲还是决定要我代表他去送情。父命难违，我一到新郎家，就有人认出我了，并介绍这是某某人的二小姐，马上把我请到首席上坐着。我也不太懂，真的就坐在首席位了。仔细一看，桌上的七位宾客都是大人，女士居多，在席间她们都准备了大粗草纸，把各人份内的一份鱼糕、圆子、扣肉都包好，只吃其他菜，当时我并不懂，但也尚知席规，都是大人奉在盘碟里后才敢吃。吃完饭，也看过新娘后就回家了。其实我进门时也看见许多人交人情，记账，但因人多一叫一闹，根本就把“上人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回家后只好硬着头皮把两块钱（那是最一般的人情相当现在200元左右）还给父亲。他哭笑不得，第二天又托人专门送去。这天下午我没上课，吃了喜酒也看了热闹却遭到大人的批评和好笑。此后父亲再也未给我派此类“差事”了。

倔强的松果 · 发表于 2014-12-21 16:23:11

梦的摇篮，永远难忘

1943年下半年我离开立达，在颠沛流离，东迁西搬，战火纷飞的抗日八年后的1945年上半年终于在西斋完小毕业了，结束了我的童年。
可那个梦的摇篮，梦的起点——美丽的立达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在战争年代，在偏远的农村，一所小小的私立小学，它不仅让农村的孩子从这里走出田间小路，飞向外面的世界，那些大学教授们、专家们的梦就是从这里起飞的。虽然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仅如此，立达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为共产党地下党员作出了力所能及的付出，为爱国的进步人士提供了避难场所，它不仅是松滋的光荣，也是松滋人的骄傲。它应该是松滋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许昔日的阳光和荣耀早已荡然无存，但那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历史，是永远刻在我心中的丰碑。

黄杏邦
2014-6-8武昌南湖

蔡书彬：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任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委员。1939年4月至1940年6月任中共湘鄂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1940年8月至10月任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同年夏至 1943年初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工委委员，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3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人文] 梦的摇篮——回忆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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