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 我永远难忘的贺炳炎同志

         我永远难忘的贺炳炎同志※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有过许多好战友、好首长，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老师长贺炳炎同志。

   初见的印象

      1936年7月，我们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西藏的甘孜。在这里，经贺老总介绍，我第一次认识了到我们二军六师来当师长的贺炳炎同志。初次见面，就看出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出生八死的战将。他只有一支胳膊，右臂因负了重伤被锯掉了,只有空空的袖筒在风中摆动，更增加了他的威严。说实话，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刚强多于亲切。

      事隔不几天，贺师长到我们连来。从甘孜出发后，我们连是整个二方面军的后卫连，并担负全军的收容工作。那天，我们正在开支委会，贺师长跨进门坎就问：“你们谁是连长？”见是师长来了，大家都忙站起来：连长回答说：“我叫张先云，是连长。”又指指我说：“他是指导员，叫钱治安。”那时我很小，见了首长脸就红了。师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鬼！”我更不好意思把头低下来。师长问：“你们开的什么会呀，讨论什么问题？”当时大家都没吭声，我忙回答说：“开支委会，讨论收容工作问题。…‘好呀，”师长高兴地说：“大家继续讨论吧，我就是想听一听。怎么，你们准也不说话。”连长小声说：“看到师长来了，我们都不敢说什么。”师长一听乐了：“有什么。害怕的，我又不是老虎。你们是人，我也是人嘛！你们看我官架子大了，是吗？”连长说：“不是，我们见得少。”师长笑呵呵地同我们席地而坐，拉着大家说长道短，等我们的紧张心情轻松下来以后，就给我们布置了收容工作的任务。他说：“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也是收容队长。”连长说：“师长是指挥打仗的，怎么能当收容队长呢！”师长说：“兵都掉了队，我指挥谁呀，还不成了光杆司令。”这样使我们对收容队的意义认识得更深刻了。会议开得很成功。

      部队从甘孜出发后，一连串的问题接着出来了。青藏高原，空气稀薄，有的得了高山病，气喘吁吁走不动，粮食不足，有的肚子饿得走不动，缺医少药，有些原来的伤病员体质更差，行走更加困难……这一切，对我这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有点头痛。

      贺师长大概是看我情绪不高，就给我讲起带兵用兵的方法来。他讲了很多，最后说：“收容队的工作是艰苦的、繁重的，要精神加物质。”他还用他的实际行动，不断启发着我。行军中，师长经常在我们的行列里，和大家淡家常，说笑话，讲故事，使行军的气氛一直很活跃。他的马自己很少骑，多数时候是让给伤病员用。只要见有掉队的同志，他就督促他们说：“快走吧，坚持就是胜利。我们是红军战十，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有时候连遇几个伤病员不能行走，他就用仅有的一只手把病员扶上马，叫骑兵送到前面去．然后义把马拉回来，再送病员。爬山时，师长指挥我们把重病员驮上马背，让轻病员拉着马尾巴一起向上爬。

      在一路行军中，师长和我们连的干部战士结成了患难之交、好朋友．，有时候，我们宿营了，贺师长顾不上休息，就到我们连来问饥问寒，问收容了多少人，都足哪些单位的，有几个赶队去了，并指示我们：“回忆一下，都住在哪个连里？要好好照顾他们．不要歧视人家，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如果没有病，在这鬼部不生蛋的地方，谁愿意掉队，何况掉了队还有生命危险。”由于他在我们连常来常往，教给了我们很多工作方法，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办法也多…些，比较顺利地担当起一个基层政工干部的工作，较好地完成了收容工作的任务。

      就要到阿坝的那天上午．10点钟左右，太阳突然从乌云里钻出来，我们这些多经日晒雨淋冰雹打、在雾霾中过来的人，一个个都被晒得软绵绵的，浑身没有劲。看到前边有座小山，到了跟前大家都发愁了。山虽不高，就是腿软得上不去。一连10多天，没有见过一粒粮食，最近两天，连野菜、草根也没吃上。这天早上行军前，每人只喝了儿碗开水。走着走着，眼前金星乱晃，心里发慌，有的同志倒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这时候，哪怕是一块薯干，将会给大家多少欢乐呀！可是，同志们瞅瞅早就瘪下去的粮袋，抬头看看山顶，长叹一声，又把头低下了。连长见这种情景，招呼大家说：“就地坐下休息一会儿，再往上爬。”大家在路边坐下了。有的抱着枪斜着身子就躺下了。路旁有个小水坑，有些同志去喝水，走不动的同志就喊：“给我捎一碗来，真不想动一步了。”

这时，贺师长带着骑兵班来了。我看到贺师长比原来更消瘦了，眼窝凹下很深，颧骨显得很突出，胡茬子也乱蓬蓬的，，和我们一起坐下后，师长强打精神，风趣地说：“三天不吃饭，还要当个挑米汉哩！来，大家打起精神来。”我看着师长疲倦的神色，说：“你们先走吧，师长，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跟上来。”师长看着大家说：“我知道，你们的肚子也休息五六天了。昨天晚上你们连连野菜电没吃上，是吧？”连长说：“我们能走，今天出发前都喝了不少开水。”师长听后，二话没说，先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糍耙拿下来，又叫骑兵班的同志把所有的十粮收集起来，凑在一起，共有五六斤，要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郑玉宝同志给我们每人分一点。我们看着都不忍心，连长大喊一声：“大家起来，往前走。”同志们一个个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师长见了以命令的口气说：“你们给我坐下，都把碗拿出来，南郑科长给你们每人一勺子。”可是大家谁也不拿碗。郑玉宝劝道：“这是师长的命令，都把碗拿出来吧。”支部委员、三排长韩耀芝站起来说：“这点糍粑是师长的命根子，我们吃不下去，我们马上就走。”师长说：“这是命令，不吃不行。”大家才只得拿出碗来。当每人把一勺糍粑泡上一碗水时，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不少人是哽咽着喝下去的。接着，师长让身体强的拉着身体弱的，重病员骑着马，让骑兵班的马全部驮了病号，轻病号拉着马尾巴，大家一齐爬，上了山顶。师长高兴地说：“今天收容了一个连。”这件事情，是我们永生永世难忘的阶级感情。

      贺炳炎同志关心他人如同亲兄弟一般，但他批评人也是从不讲面子的。

      1937年冬天，全面抗战展开，部队缩编后，他又回到三五八旅七一六刚当团长。团部驻在山西静乐县河口村。我所在的三营存太原附近的王风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当时，我们营有几仗没打好。一天我们接到团部的指示，要立即归建执行新的任务。正好到新的驻地古交要路过河口村，出发前，营长工祥法同志反复动员说：“今天要通过团部驻地，一定要精神振作，走得整齐，不要落当子。”营长召集连长、连指导员，要求干部把部队掌握好，干部和党员要以身作则。这天大家情绪格外高涨，路过团部时队伍威武雄壮，走得很整齐，营长、教导员都没有骑马，战士们一个都没落当子。团长见了，对王营长说：“你们三营很有精神，体质也很好，为什么不能打仗呢？”营长站在团长跟前，面红耳赤，好久无言回答。团长说：“你们在这里还有几天休息时间，要从上到下很好总结一下，找找不能打仗的原因，主要从干部指挥和以身作则不怕死等方面总结一下，找出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回到宿营地古交的第二天，就召开连排干部会，会议整整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成了我们==营转变战斗作风的一个关键。打那以后，每逢打仗，营长总是要说：“不要忘了团长的批评，我们为什么不能打仗。”这句话，成了我们营激励斗志的动力。

  还有一次在陕西黄龙地区，前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在讨论中，一位被点名批评的团长作自我批评时，总是吱吱吾吾，强调这原因、那客观，贺炳炎同志听得不是味，站起来说：“你不要强调这原因那原因的，为什么不检查你打仗怕死，指挥不力呢？你嘴巴梆梆硬，打仗唠唠松，这谁不知道？还遮遮掩掩！这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可耻！可耻！”他这番严厉的批评，引起了全体到会人员的深思，对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50年，我带替部队在草地剿匪，娄子李清在兰州生孩子，我远离内地无法照护，每当战斗间隙，不免牵肠挂肚。

      这时，贺师长（那时已是军长）到兰州开会，他知道后问清了情况，得知李清因从外地来，又是地方干部，费用无人付，没有军的介绍信（仅骑兵团的介绍信医院不收）．就马上要秘书写了介绍倍，并亲自去找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把李清送进了医院。当时该院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还是军管时期，军代表蔡大同志一看是贺军长介绍信，就很快收下了。

      李清同志住进医院后，问题又来了。她的心脏病很厉害，生产后要作绝育手术，但得男女双方签字才给做，否则医院不收也不做。贺军长得此消息，星夜赶到医院，当面给蔡代表和医护人员交代说：“她爱人到草地执行艰巨任务，不能回来，一切有我贺炳炎负责，有了事情绝不找你们麻烦。但是对大人生命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小孩要尽量挽救。”军代表和医护人员无可奈何，不得不收，不得不做。贺军长在兰州开会期间，多次叫他的秘书去医院看望李清，并送了一些孩子的衣料，还告诉一军驻兰州留守处的负责同志解本清说：“钱治安的老婆在中山医院生孩子，你们要经常去看看她，有什么困难要给予解决，在医院的一切费用由你们给医院算账。另外，有人往骑兵团去，给钱治安捎个信，让他放心。”

  李清生产满月后，出院回青海，他又告诉副军长王尚荣同志，用他的小车把李清带回青海，一路上对大人孩子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对这件事情，我们夫妻二人永世难忘。

      贺炳炎同志不仅爱护、关心干部战士，还卜分爱战马。在战争年代里，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马夫是很疲劳的，为了让马夫能有一定休息时问，贺师长经常半夜起来，亲自给马添草添料。他在干部会上经常说：“人不勤劳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马兵比我们骑马的辛苦得多，夜里我们自己起来给马添点草，喂点料，让马兵多睡一会儿．为啥不行呢？把马搞垮了．你就不用骑了；驮马饿坏了，就得用肩膀扛炮。人、马、枪、炮都是战斗力，打起仗来，枪炮上不去，完不成任务是要杀脑袋的，我们这些骑马的干部要想到马，想到喂马的人。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饱人不知饿人饥，骑马不知走路的。’马兵到了宿营地，又要蹓马，又要借铡刀铡草。大家一块闹革命，都是阶级兄弟，要互相帮助，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骑马的，要想到喂马的。”

      解放青海后，为了肃清马步芳的残渣余孽，军里决定把全军的侦察兵（都有马）和全军剩余的马集巾起来，组成一个大骑兵团，担负剿匪任务。一、二、七师各组织一个营，军部组织团直属队，贺军长首先带头把贺龙送给他的最心爱的大青马和朵黄马，连马带马夫老郭一起送到了骑兵团。

      后来，他每次到骑兵团，就问：“我的大青马还好吧？大青马可是救过我的命的。你们把马喂得怎么样，要喂得不好，马跑不快，遇上土匪就消灭不了他们，只有干瞪眼罗！”他还亲自检查马喂得好不好，毛顺不顺，再就检查战士会不会骑马，干部怎么管马。他常说：“管人管马干部都要会。在某种意义上说，马比人更难管，它不会说话，是个哑巴战士。骑兵不好当，骑兵干部更难当啊。马马虎虎可不行，马喂不好是要打屁股的。团长四十大板，副团长、参谋长减半。”参谋长说：“各打四十大板，一视同仁嘛。”他说：“那不行，不公平，应有主次之分，不搞平均主义。”因此，每逢军长到我们骑兵团来，大家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一个个把马罔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马刷得光溜溜的。

      由于他的关怀，骑兵团在剿匪中立下了功劳，特别是骑着四蹄生风的战马追击残敌时，更想到贺军长爱马的意义。

      贺炳炎同志逝世20多年了，但他热爱党的事业，关心爱护阶级亲人，作战英勇机智，对工作一腔热血的高尚品德，仍记忆犹新，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