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总会长大的，只要他不夭折。差一点夭折的我，成长的经历实在太过于独特。说出来一定有很多人不相信，简直就是一部当代传奇。但这绝对是真实发生过的，我只是如实的记录，不会写任何幻想过却没有实际发生的，更不会有意说假话。我愿意直面惨淡的人生，因为我仍然相信人生是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性本来是善良的。
人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世上的，但痛苦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灾难随时会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且不管他的身份、年龄。非常不幸的是，我被恶运选中了，在我毫无准备、没有任何承受能力的时候，五岁时的一起车祸改写了我的人生，虽然我并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但我后来所经历的却决不是我想要的。即使我的确从中学到了很多，我也希望我能正常成长，因为我不变态，至今也不相信苦难是什么财富，我甚至认为这是没有经历过苦难的那些幸福的人为了安慰正在受苦的人的谎言。
一
我的正式的学习生涯，还没有开始就基本结束了。五岁以前的生活在我的印象中一片灰白，没有一个清晰的画面，这充分说明我不是什么天才，而且一点也不早慧。一句话，我真的忘了。虽然经常有一个画面出现在我的梦中，一个美丽的像天使的小女孩与我手拉手的在我家后面的金色竹园里玩耍，但似乎只是一个梦而已。
我人生的第一个印象定格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我跟着一群比我大的孩子去爬一辆空着的牛车，他们争先恐后地从后面挤，我自作聪明地从轮子上爬，也许这个举动是我天生聪明的证据，因为我会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但不幸的事情还是没有预兆的发生了，由于牛没有从车上解下，孩子们的喧闹惊吓了它，牛拉着车动起来了，我一下子被卷到了轮下，几百斤重的车在我稚嫩的腹部反复碾压，直到我婆婆（我妈的妈）闻讯赶来，让牛车退出我可怜的肚子。当时如果车不是退出，而是压过，我就一定没救了，这充分说明我婆婆是见多识广的。
我的故乡在四面环水的长江第二大岛——百里洲，当时又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本来医疗条件就差，我的伤势又太严重，必须到县城的医院去抢救。几番周折，袁定洲大爹和张丙一大爹抬着我跑了十几公里，看遍岛上所有的医院，都退了诊。天色渐晚，已没有船过江了，如果是另外一个小孩肯定翘辫子了。也是命不该绝，幸好我爷爷正在县城开会，接到电话，我爷爷化了一个月的工资包了一艘机帆船，连夜送我过江，我的小命才总算保住。
七天过后，我终于苏醒了。一醒就想尿尿，不幸的是，怎么也尿不出来。现在想来，当时只是保住了命，内伤根本就没有看好，也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当时县医院的水平也不咋的，因为好医生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了，我能活下来，更多的应该是靠求生欲望和自愈能力。果不其然，半年以后我就开始肚子疼而且几乎隔两天就要吐一次，直到吐出黄水，也就只能每天吃药打针，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病就病了十年。
二
生活还得继续。休养了半年，那年冬天，我刚满五岁，就报名上学了。学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没有学拼音，老师也不会普通话。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学习的最佳时机，以后来补，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语言的练习，声乐的训练，除了少数意志特别坚定的，大多只能达到中等水平。我糟糕的普通话就是如此。
更糟糕的是，老师都象土匪，特别暴力，学生一有错，就揪住脑袋往墙上或桌上撞，闷沉沉的撞头声在教室里此起彼伏，往往一节课下来，十几个同学的头上会布满大大小小的包。是不是当时的老师都特别变态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在我们上学前，老师们大多被学生揪斗过，心里普遍怀有对学生的怨气，正好发泄到我们这些后来者身上。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文革的受害者。
学校的条件非常简陋，课桌凳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同桌。我的前后桌坐的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艾大、艾小，他们似乎特别笨，也可能是家里太穷，家长太老实，反正他们几乎每一节课都要挨撞，我坐在中间，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老师随时会揪住我的脑袋撞。整天担惊受怕的，我对学校的厌恶也从此埋下了种子。
半年后，我的旧伤复发。轧烂的肠子经过自动修复，胡乱粘在了一起。随着我身体的生长，它们互相牵扯，肚子开始隐隐作痛，而且每隔两天就要大吐一次。我终于可以经常、随时回家了。说实话，我真的害怕上学，因为当时的学生同样暴力，毕竟文革还正在进行中，我又打不赢任何人。我正式的学校生活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小学五年半（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后来改春季入学为秋季入学，多读了半年），除了启蒙的半年，我的在校时间大约有两年。一来去的少，二来每次都是吐得脏兮兮的离开，我的病态的自尊心也阻碍着与人交往，结果是我没有结交任何朋友。不仅没有朋友，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病壳子！我成了真正的另类。
这还不算最伤心的，最可恶的是有一个体育老师叫彭从望的，明知我身体不好，还逼迫我跑步。我实在跑不动，他竟然一把揪住我的左耳，把我提到空中向同学们展示我的病体、我的弱小，同学们哈哈大笑。当时是三年级，我的体重大约三十斤。我也因此得了中耳炎，左耳化脓。后来读了鲁迅关于麻木的看客的文章，我才从心里原谅我那些看客同学，甚至为他们感到悲哀，因为他们的基因有问题，也没有受过同情心的教育。
当然在小学时，我也遇到了一个好老师黄昌谷，他是一个右派，当时的“黑五类”分子，但他的确是一个好人，本来是高中老师，被下放了。他是第一个鼓励过也帮助过我的老师。我在校的时候，只要是外出劳动，他就让我在校扫地，有时天气好，我又想去的时候，他就让我给同学们计数，统计谁干了多少。
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夸我聪明，好多考试我没有参加，他也给我打八十分的优等成绩，不让我留级。保护了我早已所剩无几的自尊，让我觉得我还是优秀的。他还让我帮他登分，这种奖励同学们都很羡慕。可惜的是，他只带了我三年级一年。但在这一年里，我很少回家，经常吐完了，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
小学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不能不提的事，就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舞弊，其实是被人陷害的。那个给我起外号的同学，考完后出教室时，把一个纸团丢在了我桌上，我当然很好奇，刚一拿起，还未来得及打开，监考老师就抓住了我，原来他又给老师报了信。人脏并获，我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一气之下，我干脆退学了。后来每次考试，我不管做没有做完，都一定第一个交卷，被冤枉的滋味真的太难受了，当然这也让我养成了快速答题的习惯。
三
初中一晃而过，学制只有两年，我上学仍然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一坨牛粪，我与许高甲同学打了一架。当时号召全民积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砣牛粪，互不相让，自然要开打，结果有点戏剧性，我居然打赢了，可能是毛主席在帮我，他不是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吗，一个比我强壮的同学不也是纸老鼠么？更有可能的是，我的拼命劲头吓住了他。当然我也因此在家躺了一个星期，体质实在太弱了。
还有就是初一时我学会了打针！当时流行开门办学，整整半年几乎不用上文化课。我就读的果木园中学只有三个班，初一两个，初二一个。初二是学农机的，可以学开拖拉机，初一的一个班学农技，就是学种田，一个班学卫生，我们班荣幸地成为卫生班。由于我是小组长，竟然可以到冯口医院实习，小组长是我至今当过的唯一的官。
当时打针都是打屁股，很少有吊瓶。有人被打到坐骨神经，瘫了。因此我们很难有机会给人打针，不知是因为我病久了，理解病人，还是其他原因，我是一起实习的七人中打针最多的，甚至还有老病号点名要我打，一个星期我打了五十多针。我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由于生怕打错了地方，我总是用手在病人的屁股上反复比划，比测量员丈量土地还要过细，可能这样摸来摸去，转移了病人的注意力，每次我打完了，病人还不知道。
初中生活的又一个节点是，我几乎永远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由于粘连在一起的肠子一直隐隐作痛，我常常会一边听讲，一边做小动作，来分散注意力。因为我的小动作完全不干扰别人，其他的老师都不管。惟独初一时的数学老师曾贤淑看不惯，每节课都要罚我站，好几次直到我晕倒，她才放手。从此以后，只要是数学课，我就病了，或真或假，反正不再上数学课了，而数学是唯一不能自学的课，这真的是一大遗憾。
|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鄂公网安备 421087020000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