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溯源

长江的源头找到了，对联的源头在哪里呢？答案早有了，而且众说纷纭。

 

依“小说家言”，商末周初就有了对联，姜子牙拜将台侧牌坊上刻的“三千社稷归周主，一派华夷属武王”便是。有人认为最早的对联应该是三国时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一联：“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又有人说对联之先河要数东晋王羲之的两幅春联：“春风春色春雨，新年新岁新景”、“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还有人考证出对联之滥觞当推南朝梁代刘孝绰和他三妹令娴题续于门的两联：“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

 

更有人追溯到《诗经》、《易经》，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水流湿，火就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都是最早的联语。而认识较划一且带点权威性的说法则是：五代后蜀主孟昶题的春联“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乃对联之权舆。

 

以上种种论定，有的来自传说，也有考诸典籍，对探索对联的本源，无疑都是有益的；但若据以判定为对联之源头，则不论其根据如何翔实，论述如何圆通，都未免失之偏颇。因为众议所及，众目所视，还只涉触到对联之“流”，而没有深入到对联之“源”，这正象对人体发育成长的研究，只在一朝分娩的婴儿身上取样，而没有从十月怀胎的胚胎中去求根。人体是由单细胞精卵结合，孕育在母体内爬完“生长树”的，难道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对联就能于某时某刻在某人手中一朝创出吗？

 

那末，究竟怎样去寻对联之“根”、索对联之 “源”呢？循名责实，先得从对联之名谈起。对联之名甚夥，曰“楹联”、“楹帖”、“对子”、“联语”、“联句”等，析其公因子，一个“对”字便是。“对”则必“偶”，两两成双，骈骈相俪。于是可领悟到，凡是以形成或促其形成对偶之事物，势必潜寓对联之本源。也可明白，对联、对偶、骈俪、对仗本是一组互相涵容的概念。为此，抓住“对”这个契机，循着偶、俪、骈、仗的轨迹，来一番“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工夫，对联的源头便可准确无误地找到了。

 

对联的产生是肇乎自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已有明确的论述。他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尽管刘勰对于对立统一的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理的理解，只是一种直观的把握，还没有达到今天唯物论那样的理性高度（自然，不能苛求古人）；然而我们不能不惊异远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浮靡奇诡的形式主义文风甚炽 、唯心主义猖獗的齐梁时代，他竟能独具只眼地对包括对联在内的文学现象作出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诠释，也幸得他为寻觅对联之源指破了迷津。

 

如若用认识论的原理对客观世界作宏观和微观的审视，我们会欣喜地发现：大千世界原是一副大“对联”，而林林总总之物乃是无数副小“对联”。在这方面，先民们有过绝妙的描述。他们说宇宙的生成和衍化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两”（阴阳或天地）“四”（金、木、水、火）“八”（乾天、坤地 、震雷、艮山、离火、坎水、兑泽、巽风）三个偶数“辞动有配”地展示了物质世界相须相生的具体实象，天设地造出一副副绝妙的对联。那“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也是令人观止的对联吗？扩而充之，则客观世界之“对联”将是目不暇接：时序春夏秋冬的四时八节 ，方位东西南北的四面八方。形体现长宽厚薄曲直，性味呈酸甜苦辣温凉。人事有善恶美丑，人情别疏密淡浓。人分四民，牲饲六畜。数算四则，声呼四调。诗析六义，书读六经。古都峙二京，潇湘艳八景（松滋也有八景）。战国四公子，唐宋八大家。医用四诊八纲，药施四物八珍。《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所有仪态万方的事象物象，原本是按其自身固有的相互联系规律整饬有致地聚合排列着，决非人为地先验地强行拼凑 为“偶”为“对”，人们只不过忠实而合乎逻辑地反映和表达它罢了。说“对联肇乎自然”，该是可信了吧。

 

既然认识过程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对偶、对联又是人们对统一着的物质世界一种带原型的认识，其产生机制自然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息息相关。科学方法论家贝弗里曾说：“我们的思维是从相近的、相对的、相关的、相似的、相反的事物开始的，从而萌发创新思维。”这里标示，联想是人们心理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与过程，它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在人脑中的反映。人们在思考事物时，想到了这一事物，就容易联想到同类的他一事物，这就形成了偶意，也就产生了对联。范文澜说：“原丽辞之起，出于人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既想西伯幽而演《易》，类及周旦显而制《礼》，此反对也。正反虽殊，其由联想一也。”妙，妙，妙！警策之言非常透辟地阐明了俪辞萌发之机，对联产生之源。我们民族正是利用这一思维优势加上汉语的参与，才创立了彪炳千古、璀璨人寰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应该说是我们的骄傲。试想想那些格言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安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不就是我们智慧民族充分利用相似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因果联想构建出的杰作吗？由此可见，对联产生的又一源头则是认识过程、心理活动。

 

还补充一点，人们的偶意思维定势最足以造成其感情的和声，提高其审美的强度，譬如 一般人喜“双”不喜“单”，中国人说“好事成双”，外国人则忌讳“十三”和“星期五”，恰好给对联的心理之源立下了注脚。

 

日照月临本是寰球共有的天象，联想反映又是 人类相同的心理，为什么对联艺术只能是中华民族的“特产”？为什么这朵文苑中别具艳态馨香的奇葩只在神州大地开放呢？这就必须深入到汉语、汉字中去寻底蕴。

 

汉字是与世界各国的文字完全不同的方块字，它具有象形、会意的特征，不单每个字能够单独立脚，而且绝大多数的字只有一个音节，代表一种意思，构成词或语素而独立运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多是多音节的拼音文字，不具备汉字这样的方块形体（自然也就构成不了对联）。汉语、汉字的这种独特性，为对联形成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对偶形式，形成清清爽爽、双双对对的对偶的字数，对偶的音节、对偶的句式、对偶的声调以及对偶的内容，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从而也形成了对联艺术独特的民族性，形成了别国不可能有，只有我国才有的（用汉语的国家又当别论）这种优美的艺术形式。美国现代诗人庞德曾为汉字这种魅力 所倾倒，他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我们不妨设想，对联就是这种表现力极强、信息负载量极大、能产性极高、严整而又灵活的诗一般的汉字所谱写出的诗章。在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对联的“母亲”、“父亲”，看来还不算离谱。

 

综上所述，对联应是“三源”（客观世界之源，认识过程之源，汉语、汉字之源）的合流，就中以汉字当其潮头 ，它源远流长，扬波涌浪，永远汇入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洪流之中。

 

结语是：最早的对联挂在天上，挂在人们心上，挂在聪明的中国人的口上。如果硬要找一副最早的对联雏形，那就推出一首相传为远古时代的民歌——《弹歌》，权作化石标本，以供研究。

 

歌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