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松滋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代众多学者认为,土家族与古代巴人有渊源关系。古代巴人崇拜蛇图腾,为巴姓,首领为廪君,系巫蜒之后。
廪君部族最早起源于清江流域武落钟离山,部落及衍分的氏族当为狭义巴人。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巴人在我国南方活动时间长达两千多年。在此期间内,大致分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巴方时代、巴国时期等几大阶段。不同阶段里,又融入众多部落与氏族,亦称之为巴人,此当为广义巴人。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与古代广义巴人中的毕方、兹方两个部族有相应关联。毕方,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古代部族。在原始社会,主要活动于我国南方的今渝东、黔东北地带;其有部众迁徙于黔境及川、陕等地者。原始社会时期,氏族以“鸟”为图腾崇拜,亦称“毕方鸟”。后因廪君部族西进,“毕方鸟”繁衍生息之地逐渐成为巴之地域,毕人融入巴人,成为广义巴人一支,时间当在巴方时代。
兹人融入巴人时间早于毕人。早在炎黄时代,兹人的先世(已姓)中担任火正一支的后裔,便随其迁往南方,后来奴隶社会又有兹人迁往南方,壮大了南方兹人数量,约在巴部落联盟时期便融入巴部族,成为广义巴人中的一支。在巴国政权西移后,兹方在狭义巴人起源地——清江流域,建立了兹方政权。兹方最早建都于今长阳资丘,“蜀代楚,取兹方”后,几经迁徙,最后建都于今五峰腹地湾潭。
秦灭巴国后,活动于渝东、黔东北的毕方后裔和湘西、鄂西的兹方后裔,被封建王朝称为“蛮夷”,与巴人中其他各支(如盘瓠、濮人、清江七姓等)活动于湘鄂渝黔地带。其中毕方、兹方后裔在该地带的影响更大,更深,各地土著人融入这古代巴人中的一支,经过长时间融合而形成新的民族——土家族。
松滋土家族,是土著人融入巴人一支后,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其起源与形成历史悠久。
土著人起源与夐氏族
松滋地域最早古人类活动遗址之一的两河口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今卸甲坪土家族乡的杨树坪村境内,遗址面积15000平方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群众烧砖起土,挖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石制品和陶制残片。后经考古人员复查、鉴定,石制品为古人类打制石器之一的石斧;陶片为陶鼎、陶罐残片,均为距今五千年前人类祖先生产、生活用品。
两河口文化遗址,处于“长阳人”(距今二十万年左右)和“石门人”(距今十万年至五万年)二者连接的“中轴线”上。由此说明,中国南方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的历史悠久。松滋地域,与两河口新石器文化遗址为同一大时期的遗址还有西门河文化遗址、桂花树文化遗址。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遗址在当时活动的人类祖先,与“长阳人”文化遗址的远古人类祖先有渊源关系。
两河口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印证了古人类在松滋地域乃至湘鄂边地带活动的历史。活动在这一地区范围内的古人类,最早是氏族制生活。氏族制经历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直至原始社会末,方才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
两河口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古人类,最早的氏族称为“夐氏族”。《说文解字注》释“夐”为“在穴”,与民间传说的“夐人”原住山洞,“后出洞谋生”相吻合。
夐氏族最早为母系氏族,氏族长由女性担任。住居于洞穴。今考卸甲坪地带,众多溶洞为其所居。这个氏族之间,有着血缘关系,当代社会学家一致认为,她们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群。
松滋地域,为松滋土著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繁衍生息的条件。山区、丘陵地带可食植物果实及根块,是她们采集生活方式的“园地”;小动物成为她们狩猎的“猎物”。湖区平原地带,成为她们捕渔的“场所”。自西而东的洈水,成为松滋地域土著人的“母亲河”。
纵观松滋历史,进入封建社会,松滋地域东部、北部均有“流民”迁徙于该地,挤土著人向西、向南覆盖,形成土著人居住丘陵、山区的特征。由此得知,夐氏族及其后裔,在松滋地域西南部“扎根”则是相对稳定的。
廪君东征与夐曼子
巴人起源于清江,廪君活动于武落钟离山。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廪君部东征。大致分为两大阶段。
廪君在武落钟离山以西建立夷城(今长阳香炉石文化遗址)后,沿清江东下,气势恢宏,建立新的夷城,史称“夷都”(今宜都陆城)。夷都,宜都,系因声改字之故。巴人活动区域涵盖江南大片区域(包括今宜都、松滋、公安三县市),以至留下巴山、巴塘、巴湾等古老地名。
廪君率部东征之时,松滋地域西南的夐氏族,已过渡为父系氏族,其氏族长为男性。氏族长是本氏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称“夐曼子”(即民间传说中的古代少数民族英雄“夐曼子”,《松滋县地名志》误记为“穷蛮子”)。民间传说他力大无穷,有九牛二虎之力,其流传有“骑虎出征”,“划沟为河”等众多故事与传说(篇幅有限,另拟专文叙述)。
廪君部东征第二阶段,是建立新的夷城于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此时约在距今3900年左右。其部族活动涵盖鄂南、湘北、赣西等大片地域。以致留下巴丘(今江西省西部)、巴丘山(今湖南东北部)等古老地名。
相传,廪君部东征得到夐曼子大力支持,夐曼子立城于平原,史称“曼城”(后演变为“蛮城”、“麻城”),屯军需于城内,接济巴人东征。廪君部前锋直抵赣西,以巴丘为大本营,廪君中军于巴丘山下建夷城,征服当地各部族,击败“三苗国”。 夐曼子率部押送粮草,并将薰制的猪蹄作为上品运往前线,举办庆功宴席,在巴人中传为佳话。“夐曼子”因及时为廪君提供后勤保障在湘鄂闻名,流传至今。
今考史籍文献,“夐曼子”为松滋地域西南人。古代文献《姓谱》为南北朝南齐王俭所撰,其中载在长江以南有“夐氏”。明代凌迪知撰《万姓统谱》,通过大量考证,作出“湖广松滋有夐氏”的结论。“夐曼子”的后裔为夐姓延至民国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松滋西南地域姓夐人因种种原因,融入“覃姓”。有关“夐姓”在松滋的记载,在《松滋县志》民国本中有稽可考。
楚文化南渐与巴衰退
松滋地域土著人夐氏族及其首领夐曼子,与古代巴人及其首领廪君有着一定联系,特别是廪君部东征时期。然而,这种联系随着巴人西进、北扩,以及楚贵族分封荆地,使廪君部族与夐氏族二者联系逐步松懈、消失。其原因与楚文化南渐及巴文化在该地域衰退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影响在松滋地域逐步取代巴文化影响。廪君部东征时期所占领的大部分地域,成为楚国势力范围,夐曼子在平原地带所建之城——曼城,成为楚国势力范围之内,“楚国巴民”的格局形成。由于这一原因,许多巴人地域的民众,在史籍文献中被称为“楚蛮”。 夐曼子的部族在此时期相继退萎于松滋地域西南部。
周武王统一天下,分封姬姓诸侯,其中姬姓巴国建都汉江,巴人政权中心北移。随着楚国势力强大,巴国政权西迁,先后有枳、平都、垫江、阆中等。巴人起源地清江流域,成为巴楚两大势力争夺之地,不时爆发战争。巴、楚之战,多以楚胜巴败而告终。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廪君部东征时期,夐氏族的首领夐曼子率部虽与狭义巴人有接触,然因楚文化南渐而使二者未能融合成族。也就是说,随着楚国势力强大,巴势力逐渐衰退,松滋地域的夐氏族在当时脱离了巴人。
松滋地域的夐氏族,在战国时期成为既不属巴,也不附楚的部族,则与夹在巴楚之间的兹方有着一定的联系。
兹方是巴人政权西移后,兹人在清江流域建立的政权。最早的都城称“兹酋”,在今长阳资丘古镇。兹方设治于今长阳资丘,时间约占兹人作为统一部族而存在时期的四分之一。即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377年,计54年。兹方所设第二个治所,在今长阳西部偏南、清江南岸的枝柘坪。此为“蜀伐楚,取兹方”后的都城。不久,亦被楚占,历时约7~15年。兹方最后一处治所,在今五峰湾潭镇境内。这处治所延续至公元前221“秦统一天下”止,历时为141年至149年之间。
松滋地域的夐氏族活动区域,与兹方部众活动区域相连,均活动湘鄂边地带。至今为止,未发现二者融合方面的资料。笔者认为,有可能这是当时夹于巴、楚两大势力之间众多部族中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部族。
毕兹部遗族与南郡蛮
秦统一天下,“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巴氏,当为巴人。氏,既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又是古代世业职官的称号,还是古代少数民族支系的称号。此处则指后者。上述中的“其民”中的“其”,显然是指巴人及其后裔“蛮夷”部族;“民”,专指担任“蛮夷君长”者。上述“比不更”中的“比”,有“比拟”、“比照”之义;“不更”,是秦代爵制中二十等中的第四等,低于“大夫”。“不更”爵位相当军职中的“卒”,军队编制是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俩,四俩为卒。即管理百人的军职。由此可见,秦朝对湘鄂渝黔地带的少数民族以若干“巴氏”为首领分而治之也。
秦朝“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也便使在湘鄂渝黔地带原有大的部族建立的政权不复存在,每百丁由“巴氏”分而统领,原有的“毕人政权”、“兹人政权”也相继瓦解,其毕人、兹人成为被“巴氏”统治的“蛮夷”。
所谓“蛮夷”,在秦汉时期是指未辖郡县流官治理地区,而由巴氏为君长的部众。这些部众的活动区域,称之为郡县界外荒地,即“蛮荒”。为区别各部族,泛称为“郡蛮”:如“南郡蛮”、“宜都(郡)蛮”、“天门(郡)蛮”等。
夐曼子部族后裔自秦汉开始,称之为“南郡蛮”。三国以后,“南郡蛮”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南郡蛮”,即秦汉南郡未置县治的“蛮荒”部众,包括后来从南郡分化出来的宜都郡、建宁郡未置县治理的“蛮荒”部众。狭义的“南郡蛮”,仅指三国时期南郡以西高成(今松滋)、枝江(今划归宜都)两县界“蛮荒”部众。
秦汉之后至隋唐以前,是毕、兹部遗族与夐氏族后裔(泛称“南郡蛮”)融合时期。这也是湘鄂渝黔地带巴人遗族与土著融合的时代。秦人“以巴氏为蛮夷君长”,文字中从此言“蛮夷”而不言“巴人”;而各部族自称“毕兹”而不称“蛮夷”,并逐步在历朝历代演变中流传下来。即国史、方志等封建王朝文献中,记这些部族为“蛮夷”,而在“蛮荒”地带的部众,多自称“毕兹卡”(另有苗人、侗人等不称“毕兹卡”)。
羁縻制形成与州郡峒
羁縻制,即羁縻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制度。“羁縻”二字本义,是给马戴上笼头,给牛套上縻绳。其用于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贬义。
羁縻制起源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推广于隋唐,完善于两宋。纵观封建王朝实施的羁縻制度,有羁縻府、州、郡、县、峒(三国至两宋),另有羁縻卫所制度延续至明代(湘鄂渝黔地区)。在松滋地域,现有资料尚未发现羁縻府、县的记载,仅有羁縻州、郡、峒的建制。
东汉至三国时期,“西南夷”唐狼王一部一万三千兵征调荆楚,驻扎今宜都市枝城官圹坪,建羁縻府级政权(始称将军府,后称四川六路都督府),松滋地域西南部属其领辖。南北朝时期,鄂西南实施羁縻州,卸甲坪地带及其以北等地,部族地广人稀,属“五品州”之外的二十余州之一,其称为“蛮子州”,当时又皆称建郡,亦称“蛮子郡”。
唐代,松滋地域西南分属四川六路都督府安定州三峒之地。封建王朝征调红崖(今云南大理自治州弥渡县红崖)“白蛮”(白族先民)张氏部族于荆楚,“以夷治夷”,成为“红崖峒”知峒。同时,封建王朝征调“五水蛮”于湘鄂边“以夷治夷”,为羁縻安定州(州治湘境一侧)所属梅梓峒(治所在松滋西南),知峒向氏。在梅梓峒以北、红崖峒以东,是隶属四州六路都督府安定州的曼子峒(治所在松滋西南),知峒夐氏。
唐末五代十国纷争,湘西侗人势起,“辰州蛮”杨氏成为封建势力“以夷治夷”中坚力量之一。松滋地域西南各部族势力日盛,封建王朝所置松滋县西界在起龙山至暖水街一线以东。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封建王朝将辰州(羁縻州)知州杨政管部族调入“荆边”,镇抚洈水北岸地带,置羁縻白竹峒,并自兼知峒,对这里的“毕兹卡”实施“以夷治夷”。有宋一代,松滋地域为少数民族所置的两寨四峒所领辖。即龙潭寨、天星寨;红崖峒、梅梓峒、曼子峒、白竹峒。分别是由“西南夷”(今四川西部羌族先民)、“白夷”(今云南大理自治州白族先民)、“辰州蛮”(今湖南辰州侗族先民)、“五溪蛮”(今恩施州及酉阳等土家族先民)等部族,“以夷治夷”松滋地域少数民族部众。
当时,龙潭寨设今刘家场镇以东;天星寨设暖水街一带。二寨知寨均为六品,直辖于四川六路都督总管府。二寨以西,为四峒地域。
土司制沿袭与卫所隘
元代,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势力强盛,入主中原,文献史籍对南方少数民族取消“蛮夷”之贬称,与南方汉族一样统称为“南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核心是“世袭制”:世袭土地、世袭人口、世袭官职。世袭职官分文武两种:文职隶史部,分为府、州、县等;武职隶职隶兵部,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鄂西南地带主要是武职系列,俗称“土司”。如大土司(容美宣慰使司),中土司(五峰安抚使司),小土司(深溪长官司)。
随着土司制度的建立,鄂西南的羁縻州、郡、峒制度不复存在。松滋地域红崖峒、梅梓峒、曼子峒、白竹峒废除封敕之列。龙潭、天星二寨除去原品级,降级迁址。
元代封建王朝为巩固朝廷统治所需,保留了羁縻卫所制度。对原“西南夷”后裔网开一面,保留麻寮、添平所府建置,各辖十隘。所官为千户,相当中土司品级;隘官为百户,相当小土司品级。元代,松滋西南地域分别设有曲溪隘、梅子隘、石磊隘、樱桃隘;天星寨(迁址于今卸甲坪乡境内);红崖寨巡检司、西平塞巡检司。
上述各隘、司官,皆土官,为世袭制。其地可考:曲溪隘,今曲尺河;梅子隘,今梅子垭;石磊隘,今磊石坡(今陈店镇境内);樱桃隘,今樱桃岭(原桃树乡,今属刘家场镇)。红崖寨巡检司,先设柳林河,后设险桥寺;西平塞巡检司,又名西平寨(西寨)巡检司,先设七里山,后设巡检垭。
延及明代,麻寮添平部族(原四川六路都督府)弃北府、移南府,随之建立羁縻麻寮、添平二所(添平部族独立,不再隶属麻寮部族),“以土治土”,全重南府,添平十隘最后移防湖南石门地域。两关(北关渔洋关,南关新关)十隘(鹞儿、龙溪、长梯、磨峒、遥望、石磊、忠靖、渔洋、走避、细沙)中,亦辖有五峰、松滋部分地域的“土户”。明末清初开始,所隘与土司有互换土地现象,延及清雍正年间,松滋地域西南成为深溪土司辖地。
明末清初,深溪土司迁入松滋卸甲坪地域建立衙署,因其建筑规模较小,俗称“临时衙门”。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深溪土司在卸甲坪地域秀水坪新建司治,亦称“衙署”,俗称“东城”(深溪土司“西城”在五峰境内,“中城”在石门境内)。
深溪土司为长官司。其隶属于五峰安抚使司(五峰土司隶属容美宣慰使司),品级为正六品,人口400余户。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鄂西南“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不复存在。但因最后一代深溪土司长官张彤柱率先缴印有功,朝廷赏给其“千总职衔”(五品),昔日土司“帅府”成为“千总”之居所而延续,“东城”作为一方土民之经济、文化中心,仍在延续,可能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仍然存在。
结 语
松滋土家族的起源与形成,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松滋地域土著人为主,融入广义巴人中毕方、兹方一支有渊源关系。其为松滋土家族主源。 第二,松滋土家族形成过程中,不断融入有羌族、白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先民。其为松滋土家族的支流。 第三,松滋土家族先民在先秦时期为“巴民”;秦汉以降称“蛮夷”;元代开始称“土民”。其自称为“毕兹卡”。 第四,从上述中可看出,松滋土家族形成过程与全国土家族一样,萌芽于秦汉,形成于唐宋。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