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边五县据点中后期的活动

湘鄂边五县据点中后期的活动

  江南纵队转战江南期间，与湘鄂边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对湘鄂边五县据点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指示。江南纵队北渡以后，湘鄂边五县据点按照上级党组织和江南纵队首长的指示，开展了新的武装斗争。

一、第二次武装斗争

    当李人林率部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边的时候，湘鄂边五县据点负责人刘家瑞就派出田中夷、毛云峰并亲自带着刘华平，分三路寻找江汉支队。1月30日，田中夷在石门太平区南山坡与支队接上关系，并参加该部工作。不久，当支队转向五峰境内活动时，毛云峰等又先后与该部取得联系，多次向支队首长汇报湘鄂边地下党的工作，为部队提供军事情报。江南纵队组编以后，中央又电令纵队转知湘鄂边五县据点在松滋、枝江、宜都、五峰各县多成立几个据点，以便联络。

    正当江南纵队转战湘鄂川黔边界之际，解放军在西北、华北、华东、东北等各主要战场上，先后进行延安保卫战、青化砭战役、豫北晋南战役、莱芜战役、四保临江等战役，歼敌主力30余万，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鄂西北的形势已有所缓和，于是江南纵队奉命北渡。北渡前，纵队首长指示湘鄂边五县据点迅速成立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江南之敌，以配合江北解放军作战，并留下机枪2挺、步枪30余支、弹药若干。

    这时在湘鄂边地区再次发动武装斗争，有利条件是很多的。这些条件主要是：（一）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湘鄂边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人民倍受压迫剥削，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江南纵队转战湘鄂川黔边界，又在这里遍布的干柴上播下了革命火种，此时揭竿一呼，势必应者云从。（二）敌兵力薄弱。江南纵队北渡后，敌正规部队尾追而去，湘鄂边仅剩各县地方武装，这些武装不仅战斗力弱，而且各有所属，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不能统一。（三）有一定的武装基础。1946年的第一次武装斗争锻炼了一批武装斗争人员，而且涌现出一些骨干。武器，包括原来埋藏的和江南纵队支援的，已有相当数量。

  6月，湘鄂边五县据点作出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并制定了这次斗争的方针政策。这就是：政治上不显露背景，以反征兵征粮为号召，打击贪污乡保长；军事上抓紧部署，初成立的游击队按“游重于击，击必稳击”的方针，穿梭式地活动于五峰、鹤峰、石门、松滋交界之地，以造成敌人互相推卸责任，彼此观望，借机扩大力量。这次武装斗争的具体部署是：先在石门集结原有力量，待策动几处乡保武装起义后，再向五峰发展。

10月中旬，在原有力量集结以后，石门、五峰的三处乡保武装相继起义，游击队发展到60余人枪。但从此敌人亦开始重兵“围剿”，游击队虽奋力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加之队伍不纯，抗击失利。10月下旬，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二、中国民主建国团的建立

    1947年7月至9月，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鲁西南强渡黄河，直取中原，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随后进行开辟中原根据地的斗争。正当国民党仓惶调兵增援中原战略要地的时候，湘鄂边五县据点领导的游击队突然在国民党的江南后院崛起，使之大为震惊。11月10日，国民党武汉行辕电饬所属“迅即剿办”这支游击队，湖北省保警十六大队立即与湖北、湖南两省有关区、县警队驱兵“合剿”。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湘鄂边五县据点部分骨干于11月上旬在刘家场召开会议，总结第二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长期埋伏江南已不可能，必须重整旗鼓，武装自卫，配合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而进行武装斗争，又必须有一大批骨干，所以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建国团，积极筹备第三次武装斗争。

    早在六七月份开始发动第二次武装斗争的时候，据点就已开始酝酿筹建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以团结群众，俾作军中团结的胶液”。此前南方局也有指示：白区不发展党的组织，可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之后便开始了筹备。湘鄂边五县据点将这一外围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团，并经过多次讨论，起草了中国民主建国团的政治纲领、章程及《对时局宣言》等文件。

    中国民主建国团章程明确规定：中国民主建国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团的纲领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以武力争取民主的实现”，“绝对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打倒国民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农村打击地主豪绅以及作恶多端的乡保长，如松滋的任耀堂、胡宾山、刘宜华，五峰的曾子宜、汤鸣九、宫邦泰等反动分子，为开展武装斗争扫除障碍。同时提出要求实现民主、自由、解放，反对国民党拉佚征粮。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以经济口号为号召，以政治口号的实现为目的，逐步建立小型的革命据点。团章规定，团员的义务和权利是服从党的领导，遵守组织纪律，保守团的秘密等。团费的交纳则视各地团员的经济情况，有的可以免交，有的要求他们自己交纳或募集一定数量的钱财。

    11月中旬，中国民主建国团在松滋冯家窑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建国团的组织机构是上面设立总部，各县设立分部。总部执行委员会为核心领导机关，在党的湘鄂边五县据点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总部执行委员会由刘家瑞、周健（世远）、田子模、杜文华（善燮）等组成，主席兼组织部长刘家瑞，宣传部长周健，妇女部长暂缺。总部机关设松滋冯家窑。五峰、石门、宜都、宜昌等地设立分部，分部负责人由总部指定。五峰分部负责人田子模（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国民党五峰县党部书记长），石门分部负责人田中夷（据点军事负责人之一），宜昌县分部负责人万忠义（地下党员），宜都县分部负责人陆定国（志轩）。

  总部执委会确定团的发展重点放在农村，主要对象是同情、支持党的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特别注重发展那些已经参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积极分子。

  总部对若干地区的组织发展进行了分工：毛云峰配合田子模在五峰发展，杜文华、张新原（培德）协助田中夷、覃树玉在石门发展，周健、刘子艾赴松滋杨林市李梅村处发展。各地先后发展团员数百人。

  在建立民主建国团的同时，湘鄂边五县据点还在刘家场组织了一个以灰色名义出现的革命妇女群众团体“十姊妹”。“十姊妹”的成员有刘琼芳、傅振玲、胡孟群、易元珍、刘风云、刘云、杨秀国（杨屏）等，负责人刘琼芳。“十姊妹”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章程，却有十分明确的任务，这就是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包括武装斗争、人员转移、统战工作）侦察敌情、传递消息、掩护同志、服务生活。“十姊妹”的女青年们利用自己土生土长、通晓当地民俗社情的有利条件，采取机智灵活的活动方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她们本身也在斗争中得到磨炼，有的以后转为民主建国团团员。

因为条件限制，中国民主建国团和“十姊妹”的组建未能事先向上级请示。1948年6月，转移到解放区的湘鄂边五县据点部分人员在潜江新沟咀向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长蔡书彬汇报了民主建国团和“十姊妹”的组建情况。这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得到了中原局城工部的正式承认。

三、第三次武装斗争

    1947年11月上旬在刘家场召开的部分骨干会议上，湘鄂边五县据点还作出发动第三次武装斗争的决定，并详细研究了行动的筹备工作。会议决定田中夷等先到临澧、新安一带活动，后潜回石门集结力量；刘家瑞负责松滋、五峰一带的准备工作；同时约定于12月某日碰头，汇报准备情况，制定详细行动计划。

    在筹建民主建国团的同时，刘家瑞等对松滋、五峰地区可能参加起义的4支武装进行策反。这4支武装是：国民党五峰县第一保警中队，有机枪4挺、步枪80余支，时五峰县城由该中队驻防，决定由田子模率领起义；国民党五峰信义乡公所，有枪10余支，由熊泾阳率领起义；松滋杨林市一带的汉流武装，有枪若干支，由李梅村（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员，

原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支队长）利用旧关系联络起义；国民党松滋山溪乡公所，有枪60余支，由胡炳耀（山溪乡副乡长，原为共产党员）率领起义。

    石门方面，经田中夷等紧张发动，已组织起60余人，是此次行动的骨干力量。12月×日，田中夷按预定计划赶到刘家场与刘家瑞等碰头，在交换情况之后，作出如下行动部署：田中夷率石门武装直驱五峰，先打国民党五峰县信义乡公所，再攻五峰县城，两处均以外攻内应，实施起义，然后东下松滋，直取山溪乡公所，若该处起义不成，即以武力解决。同时，李梅村集结武力西上，至刘家场与东下之师会合，协同作战。之后，移师五峰清水湾整编，建立根据地。为便于田子模等乘机内应，将行动定于1948年1月上旬×日五峰县保警中队长魏玉珊父亲生日这天。经研究，决定这次组建的武装名称为江南独立游击支队，支队长田中夷，政委刘家瑞，参谋长张光远，政治部主任杜文华，一大队长田子模，二大队长熊泾阳，三大队长李梅村，教导员刘华平、毛云峰。

    按预定时间，田中夷率队从石门五里坪胡竹湾出发，直奔五峰，次日抵长乐坪。这时从陆家旅社联络站得到刘家瑞指示：五峰敌情有变，不易得手，暂予放弃，速往刘家场取山溪乡公所。田中夷随即率队东下，翌日拂晓抵达刘家场。因天色将晓，情况不明，部队乃于月峰山庙内隐蔽。这时，刘家瑞赴杨林市李梅村处未回，且胡炳耀处工作尚未做好。田中夷便决定部队继续隐蔽庙内，明日拂晓攻打山溪乡公所。不料这天上山敬香的群众很多，为防走漏风声，游击队便说服上山的群众暂留庙中，待部队行动后再回。上山的人群里，有刘家场街上的一家三兄弟，因小孩生病，老大一早就来庙求佛水，见老大久去不归，老二便上山来催，老二亦不见回，老三又上了山，三人都被留在庙内。中午，家人等急了，跑到山下朝山上喊话也不闻回音，因而引起怀疑，以为月峰山上有土匪。霎时刘家场满街传遍，人们纷纷避匿，山溪乡公所警队也闻风遁逃。隐蔽庙内的部队侦知此情后，迅速下山，追击逃敌。至晚，刘家瑞回刘家场告李梅村已行动，令部队顺势接应。当晚部队赶至肖家坪，欲接李梅村部未果。次日，又尾追山溪乡警队从汪家冲到胡家天坑，第三天拂晓，追至周武桥。此时，得到情报，敌瞿伯阶部一个团已由枝江经松木坪进逼刘家场。因此决定迅速转移，田中夷等率武装部队一路由松滋边山河、一路迂回王家畈向湖南撤退，刘家瑞领尚未暴露的人员回古老背。

  再说李梅村联络组织的两支汉流武装按预定时间在松滋高学屋集结后，即连夜往刘家场进发。行至九龙山，忽见西斋镇上喊声四起，灯火遍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天色将明，刘家瑞派往李部的联络员刘忠香建议化整为零，就地疏散，由他赴刘家场查明情况，请示汇报，再作行动。可是，刘忠香两次赴刘家场，均未联络上，第三次又一去不返。李梅村乃派人前往刘家瑞家中联系。这时部队已经转移，李梅村得知情况有变，方率队撤回。

    就在这次武装斗争发动前后，中共襄西工委曾两次派人与湘鄂边五县据点联系。工委指示据点速派人赴襄西汇报，以便上级了解情况，对江南工作作出部署。刘家瑞接通知后，即偕毛云峰前往荆门北山，向襄西工委和襄西游击队领导人汇报湘鄂边五县据点的活动情况，并提出调派军事干部、机枪射手和配备无线电台的要求。工委即将情况电告江汉军区党委。随后，向刘家瑞传达了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指示。在刘家瑞离开北山时，工委指示其将江南不宜居留的人员撤往江北，并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刘家瑞于1948年1月返回湘鄂边。到2月中旬，据点先后向解放区送出了两批干部和进步青年学生。

  3月21日，由于准备去襄西解放区的学生被捕供出刘家瑞，刘家瑞当晚在宜都古老背桐岭岗被捕，随后叛变革命。刘家瑞被捕后，湘鄂边五县据点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一部分人员撤往襄西、襄南解放区，一部分人员撤往五峰、石门交界的壶瓶山，成立游击队。之后，襄西地委指示将壶瓶山游击队改名抗征大队，建立中共江南工委，由田中夷任书记。在江南工委领导下，这支武装一直坚持到解放。

  湘鄂边五县据点领导的第二、第三次武装斗争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湘鄂边五县据点也因刘家瑞被捕叛变而解体。但是，由于湘鄂边五县据点的工作，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被转送到了襄西、襄南解放区，一部分武装力量也得以保存并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