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拳拳爱心暖桑梓 朗朗书声育英才 ——我办曲江小学

拳拳爱心暖桑梓  朗朗书声育英才

——我办曲江小学

张少占  口述    杨圣平  整理

上世纪三十年代，松滋境内灾祸频繁，人民生活困苦，但耕读为本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头脑之中，要求读书的思想普遍都很迫切。王家桥地区偏僻，在我居住的丰岭，方圆数里，无一学校，为了启迪民智、造就人才，我毅然承担了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的任务，当时校址就设在麻水坪。

那是1936年夏，我中学毕业在家待业。那时毕业就是失业，根本无业可就。一方面为了解决一部分农民子女的就业问题，一方面自己要找点事做，所以我决定兴办一所小学。在筹备期间，家人、族人都大力支持。腾出张氏宗祠作为学堂，买了木料，做了十多套课桌凳和两块黑板，还置办了一些零星教具，厨房用品，买了钟和铃。一番筹备之后，虽然条件简陋，但秋季如期开学了。当年收了42名学生，开课后县督学杨训来校视察，肯定了我的办学精神，继而在县教育局正式备案，校名定为私立曲江小学。其时只有我教员一人，执教司铃，一并承担。

到了1937年春季，学生人数陡增，一下竟达到近百人，其中还有20多名女生。场所狭窄、师资有限，也无可靠的经费来源，是收，还是不收?是全收，还是限收?面临着急待解决的难题。我想，那么多生活困苦的家长要求送孩子念书，心情是多么迫切！把学生送到我这儿来，对我寄托了希望和信任，我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于是，我立志办学的信心更强了，克服困难的决心更大了。

我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找亲靠友就近聘请了三个老师，既可让他们在家住宿又可以不付薪金。为了照顾好20多名寄宿的女学生，我特地把我年逾花甲的姑母接来，她早年丧偶，一人独处，擅长针织，由她担任女生管理员，这样女学生不仅可以读书，而且在课余还可以学到一些针织技艺，使学生及家长都十分满意。这学期根据学生的程度增设了高级班，校内开辟了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买了大鼓、小鼓、军号、笛子、铜箫、风琴等乐器，买了80根童子棍（供学军事用），这在当时十分闭塞的山村，孩子们着实开了眼界，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从此，学校依据上级有关的规定办教育，孩子们既长了知识，又长了身体。“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办壁报，宣传抗日。举行了春秋两次旅行，春季是到王家桥，由学生讲演日寇入侵中国的罪行和抗战形势；秋季到鸾凤岭小学，开展了一次篮球友谊赛。当时还设想让学生习武和操练军事，并做过一些准备，但因条件不成熟和受其他因素制约而未能成事。

随着时间推移，“曲小”的声誉日甚一日。转眼到了l940年，暑期过后局势发生变化，松滋县政府迁到麻水坪，随之校舍被占，一些设施被毁，学校被迫停办。直到1948年下半年，经过一番重新整理，才又得以恢复开课。一年过后，曲江小学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曲江小学本是宗族办学，开办之初，族人每年拨给80石谷作为全部费用，对学生实行纯粹的义务教育，既不收学费，也不收杂费，还不收寄宿费。倘若只限族内子弟，尚可维持，但我认为，既然办学就要面向社会，族外学生要求入学，不应拒收。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了一些办法，首先是尽量让自己承担压力。当时自家略有田产，自给自足略有节余，这样我除不领薪金、吃住在家、全尽义务外，每年拿出谷物10多石作为补贴。其次向部分富裕户求助，动员家境较好、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义务任教，有张家浓、张诲明、乔选青、张羽、王正国等五人先后同我合作，义务教学这一条一直坚持多年，直到1948年再次恢复开办才酌收学费(家庭确属困难的仍然免收)，略付薪金。

学校从开办时起就注意让师生关心时事，订了《武汉日报》和《学生报》。那时交通不便，报纸还需派入到洋溪“黎怡昌杂货号”去取，往返数十里。雇请专人需付工资，没有这笔开支，便想了一个办法。有一族人叫张家蒙，因家庭困难，儿子张远桢年已十三岁没有入学，我便去商议，把远桢收进学校，半工半读即一天上课，一天跑洋溪取报(雨天除外)。这样，他的书本、纸、笔、墨便由老师供给；同时，又得到几个较富裕的家长同意，远桢便和他们的孩子一同吃饭。所以，学校虽处于山中，却能及时得知天下事。

几度风雨，几度寒窗。这所私立学校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人才，前面提到的张远桢同学，松滋解放即被聘到老城新场小学教书。后为抢救溺水的学生献出了生命，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在教育界、在社会上留下了英名。有不少学生参军参干，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曲江小学在松滋教育史上留下了平凡而光彩的一页。

杨圣平，松滋市新江口街道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