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记忆 ——松滋现存古碑刻综述 黄振亚

穿越时空的记忆

——松滋现存古碑刻综述

黄振亚

 

“溪山不老刊长在，金石辉辉万古垂。”松滋的根在哪里？松滋的历史人文是如何演变的？这是每一个松滋人都想了解的。湖北大学考古系刘辉教授正在松滋南海匡家岗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首次在江汉平原发现了距今1.5－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了目前松滋乃至荆州时代跨度最长、规模最大的至少6个史前遗址群，表明松滋是长江中游本土文化的重要起源地，是荆楚文化之根，是湖北万年文化史的源头！但是，我在查阅、研读记载松滋历史的古籍中发现，有着万年文明史（匡家岗遗址、关洲遗址、桂花树遗址、何家岗遗址）、2223年建制历史的松滋却在历史的长河中鲜有记载！特别是我在研究《松滋县志》（民国本）数十年后突然有一个发现：县志上松滋在明朝之前的记录几乎为空白！明朝至建国前的史料亦不丰富。什么原因？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至建国前，松滋因有两条没有被驯服的大江与内河（长江、洈水）为害千年万年，年年泛滥成灾，致人烟稀少，文明屡遭水毁,早期如4000-6000年前的桂花树文明应是被某年某月某日洈河滔天的洪水所吞没，晚如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长江溃口大洪水，直接将“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磨盘洲古镇沉入湖底，南宋诗人陆游的《松滋小酌》称“西游六千里，此地最凄凉”就是明证。二是在明开国后，朱元璋出于统治安全与经济开发的诸多考虑，将原属陈友谅地盘的湖广之人全部强行迁入四川，然后将江西老表迁入湖广。而这一迁徙则直接导致松滋文化的断裂。

而今，人类文明进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已傲立世界，松滋经济社会发展也日新月异，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后，人们在精神文化上也在深度追求：我从哪里来?`我的先祖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人们都在追问。在宣传文化系统工作近十年来，我也一直在寻觅，我几乎跑遍了松滋的山山水水，陆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较珍贵的古碑，它们凝固、定格了一段段不朽的精彩瞬间，从不同的角度无声诉说着松滋的历史，讲述着先民的故事！它们正好是对我们缺失的松滋历史进行有效的补充！而非常遗憾与痛心的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却因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被弃之荒野、或被垫底下脚、或被搭桥铺路……在迅速地损毁与消失！作为一个文化干部和文化爱好者，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萌生了要整理松滋碑碣文化的初衷。

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呼吁，终于在松滋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相关议案，从而启动了官方对松滋现存古碑碣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再经过文化界同仁们一年来的艰辛访拓，共发现有价值的石刻碑记一百余件。从目前调查情况看，现存石刻最早的在距今约500余年的明嘉靖年间，最多的刻于清晚期。其形式可分为摩崖和碑刻两种，以碑刻居多，摩崖仅两处。而碑刻中又可分为地上碑刻和地下墓志。从文字内容可分为农事生产、姓氏源流、宗教信仰、公约制度、道路交通、建筑匾额、风景名胜、表彰颂德、记事、墓碑、界碑等。

本书几乎记录了松滋目前存世的新中国建立前的重要石刻碑记，但散存在民间尚未被记录的有价值的碑刻肯定存在，其数量应该不少。由于石质的原因和环境及人为因素，现存碑刻的保存情况各不相同，保存完好的有，人为破坏的有，风化残损的也有。所以，本书记录的碑文有完整的，也有残缺的。

大部分碑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有的附着在建筑物上，有的刻在风景名胜之中，有的与墓葬相伴。但也有少数碑刻是独立的，如抗战纪念碑。墓葬碑刻在现存古碑刻中占比最大，但比较重要的却不多，本书择其有研究价值和比较典型的墓碑进行了记录。

从整个碑刻的内容看，涉及的面很广，为了读者阅读、检索、研究方便，下面我就已发掘整理的整个松滋碑刻情况分门别类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和必要的说明。

一、农事生产

涉及农事生产的碑刻目前仅发现有两处，即“樟木溪均水碑”与“鸡鸣寺古关垱分水碑”，这两方碑刻都位于今洈水镇。洈水镇属丘陵地区，在洈水大坝未修筑之前（1958年），这里民众多靠天吃饭，虽然溪壑纵横，因民力有限，较少利用。而农事生产，以水为贵，人们在用水时，或争先后，或论多寡，屡屡出现争端，斗殴诉讼，更有甚者，造成流血事件。于是，人们在协作修筑小型水利设施（如筑垱、挖渠、窖石等）的同时，在一些知书达理的乡绅的倡导下，一起商量并制定了一些合理的分水规则。如“鸡鸣寺古关垱分水碑”记载有：“分期用水，上坪三日三夜，中坪四日四夜，下坪五日五夜，不准越灌无分之田。”刻石为证，大家共同遵守，平息用水争端。从这两方碑刻可以感受到古人从事农事生产的艰辛。再对比今日，也能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松滋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基本实现旱涝保收，民众无须再为农田用水而担心，更不用为分水而争斗。

二、姓氏源流

反映姓氏源流的碑刻现存十余方，一部分来自各姓氏家庙祠堂，还有一部分来自墓表序记。其内容多记载姓氏起源、祖宗世系、迁徙过程、祠庙田产以及家族派序等情况。

王家桥镇双河村发现的刻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佘姓考碑”，对佘氏由来考证极其详备，依次引用典籍《六书溯源》《汉书》《字类》《姓苑》《万姓通谱》《姓》《宋史》《广舆记》《路史》等，在一百多年前较为偏僻的松滋，作者能撰写这篇考据文字，实属不易。

万家乡腰店子村发现的刻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钱氏神主碑”，详细记录了该族一至六世祖考妣名讳，便于在外的钱氏后人厘清世系，寻根问祖。其碑右序文虽只有短短288字，却引经据典，汪洋恣肆，论理析事入木三分，对世人喜欢冒认祖宗、附会名流等编谱痼疾进行了无情地鞭挞。

发现于纸厂河镇金鸡山村一农户砌入灶屋“柴匣子”、刻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黄氏派序碑”，记录了该族颁定的派序计100辈，实属罕见。古人由于印刷不易，对族谱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每逢大修之时，通常会续订派序10辈或20辈。金鸡山黄氏也不例外，但是一次性续订100辈，在松滋绝无仅有，松滋以外也尚未听闻。我们根据山东曲阜孔氏等未断线的豪门世家世系推演，平均30至31年一辈人，10辈即可用300年，那么黄氏这100辈即可延用3000年以上，沧桑陵谷，世事无凭，观者难免会付之一笑，但反思黄氏先人瓜瓞之念，也不禁让人泪目。

三、宗教信仰

建国前松滋宗教信仰主要有道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及天主教，境内寺观林立。据1953年统计，松滋共有宗教场所179处，以道观居多，佛教次之。松滋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宗教场所，当属始建于汉代的岑侯庙、晋代的灵鹫寺、唐代的碧涧寺，可惜这些历史悠久的寺庙或毁于水灾，或毁于兵燹，或毁于“破四旧”，目前已片瓦无存，碑石全无。现存的寺庙碑刻年代虽然都较晚，属清中期至民国，但是能够幸存下来，也尤显珍贵。

松滋海拔最高的宗教遗址，当属卸甲坪土家族乡境内的江西观，对于这个观名大家都很好奇。据1983年版《松滋县地名志》载：“江西观，清乾隆四十七年以胡朋飞为首，为了纪念江西祖先，在山上修建了一座寺庙，故得名江西观。”因民间盛行“江西填湖广”一说，文人们臆想猜测，附会解释：松滋人几乎为明朝自江西迁入，念念不忘江西故土。此处为全县最高处，为慰思乡之情，在此筑观以望江西，故名“江西观”。此说似乎顺理成章，所以大家对此深信不疑。直至在江西观顶发现“古香积观”残碑时，江西观的“身世”之谜方得以解开，碑序有“古名香积观”，又有“往古之仁威即当今之香积”，我们从碑文可以弄清该观名称演化轨迹，即“仁威观—香积观—江西观”。“江西”应为“香积”之音讹，胡朋飞建观念祖也未找到最初的出处，抑或为后人杜撰？

松滋关于吴三桂的传说很多，据民国本《松滋县志》记载，清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1674年-1676年），平西王吴三桂反清，曾亲率大军进驻松滋，兵屯马峪山，以黄龙寺为大帅行辕，与清军隔江对峙。黄龙寺也因为吴三桂在此居住两年多而声名大噪，当地人称之为“吴王殿”，寺东一里有吴三桂爱姬之冢，县志载：“墓草青青，有卧碑一方。”后经枝江隐士、明末皇室后裔杨云憬考证为陈圆圆墓，亦不知其真假。2013年春，我与文友吴文甫、廖华云、熊韬等踏访黄龙寺遗址时，幸运地在堰塘水埠头发现“黄龙古寺”石碑一方。据当地村民讲，原来石碑众多，文革时期多用作简易水利设施，还有几方散落石碑，上世纪末当地居民建沼气池时抬去用作基脚，以致于那段历史遗迹将被永久淹没。我们也期待后世有识之士、有心之人在其重见天光时及时发现、保护、辨识、记载之！

西斋清真寺是湖北省保存最完好的清真寺之一，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是松滋乃至于湘鄂边两省三县回民朝拜地，三十册清代《古兰经》抄本是该寺的镇寺之宝。清真寺在文革中也遭受到破坏，现存古碑刻仅剩“清真寺”门额一方，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雷以动（参见清真寺额介绍）所题，见证松滋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历史，遒劲的书法与古朴的寺庙相得益彰，也为洈水旅游资源增光添彩。

就在《松滋古碑拓存》即将付梓之际，又传来刘家场镇水岩屋村悬台庙遗址发现有数方残碑的消息。我立即与本书拓、考、编专班即行实地察访与拓片，通过对现有碑文的辨认，发现该宗教遗址历史悠久而传承复杂。建庙时间至少可上溯至明代，由七家坪七家人所建，初名幼贞观；后经沧桑陵谷之变，可能由于七家衰落，家庙废弃，为另一姓氏（初步考证为覃氏）购得，并置田产，更名为麒麟观，为其家庙；若干年后，这一姓氏衰落，又为某姓（初步考证为邓氏）易地重建，或更名为玄坛庙，现庙址应为清乾隆年间邓姓所买吴姓之山林；今“悬台庙”疑为“玄坛庙”之音讹。传承虽复杂，但也符合松滋古代小型宗教场所的境遇特征。一者这些小型宗教场所多为古时当地望族所修家庙，如老城王氏所修三皇庙、木天河熊氏所修团山庙、南海吴氏所修吴家庵、洈水彭氏所修朝阳观等，既绥神灵又祀祖先；二者名称多变，时有更迭，如南海吴家庵，在清康熙年间称栖云寺，同治年间名报本寺，后又名红雀寺、吴家庵子；三者所住宗教人士时僧时道、时有时无，如木天河玄龙观，始建于宋代，为道家修真之地，建国后废弃，进入二十一世纪初，被僧人相中，改建为佛寺，称玄龙寺。这悬台庙的前世今生可以说是松滋小型宗教场所普遍际遇的一个缩影。

四、公约制度

公约制度碑刻一般可分为官府文告、宗祠规定和民间公约三类。此类碑刻共发现有四方，一方为官府公告，一方为宗祠规定，另两方为民间公约。

刘家场镇水岩屋村发现的“禁痞安良碑”，虽然残破，且不知撰者及年月，但通过现存可识别的碑文，如“恳示禁痞以安良善事”“自本县莅任”“尔保甲亦应实力稽查”“倘有前项不法匪徒，仍敢肆横强索”等，可断定这是一方由地方乡绅上陈并以县令名义发布的官府文告。其民督官究的管理模式，是松滋先民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次有力的实践。

南海镇麻城垱村发现的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胡氏祠规碑”，乃安定堂（尊北宋理学先驱安定先生胡瑗为始祖。胡瑗作《松滋儒学记》被载入《古今图书集成》第155册，而传诵千古，以至其名句“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而教之本者在学校”被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南海的胡氏或真与胡瑗一脉相承？）松滋胡氏人丁繁衍到数千口之后，为方便管理，定下十五条祠规，刊刻于众，供族人们遵守。碑文要求充当户首、户正、仓掌、执掌、财政、保管及各执事，必须在族中挑选学养深纯、才识敏达、心地光明、品行正大者。其祠规十五条内容广博丰富，思想深奥精微。它是以维护家族和谐有序地繁衍发展为出发点，教育族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道德意识、造就人格魅力，从而成为中华道德文化传承在最基本的社会层面的保证。如祠规中忌“强占公产”“舞私作弊”“受贿隐瞒”“抗骗不还”“诬害正直”“借公敛费”等等，试用于今日，仍不失为良好的廉政教育手册。

发现于南海元后宫遗址的“机户布庄公约碑”，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古磨盘洲一带16家从事织布、卖布生意的经营户，为约束大家诚信经商，禁卖水湿货物，而订立的一份行业公约，这应该是古代松滋市场监督与行业自治的成功典范。因抗战期间松滋一中前身曾在元后宫短暂办学之渊源，该碑2009年被发现后,时任松滋一中校长胡如奎将其收藏于松滋一中校史馆。发掘于稻谷溪湖中的“稻谷溪禁示碑”，则是由稻谷溪一带15户居民公约禁偷禁赌的碑刻，这也是古代松滋居民自治，自觉维护地方治安的成功典范。

五、道路交通

该部分包括修路、建桥、设义渡等方面的碑刻。

位于卸甲坪土家族乡黄莲岩峡谷之东，有一方石碑，刻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碑文刻有172位捐资者及石匠姓名，据当地老者口口相传，为古时集资在峡谷中开凿从卸甲坪通往五峰仁和坪的栈道时所立。建国后由于修建了纱帽尖水电站，水位上升，古栈道早已荒废，人迹罕至。近年来，松滋市委、市政府出资在黄莲岩修建了新的旅游栈道，这段峡谷又热闹起来，焕发新的生机，该石碑仍然伫立在栈道旁，默默见证着这方水土的兴衰与更迭。

现存建桥碑刻遗有数方，惟杨林市镇苏家坪的“三台河桥碑”序文最详，且保存最完好，刻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苏氏为当地望族，科名仕宦，代有人才，且生活富裕。清道光二十四年（1845年），长江官堤松滋采穴段溃口，当时因国库空虚，朝廷无力修堤，决定官督民修，苏家坪绅士苏孔瞻既捐钱又出力，并司总局，率民工万余人，耗时五月而成，可谓顾全大局，砥柱中流。从该碑文看，仅修一座三台河小桥，族人便捐资六百余块大洋，从中不难看出苏氏乐善好施的良好家风。其中，参与捐资的苏以森，建国前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商业厅副厅长。

南海佘氏在晚清民国时期也是松滋的名门望族。位于今麻城垱村刻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佘氏义渡碑”是佘氏乡绅乐于公益、无私济人的明证。该碑刻对周边群众，特别是佘氏后人的品行塑造有一定教化作用。

六、建筑匾额

古人在建筑上题写匾额较为常见，特别是一些人文建筑，如衙署、寺观、学校、城池、馆驿以及亭台楼阁等，都少不了匾额，只是匾额材料有木制与石刻之分，通常木制适用于室内或檐下，石刻适用于室外或嵌入墙壁。

松滋最有名的古宗教场所当属位于今老城镇碑亭村的等界寺。为什么如此评价？一者唐代著名诗人雍陶为之写过诗二首，且被宋人洪迈收录在《万首唐人绝句》内；二者等界寺中驻锡过无行、法安等大德高僧，且二人传记收录于唐《续高僧传》；三者曾为名士栖居之所，南齐著名隐士刘虬曾隐居于此注《法华经》。建国后，等界寺陆续被拆除，寺内石碑多用于修建涵闸等水利设施，惟“西丈等界寺”碑额保存完好。如果不是这方碑刻出现，谁又知道在这碑亭湖畔并不起眼的乡村，还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咧！

松滋建官办学堂的时间较早，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时任县令胡子功奉上宪之令，将庚子赔款松滋分解筹措部分，改作教育经费，兴办学堂。次年春，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王国琛，被乡绅们推举为官办小学堂校长，并亲自题写了这方门额“高等小学堂”。当时朝廷已废科举，乡民便兴起读书无用之论，一时入学者少。王国琛因留学日本，见识广博，亲自登门劝学，说服家长，解除民众对教育的抵触情绪。在高等小学堂建成并步入正轨后，王国琛于1906年应朝廷之召，出关协助吉林巡抚陈昭常、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处理边务。当时日本强占吉林间岛，当局无力应付，眼看败局已定。王国琛独自前往探查地形，考据沿革，经过重重艰险，掌握实据，上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徐世昌派王国琛具体办理该事宜。1909年，王国琛在国际法庭据理力争，言辞凿凿，迫使日本政府归还间岛。后来民国建立，首任吉林审计处主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颇为详尽。1920年，外蒙叛乱，库伦失守，由于苏联人作梗，见汉人就杀，北洋政府以王国琛熟悉边疆事务，派为外蒙镇抚使交涉司长，徒步率领外蒙数十万汉族难民向恰克图转移，又与苏联紧急磋商后，绕道苏境，分批乘火车回国，关内外数十万人感戴王国琛的救命之恩。1921年，王国琛解职回汉，又将个人藏书捐献给松滋高等小学堂，三年后殁于武昌。松滋关于王国琛的遗迹保留甚少，这方绝无仅有的碑刻既是松滋官办教育肇兴的基石，也是人们凭吊这位民国外交家、教育家、松滋先贤王国琛的“纪念碑”。

七、风景名胜

松滋境内山川纵横，西南部为喀斯特地貌，遍布奇洞怪石，风景优美，历来文人墨客莫不赞叹。仅载入清同治本《松滋县志》的洞穴就有：仙女洞、星辰洞（今人音讹为新神洞）、颜将军洞、红岩子洞、灵龟洞、莺儿洞、葫芦洞、响水洞。而这些洞穴中，仅仙女洞有人文活动痕迹。洞门外有大型摩崖石刻“仙女洞”，由明万历庚戌年（1610年）松滋县令尹佐题写。石壁上还镌刻有尹县令题写的五言排律二十韵“省岁清和月，□□闇淡天。迢迢循水□，□□看岑峦。洞说为仙女，□□问老禅。□援山腹下，宛转石崖前。境入玄虚处，踪疑幻梦□。幽基蔑壤土，广□□重□。天目容光□，佛身□□绵。音锡钟鼓异，穴共虎龙眠。辶□□峭壁，深远吐青烟。□□同秋□。□□□□□。□□□□□，□□□□□。□欢□忆阮，嵖□□乘□。种□堪今韵，津□动笔□。□来偏畅洽，欲□□田□。赤子将芹笃，青衿□草□。狮头香喷纟，螘面绿□鲜。□兴□非俗，□骸即是仙。□形由我赏，知遘以亻缘。纵□□□念，翻成□愁□。桥□□□府，车□□□□。”这是松滋至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摩崖诗刻。

老城云联塔位于老城宝塔水库旁的学田冈上，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是松滋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也因此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塔蔚观”在清末也成为“上明八景”之一。其门额“云联塔”三字为时任松滋县令陆锡璞所题，书法厚重古朴，且雕工精细，不失为当今门额雕刻的范本。

“长寿垸文昌宫碑”是在望月村民间收藏者唐天勇家中发现的，该碑原立于八宝镇长寿垸中，碑文附录的“长寿垸八景诗”特别引人注目。古人有定八景以彰显地方人文的传统，从北宋度支员外郎宋迪确立“潇湘八景”肇端，后世文人墨客不遗余力为之推波助澜，到清代全国各州府县都有八景之设，松滋也不例外，在清康熙中叶，由县令陈麟确立了“松滋八景”，以示太平之象。清末，松滋县治所在地上明城也确立了“上明八景”，浓缩一镇人文。碑刻中的“长寿垸八景”（换甲砥柱、莱洲栖鹤、东岳晓渡、潮落涌泉、白水虹桥、横堤绿柳、藻湖莲芳、燕尾银涛）当确立于民国时期，不仅命名高雅，其一景一诗，更是对该垸自然美与人文美最好的诠释。这是前人为八宝镇旅游发展留下最宝贵、最精炼、最富有人文气息的文化遗产，是其它地域想不到的，也夺不走的。长寿垸文昌宫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方石碑也已经离开了故土，但是“长寿垸八景”已经永久性镌刻在这本书籍之中，不致于磨灭！

八、表彰颂德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朝廷、政府的旌表、褒扬。古代此类碑刻较多，如封诰碑、嘉奖碑以及各类牌坊。牌坊又以贞节、孝义最多，兼有科名、寿耆、纪事等。建国前仅松滋上明城中就有父子进士坊（为谢珊、谢佑建）、童子登科坊（为田琼建）、三代解元坊（为王本义、王相之、王其勤建）、福德坊、慈孝坊、孝义坊、节烈坊等等。这些牌坊一部分毁于日寇空袭与炮击，剩余部分，至文革时期，作为“四旧”损毁殆尽，其石材或建仓库校舍，或修水利涵闸，或建桥铺路，以致于目前松滋境内无一处古牌坊及其石刻幸存。

表彰颂德的碑刻松滋现仅剩三方，为清光绪初年朝廷旌表江西候补道吴家兴及封赠其家人的圣旨碑，材质为汉白玉，非常精美。现有两方刊嵌于南海镇断山口村红雀寺（原为吴氏家庙，又称吴家庵子）左右面墙，其中一方已严重分化，第三方入藏松滋市博物馆。据红雀寺周边村民反映，十多年前，曾有盗贼于半夜偷挖墙壁上的圣旨碑，被村民发现，盗贼惊走，碑刻幸存下来。由此可见，一些非法文物商贩时刻在惦记着这些为数不多的、幸存的古碑刻，我们要呼吁相关部门加大巡查与保护力度。

九、记事

记事碑刻往往也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依附某一新建或重修的建筑物，抑或在某一工程竣工后，写一篇文章介绍其来龙去脉，刻石以致不忘。

位于涴市镇采穴防汛哨所的“凝忠寺重修记碑”，由时任知县陆锡璞撰写，刻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其价值当属松滋现存古碑刻之冠。首先，其字迹端庄典雅，笔画细腻，从书法上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次，所记之事为家国大事，且非常完整，文章介绍了1844年长江官堤松滋黄木岭段溃口，朝廷无力而松滋民众自发筑堤的经过，从这篇记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沧海桑田，今天狭小的采穴河，有多少人知道它在一百多年前曾经是长江的主航道呢？其三，文中有思想，陆县令将“灵钟寺”改为“凝忠寺”，即高度赞扬松滋人顾全大局、不讲条件、忠信仁笃的良好民风。据当地知情人讲，这方碑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曾遭受到非法人士的觊觎，村干部为保险起见，将之刊嵌于防汛哨所墙壁上。

发现于南海镇拉家渡的“佘氏戏楼碑”，则是简单记述了清道光元年（1821年）佘氏族人捐款重修戏楼之事。碑文刻于1824年，其书法温润俊秀，边框图纹细腻考究。通常我们印象中的晚清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广大民众饔飧不继，而观此碑文，充分显示出松滋南海佘氏的殷实。

十、墓碑

重丧葬是中国人的传统。孔子说“祭如在”，于是古人也重祭祀。为了记录并彰显已故亲人的美德，也方便后人祭祀凭吊时不致混淆，古人便有了树碑的习俗。古人很聪明，发现树立在地表的石碑，年长月久容易遭自然或人为损坏，一旦墓碑损坏，若干年后，再动土挖出墓葬时，就弄不清墓主人是谁，后人则无法认领。于是，文人士大夫在埋葬已故亲人时就做了两手准备，在墓前树立墓表，介绍墓主人名讳、子嗣及生平，同时将相应内容另外刻石一份，随棺椁下葬，埋入土中，这便是墓志铭。因此，墓碑又可分为墓表和墓志。

墓表也有繁简之分，民间墓表一般只刻墓主人名讳（仕宦则刻有官衔）及奉祀子孙姓名；一些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还会在墓表上刻上一段序文，最常见的是刻墓主人的生平及褒扬铭文。松滋古墓碑很多，但有序文的墓表不多，有墓志的则更少。如伍文定、彭承尧等名人墓，或遭人为破坏，或遭水浸，现已无法窥其全貌。兵部尚书伍文定墓在杨林市琚山口，现仅剩两截约半米长的残石（可能是神道碑）；太子少保彭承尧墓早已没入蠡田湖，清淤筑堤时仅挖出墓表。此二人必定有墓志随葬，可能尚未出土，抑或在文革期间已人为破坏。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佘文铨是松滋南海人的骄傲，南海至今留下许多关于佘文铨的故事，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传说他曾任太子师，亲自教授且责罚过道光皇帝。而民国本《松滋县志》只言其“官至江南道监察御史”，清中晚期监察御史为从五品，如果佘做过太子师，那么道光皇帝在亲政后，按惯例会升他做太傅、太师，或少傅、少师，再不济也会授太子太傅衔，绝对是一二品大员了。如果朝廷有这样的恩荣，县志是断不会漏记的，所以有很多人提出过质疑，这些质疑也遭到了佘氏故里乡邻及其后裔的反质疑。直到佘文铨墓碑被发现后，真相大白。其墓表上书：“诰授中宪大夫佘公讳文铨号玉衡墓”，“中宪大夫”为正五品散阶，其官阶与其官职“监察御史”是相符的，由此可断定，佘曾做太子师是后人杜撰的。

松滋现存的墓志有近十方，墓主人无一例外都是松滋名门后裔，如傅氏（傅瓛）、伍氏（伍文定）、熊氏（熊珮之）、佘氏（佘文铨）、庞氏（庞崇谊）等，这些墓志都是按惯例书写着墓主人的家世与生平，文辞平淡。唯有“蹇日华墓志”言简意赅、文辞优美、不落俗套且富有性灵，有一定文学价值。观其作者，乃明隆庆元年（1567年）进士、万历朝礼部尚书、江陵人刘楚先所撰，二品大员、庙堂宗伯，自然出手不凡。这方碑刻的作者应当是松滋现存碑文作者中官阶品级最高的（太子少保彭承尧墓表尚不知何人题写）。另外，这方碑刻还解开了一个地名之谜。新江口街道有木天河村，村因河而得名，而河名又因何而来呢？长期以来，人们望文生义、顾名思义，在“木天”二字上做文章，主观臆造，硬说这条河畔原有宏敞高大、耸入云天的木建筑，用于藏书；而本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全国人大代表、时任木天河村书记熊家珍的陪同下，徒步考察了木天河全线。熊代表生长在木天河畔，她向我介绍，每到春夏之际，山洪暴发，则木天河全线都有埋藏于河底的阴沉木被冲刷出来，填满河床；而在木天河下游北岸不远处，一农户在扩洗自家渔塘时，更是挖出成排成排的阴沉木。当时，我有一种顿悟之感！认为“木天河”乃是“木填河”之音讹，但孤证不立，这也只能是揣测。而这方墓志上明白刻着“卜地木填河竹子山”，这篇撰写于明末的墓志就是坐实“木填河”最权威的文献资料，印证了我的猜测完全正确！它也完美地破解了木天河地名来历之迷！

现存于木天河村公墓刻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的“熊锡芝墓碑”，碑阳为墓表，碑阴为“墓志铭”，这是个特例。它怪就怪在这方“墓志铭”居然刻在地面碑石上，而且与墓表共用一块石材。通常墓志铭是埋在地下的，它却树立在地上；通常墓志铭撰写着墓主人的生平，这方“墓志铭”却只刻了其科举同年赵光为他写的四首绝句；说它不是墓志铭，但碑首又刻着“墓志铭”三个大字。从其“墓志铭”的内容上看，应当是赵光为之写的四首挽诗，是不是后来附刻，已不可考。

古人立墓表，往往根据后人的经济实力或人文素养有简有繁。简单的，仅树一方石碑；考究的，像树牌坊一样，会不同程度地在石碑周围增设构建。一般会在两边立楹柱，在石碑上方设碑额，更有甚者，会建有碑亭。通常设有楹柱的墓碑，会在楹柱上刻上楹联，也有刻云蟒、花草等图案的。刻有楹联的墓表共发现有四方，分别为岁进士胡国斌碑、龙头山黄策宣碑、龙头湾黄策瀛碑、火连坪黄远柏碑。其联文都很短，七字左右，以七字居多。其内容多是对墓穴风水的褒赞，如胡国斌碑刻着：“虎踞龙盘开吉壤，山环水绕作佳城”；黄策宣碑刻着：“形世牛眠先巩固，人丁鹊起后昌隆”。从这些联文中既能反映出松滋先民对扦葬的重视，又表达了立碑者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十一、界碑

松滋现存的界碑有五方，分别发现于八宝镇龚家垴、八宝镇龟嘴、杨林市镇苏家坪、南海镇断山口、洈水镇北闸，多为古人买田买地所立的四至地界。

“龚家垴买田碑”首尾皆已残缺，剩余碑文仅记录买某人田长宽等数据，从该碑可知晓，古人丈量田亩长宽的计数单位为弓、尺、寸。古时一弓等于5尺，约等于1.65米。“龟嘴买茔山碑”“苏家坪苏氏买田碑”皆残缺不全，有四至地界等字样。“断山口吴氏买地碑”保存较为完好，文字清晰可辨，为吴氏买下坟山后所立的四至地界，刻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

“北闸武汉公墓地界碑”上刻“武汉公墓地，置于辛巳冬月，该地计数一亩，内分左为武昌，右为汗（汉）阳各半，墓地听凭埋葬用”等字样。北闸位于湘鄂西的洈水河畔，在此置办一亩公墓，可以说明这里曾经生活有一群武汉人。而这群人生活于什么时间、从事什么职业以及姓甚名谁，已不得而知，据揣测，有依靠水运来湘鄂边经商的可能。

这些界碑都是古代土地私有制的产物，也反映了古代农耕社会时期人们对土地的渴望与敬畏。

十二、其它

松滋建国前纪念抗日战争的碑刻尚存两方，一为老城文物园内陈列的“七七抗战纪念碑”，刻于1942年，熊映长（清华大学肄业）所题；一为朱家埠南街口“抗战将士阵亡纪念碑”，刻于1938年，当地士绅杜瘦梅所题。日寇自1940年夏占领沙市、宜昌一带，松滋县城等多地受到其空袭与炮击。1943年5月，占领沙市的日寇为配合鄂西会战，大举进犯松滋，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日寇在松滋也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军民伤亡万人以上。“七七抗战纪念碑”树立之时，日寇尚未占领沙市；“抗战将士阵亡纪念碑”树立之时，日寇还未大肆入侵松滋。由此可见，这两方石碑并非是为了纪念发生在松滋境内的人和事，它足以体现松滋人民胞物与其怀、心忧家国之情。

在洈水镇火连坪村发现了一方署有“帝国洪宪元年”的墓碑，在松滋已知碑刻中当属孤例。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实行帝制，宣布次年元旦为洪宪元年，由于不得人心，83天后恢复共和。这如昙花一现的“中华帝国”，竟然在离京城三千里外的松滋偏僻乡村留下了雪爪之痕，仅供后人一哂。

现存这些碑刻其保护形式各异，特别是散落在野外的碑刻境况令人担忧。如清同治七年巴东训导熊文烺母亲墓前的碑石，文革期间被移到木天河用作三板桥的铺面石材，其中有两条青石楹柱，长约三米，上面刻着清末署理两江总督樊增祥（熊文烺门生）题写的寿联，至今在三板桥桥孔下尚能看清下联文字及樊的题款。只是通过该桥的道路现已浇上混凝土，这些碑刻也永久性埋在路下，难有见天之日。

纸厂河镇邮政所院内的“牙用碑”境遇也是如此。过去散落在院中，人们当作搓衣板在用。近年来，院中道路刷黑，被覆盖于柏油地面之下，再过些年，恐怕没有人会记得其下还有一块古碑刻。

纵观上述碑刻，可窥松滋历史之一斑，它是松滋已整理的地方文史资料最有力且最真实的补充。本次对松滋现存古碑刻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做得很细致也很全面，但承载松滋千年古县厚重历史的碑刻远不止这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找寻。如地方文献记载，松滋境内曾先后修筑有郧城、乐乡城、上明城。特别是上明城，做了两百多年的南河东郡郡治，兼作荆州刺史部15年，竟然未发现一鳞半甲，这与松滋旧滨长江、水患频仍不无关系。加之文革时期，松滋人竞相除旧布新，所拆毁的石刻陆续用于公舍基脚与水利设施中，以致于传世不多。据杨林市台山寺住持释演教讲，他在驻锡该寺时，山上原本散落许多石碑，后来在增建殿宇时，由于缺乏保护意识，陆续将这些石碑用作殿宇基脚，难以恢复。

松滋陈店、老城丘陵一带，由于古时临江，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墓葬尤其多，如马峪河快活岭、陈店桃子岭等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现有古墓群分布，而且面积相当大。这些古墓群可以作为东晋时期河东八县流民乔迁今松滋之佐证。1978年，桃岭村在修建抽水机台时，发现一座砖石墓，墓内有一砖石阴刻“元嘉十八年安厝”的铭文，后来该墓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在离这座墓葬几百米之遥，今属陈店镇五溪堤村九组境内蠡田湖北岸的山丘上，据当地老人讲，文革之前这里分布着许多古墓大坟，碑石鳞鳞，有的碑文剥蚀，字迹难辨，有的较完好。2014年，我曾在寻访蠡田湖时，到达该地，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发现一方刻有“山西义地”的界碑，这让我联想到《松滋县志》记载的八县流民乔迁松滋的史实，这八县分别是：松滋、弘农、临汾、闻喜、永安、广戚、谯、安邑。这八县中的永安和安邑后来并入了公安县，剩余六县中临汾和闻喜就位于山西，而且当时闻喜县城就在上明城（今老城），这个地方况属上明城郊（民国时曾属上明乡）。于是，我有个大胆的揣测，这方“山西义地碑”可能是当年乔迁松滋的山西流民所立。可能是他们或是他们的后人，不忘故土，卜得坟山，便于集中安葬。由此可见，松滋还有一些有价值的碑刻翘待后人进一步发掘整理。

本书辑录的碑石拓片，由于碑体朽坏严重，不具备精拓的条件，有些显得粗糙，加之文字残泐，对其书碑者名姓知之甚少，其书法水平亦有高下之分。相较而言，一般官制石碑大多书法精良，雕刻精细。如重修凝忠寺碑、圣旨碑、云联塔额、武夫子庙碑、文昌庙二碑；而民间刻碑大多率性而为，不乏天然之趣。如易远驰碑（唯一行书碑刻）、钱氏祠堂碑、悬台庙诸碑。出自名家手笔的碑刻自然不同凡响。如王运孚题大汉陈友谅墓碑、张昌言高足程生所书张母傅孺人墓志、直隶州判熊文瀚所书团山寺碑，均有较高书法价值。

总的来说，挖掘和整理松滋古碑碣文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所幸我们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化的志愿者，他们不为名利，常年穿梭在田间垄上、街头巷尾，他们在野外拓访而不惧风雨，闭门整理而甘坐冷凳，汇集了本书结集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的问世，填补了松滋历史的一些空白，使我们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一些“大事记”和一串官宦名流的姓名，这些碑刻内容丰富，使松滋历史更加鲜活生动、有血有肉。它是穿越时空的记忆，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我们研究地方文化、姓氏文化、宗教文化、丧葬文化，乃至研究书法、文学及雕刻技法等方面不可多得的、不可再生的现实素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对其加以保护和成果利用。

 

黄振亚，松滋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本文系《松滋古碑拓存》导读文章）

请问这本书出版了吗？什么途径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