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始末记 作者：章敬学

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始末记
章敬学

1930年6月14日，在鄂西松滋县南的金鸡山，发生了件令人振奋的大事件：在贺龙红军和洪湖苏区支持下，中共松滋县委领导的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正式建立了!   

树旗大会这天，红日照耀着金鸡山。用三根杉树连接起来的旗杆端端正正竖立在山脚寺庙前的场地中央。上千人围着旗杆，注视着一面火红的旗帜徐徐升起。接着，大会主持者庄严宣布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正式建立，命令将事先绑缚的三名歹徒押至刑场，立即处决，以示祭旗……   

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的建立，标志着松滋县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初步形成，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金鸡山初期的革命斗争

金鸡山，位于松滋县南杨林市西北八里处，东临王家大湖，西出街河市，南靠洈水河，北抵牛长岭，丘陵起伏，土地肥沃，盛产稻棉，乃山清水秀之地。相传很久以前，有人发现山上有金鸡一窝，故而得名。山南脚建寺庙一座，名曰金鸡寺。   

但是，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里却是一片凄凉景象：土地集中，土劣横行，反动统治者横征暴敛，鱼肉乡里，民众苦不堪言。   

1926年秋冬，松滋境内出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活动。此后，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为救民于水火，纷纷四出，寻求真理。   

1928年1月，金鸡山地区的徐朗月、张荣书(张俭成)等人，得知驻防宜都的国民党四十三军举办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即同赴宜都县城元后宫考入该校。此时，恰逢该校地下党支部积极发展党员，为暴动准备骨干力量，徐、张二人接受党的教育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月上旬，鄂西特委为组建松滋县的党组织，令在四十三军军政干校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波臣及在宜昌担任地下党联络员的张少占回县工作。不久，徐朗月、张荣书亦奉命返回故乡金鸡山，串连发动穷苦农民起来革命，先后发展李业秀(李贞，女)、肖林秀(女)、张雅清(张荣诗)、肖来望、肖正槐、邓步卿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旬，党组织派遣宜都县委书记徐保元（注：徐保元，1929年3月在武昌叛变。）到金鸡山，主持建立了中共金鸡山支部，书记徐朗月，委员李业秀、肖来望、肖林秀、张雅清。党支部建立后，党员们昼伏夜行，亲串亲，邻串邻，根据条件，每人首先发展三人加入农会，恢复了农协组织。黄凤秀(女)、张付敏(女)、邓仁秀(女)、裴子清、李业猛、孟大嫂（注：孟大嫂系人们对肖正槐妻肖孟氏的俗称）等成了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   

1928年2月中、下旬，中共松滋特别支部、中共松滋县委先后建立，金鸡山党支部的工作得到了县委的领导和关怀。县委刚建立，就安排邓卜雄负责指导金鸡山一带的工作。中共松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杜登庸亦到金鸡山给予工作指导。在县委确定“发展组织，准备暴动”的中心任务以后，裴裕成、曾宗海等人又先后被吸收入党。不久，徐朗月利用自己从小随父在土桥读书而熟悉土桥情况的有利条件，在土桥发展张晓伍、陈雅仁、陈秀坤等人入党，并主持建立了中共土桥支部，由张晓伍担任支部书记。三、四月间，公开身份为街河市苦竹寺向上学校教员的县委书记黄杰，曾两次派原特支委员王××参加金鸡山支部会议，了解情况，后又亲自到金鸡山附近天子庙肖来望家主持召开支部会议，听取汇报。金鸡山地区的党组织发展迅速，中共金鸡山区委会正式成立。   

为了准备秋收暴动，金鸡山地区的共产党员们不畏劳苦，紧张工作。邓卜雄、徐朗月、李业秀、肖来望等人，经常赴苦竹寺、九岭岗开会，向县委负责人汇报。九岭岗起义提前于6月18日爆发后，徐朗月等人参加了战斗，后因起义失败，方回家隐蔽。   

金鸡山地区党组织的革命活动虽很秘密，但仍引起了敌人的注目。在金鸡山南一里处开鸦片馆的张盛，原是北洋军阀部下的军人，落伍后在此落籍。他盯住了徐朗月、李业秀等人，徐对张盛也有戒备。7月中旬的一天，徐朗月在烟馆附近的饼铺里吃烧饼，张盛故意走过来挑衅，徐朗月愤激地说：“你跟老子们搞，小心我弄死你!”张盛回道：“好哇，我们看哪个搞在前头!”紧接着，张盛即向杨林市八区团防局告了密。团总李旦初接报，立即派人赶到金鸡山，包围了徐朗月、李业秀的家。此刻，徐朗月、张雅清已去土桥。李业秀不明前因，但见敌人骤至，知有不测，便急中生智，利用敌人不认识她的弱点，沉着镇定，径直向敌人迎面走去，迅速脱逃转移。肖来望、肖林秀及黄凤秀见徐、李两家被围，知情况有变，亦迅即向土桥方向转移，与徐朗月、李业秀会合。敌人此次围捕，竟一无所获。   

为了对付敌人的再次围捕，徐朗月等人商定：徐暂在土桥隐蔽，黄凤秀到申津渡姨父家避风，李业秀、肖来望、肖林秀过松滋河向公安方向转移。次日清晨，金鸡山的肖学文赶骡子途经冬青树铺子，发现了肖来望等人，马上向麻城凼三保联合局报告，致李业秀、肖来望、肖林秀三人同时被捕。

第二天，麻城凼团防局将李业秀、肖来望、肖林秀三人押至县治老城。他们受尽酷刑，终不招供。7月25日，肖来望、肖林秀兄妹二人同时被害于老城南门外。（注：据熊子功1950年7月18日供称：1928年他任松滋警备队长时，曾督队枪杀“囚犯”三名，内一“女犯”肖灵姑。肖灵姑即肖林秀。）李业秀被捕后，其干爹佘华堂(麻城凼之富商)上下用钱，多方活动，方使其免于一死，被判刑三年。至此，金鸡山地区的党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敌人反复“清乡”，不放过每一个嫌疑。直至1929年6月，街河市六区团防局还将张雅清抓去，整得遍体鳞伤，张宁死不屈，敌无奈，只得将其释放。12月9日，暂避八宝教书的徐朗月，因邓坤相密报，在朱家埠被县政府派来的一排人围捕。徐朗月入狱后，在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拒不交出组织。后县长金继烜亲自审讯，徐朗月义愤填膺，将案桌一脚踢翻。1930年2月7日，徐朗月英勇就义，年仅26岁。   

1928年9月初，鄂西特委根据巡视员的报告，决定重新组建中共松滋特别支部。不久，为加强松滋党组织的领导力量，特委又调津诚到松滋担任特支书记。此后，沙道观、余家渡、许家场等地建立了党支部。（注：见鄂西特委：《鄂西来信》，1928年9月26日）

1929年1月，特委根据松滋党组织的恢复状况，决定将松滋特支改建为松滋县委。松滋县委建立不久，即组建了沙米区委。（注：见《砚耕与团鄂西特委书记包泽英谈话》，1929年4月）   

1929年5月上旬，特委考虑到松滋、枝江、宜都三县政治经济情形完全相同，且工作都在三县接壤一带，故又决定三县合组县委，建立了中共松枝宜县委会，指导三县的工作。

12月间，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石首县袁家铺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十二个文件，选举产生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新的特委会。决议指出：“目前党的总路线，仍是发动日常斗争，争取广大群众”，其具体任务是“强健党的组织”，“建立赤色区域的工农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发展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组织”等等。为完成上述任务，特委又对有关县的党组织负责人进行调整，调李盛文任松枝宜县委书记。2月，特委又决定撤销松枝宜县委，三县分组县委会。   

1930年2月，张波臣受特委派遣回到松滋，主持建立了中共松滋县委会。

中共松滋县委组建不久，即委派张波臣、杜登庸等到金鸡山一带帮助工作。提前获释的李业秀回到金鸡山后，耳闻目睹阶级敌人血腥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更增添了重整旗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她对黄凤秀说：“不要怕，干革命不能灰心，我们还要继续干!”她拼命地工作，为秘密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发动群众到处奔走。   

在李业秀的带动下，原先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群众又鼓起了革命的勇气。共产党员肖正槐的儿子肖来望、女儿肖林秀被敌杀害了，因此，有人劝他不要干了，他却坚定地说：“一定要搞，要给儿女报仇!”   

就在这样一批坚定分子的努力下，中共金鸡山支部于2月再次建立，由张雅清担任书记，李业秀、邓步卿、肖正槐、陈秀坤为委员。这时，县委根据特委二次党代会决议精神，指示金鸡山党支部把强健党的组织、发展群众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

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的建立

中共松滋县委建立后，根据鄂西党的二大决议，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中共松滋县委在贯彻特委二大决议的过程中，认真分析研究了全县各地党组织发展状况和群众发动情况，考虑到金鸡山是党在松滋革命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金鸡山党支部率领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已经为革命武装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金鸡山一带丘陵起伏，草密林丰，难攻易守，便于隐蔽。基于上述条件，县委决定：以金鸡山为中心，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争取广大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组建一支地方革命武装，进而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苏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根据县委决定，县委领导分头到金鸡山、黑土凼、百溪桥一带开展深入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金鸡山党支部在组建革命武装的过程中，更是一马当先。   

在县委领导下，金鸡山一带的宣传发动工作主要由党支部成员李业秀、张雅清、肖正槐、邓步卿等人承担。他们吸取以往的教训，活动更加秘密，白天照常参加生产，夜晚便开展工作。其活动方式以个别串连为主，有时也召开小型会议。   

串连发动过程中，他们根据鄂西二大决议精神，对发展对象主要进行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忆苦复仇，忆穷苦农民的苦难，忆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罪行，号召大家起来报仇；二是进行革命目标教育，讲明穷苦百姓要翻身，就要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三是宣传革命办法，讲明反动派手中的枪杆子，动不动就杀人，要跟团局斗，跟土劣斗，跟反动政府斗，就要组织起来，参加农民协会，抗租抗税，还要参加红军，拿起刀枪，建立武装。他们在宣传发动中，特别注意宣传红军的性质，说明工农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贺龙红军几次转战松滋，都是杀土劣，打团防，济贫民，我们组织的队伍，也就是红军的队伍，号召大家参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注：因红军在当地影响极深，此次又对红军性质广为宣传，故至今群众中亦把自卫大队的斗争直说为红军的斗争。）

经过两三个月的细致工作，金鸡山地区的农民群众，除未成年者外，基本上都参加了农民协会，报名参军的也有一百多人。   

在宣传发动的同时，党组织还注意利用一切可能分化瓦解敌人。当时，县委分析杨林市、街河市两个团局无法派人打进去，但西斋五区团防局有一个分队长叫文寿山，是金鸡山人，即委金鸡山支部派人做他的工作，宣传革命前途，讲清帮反动派卖命终究不是一条出路。文寿山迷途知返，随即报名参加了地方革命武装。   

文寿山被争取过来后，即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积极筹措武器弹药。他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西斋团防局的枪支拆卸成一个个零部件，偷偷运回金鸡山。用这种办法，先后拖来长枪三十二支，短枪四支，为金鸡山地区的武装斗争立了头功。

群众发动起来后，松滋县委即开始严密的组织工作。   

首先，对参加农协和地方革命武装的人员，都办理了报名登记手续。金鸡山地区的报名手续在金鸡寺内秘密办理。   

同时，向登记者讲明：凡参加地方武装的人员，都是持枪拿刀，在外面拖队伍的，要有思想准备；其他农协会员，也要随叫随到，听从命令。

1930年6月上旬，中共松滋县委根据金鸡山等地的工作进程，认为组建革命武装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指挥机关即司令部，设于金鸡山。司令部由下列人员组成： 大队长张雅清（注：大队长、副大队长亦称作司令员、副司令员），副大队长邓步卿, 交通员肖正槐，文  书裴子清， 司令部下辖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金鸡山)，队长肖正河，名誉队长文寿山，教练队长张华金，查枪队长黄德贵，执刑队长张华香，交通员   孟大嫂、周勤昌，征收员邓坤相；第二大队(黑土凼，后改设于九岭岗)；第三大队(百溪桥)。

6月14日金鸡山召开工农自卫大队成立大会，公开树旗。   

会场设于金鸡山南脚的金鸡寺前。场地中央，竖立着一根用三根杉树连接起来的旗杆。参加大会的有全县各地(西斋、街河市、土桥、百溪桥、舍牛湖、磨盘洲、官桥、十字滩、八宝等)党组织的代表，金鸡山地区的农协会员，县工农自卫大队第一大队的全体队员，总共近千人。洪湖苏区派来的由张荣书率领的学生手枪队24人、红四军派来的由周海涛(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投奔贺龙红军)率领的红军游击队30多人，也参加了成立大会。   

大会由司令部交通员肖正槐公开出面主持。首先升旗，一面被面大的红旗直扯到半天云里。接着，宣布将事先绑缚的土劣、奸细黄炯纪、文南山、肖学文等三人押至会场东南角斩首祭旗。然后，肖正槐讲话。他在宣布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正式成立以后，讲了目前的革命形势和工农自卫大队的任务，并要求大家严守纪律，英勇斗争，夺取苏维埃的胜利。   

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的成立，拉开了九岭岗起义之后又一次武装斗争的序幕。　

四战四捷和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

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的建立，洪湖苏区和红四军的支持，极大地鼓舞着松滋人民的革命斗志，特别是金鸡山地区，报名参加农民协会和自卫大队的人越来越多。   

张荣书率领的学生手枪队，在李昌科家里单独开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自卫大队做出了榜样，深受群众欢迎。他们思想解放，不信鬼神，把金鸡寺内的三尊六佛、十殿阎君砸了个一干二净。   

黄炯纪等土劣奸细被公开镇压，已使反动派大为恐慌。成立大会半个月之后，亦即7月1日，八宝地区的党组织发动农协会跟当地土劣作斗争，抓获了作恶多端的赵焕章、许启轩，押解到自卫大队的活动中心金鸡山。赵、许二人被自卫大队当即处决，更使敌人坐卧不安。   

鄂西党的二大《关于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指出，游击队的策略和战术，应该“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袭击敌人”，同时要用政治宣传瓦解敌军，特别要做到“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夺取团防武器武装自己。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自6月14日正式成立至7月上旬，在短短二十多天时间内，就组织金鸡山第一自卫大队为摧毁反动武装，连续出击，四战四捷。   

一打陶家铺：陶家铺位于涴市西北八里处，当地设有三保联合局，保董张桃轩。自卫大队得知他家里有几条枪，便决定去收缴。首次出击，务必求胜，大队长张雅清、交通员肖正槐等亲自率队，几百人的农民队伍手持梭镖、大刀，浩浩荡荡向陶家铺进发。张桃轩闻讯，急忙藏好枪支，只留一长工看门，全家人落荒而逃。自卫大队赶到，当即审问看门的长工，方知张桃轩的两个媳妇躲藏地点，遂将其抓获，带回金鸡山作为人质，留下口信，要张桃轩以枪换人。   

自卫大队走后，张桃轩回家，知两个媳妇被抓走，迫于无奈，只得宰了一头猪，拿出一些钱，以此为礼品，派几个老人将四条长枪并礼品一齐送到金鸡山。自卫大队对来人以礼相待，请他们吃了“四盘”的桌席，还给每人四吊“来人钱”，让他们将张家媳妇领回。此次出击，不费一枪一弹，即获长枪四条，正所谓旗开得胜。  

二打水府庙：水府庙有个肖寿桥，也是三保联合局的保董，自卫大队知他家里有枪，便派人率队去提，肖寿桥亦闻讯逃匿。自卫大队从他家中搜出长枪四支，旋即返回金鸡山。   

三打孟溪镇：公安孟溪镇，亦设有一团防局，为缴获其枪支，自卫大队决定派孙凤期带队去提枪。孙凤期，原籍公安孟溪镇，情况熟悉，又是金鸡山党支部的共产党员、自卫队员。他率队出其不意偷袭孟溪，一举缴获长枪四支，便收兵回营。   

四打官桥：官桥小镇位于杨林市南，与湖南毗邻。镇上罗××，人称“罗瞎子”，在当地小有势力。听说他家藏有武器。一天晚上，自卫大队组织了100多人的队伍，还有张荣书率领的学生手枪队24人参加，连夜行军20多里，将官桥镇团团包围，要罗交出武器。罗××磕头如捣蒜，口称“红军爷”，一再说明家里没有枪，只有子弹600发，是掏盐井掏出来的，还说：“是我眼睛疼没有送去的，要是我眼睛不疼，早就给你们送去了。”遂将子弹如数交出。

自卫大队取胜，连夜凯旋回归。   

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建立时间不长，但已有了一定声誉。特别是金鸡山第一大队连续出击，均不动干戈而告捷，更是声威大震。至此，第一大队已成为拥有100多人、近50支枪的革命武装。大小团防望而生畏，四围土劣不敢肆意横行霸道。杨林市八区团防局拥有34条长枪，也不敢与自卫大队对峙，团总伍凤林唯恐金鸡山自卫大队偷袭，整天心惊胆颤，乃至后来干脆将所部转移到邓家铺子附近自己家中驻扎，以便随时逃遁。就连国民党县政府也对县南的革命武装斗争保持沉默，不敢妄动。金鸡山地区已经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崭新局面。

宁死不屈的英勇斗争

松滋县南以金鸡山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是以武装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一方面，金鸡山一带党的组织比较坚强，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另一方面，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成立后，人民群众自己掌握了一定武装。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贺龙率领的红四军为探听六军消息，以便执行中央关于会师的指令，在松滋境内来回游击，成了松滋革命势力的强大后盾。大军压顶，反动派自然不敢轻动。   

7月3日，四军获悉六军已占领公安县城，贺龙乃于4日率主力由西斋出发直奔公安，抵达南平与六军会师。   

红四军离开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失去了强大的后盾。此前，第二、三两个大队即因组织不严、纪律松驰而解散。金鸡山第一大队这时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7月中旬，盘踞鄂西的敌独立十四旅开始在鄂西各地大肆“清乡”，7月22日，该旅第三团第三营来松滋，一片白色恐怖。第一大队在县委和司令部领导下，依靠金鸡山党支部的中坚分子和广大群众，于白色恐怖中坚持着最后的斗争。极少数动摇分子却经不住考验，相继叛变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首先是第一大队征收员邓坤相背叛革命。邓坤相背叛，原因有三：一是本地人邓河才参加贺龙红军后，于1929年10月率队回杨林市，镇压了团防局的邓坤举等四人，邓坤相也在被捕杀之列，惜未抓获，故他对红军有深仇大恨；二是征收款项不愿上交，企图中饱私囊，已引起司令部注意；三是跟自卫队内部某些人积有私仇。据此，司令部曾议决将其处治，不料走漏了风声。于是，邓坤相带着礼金三百串，向杨林市八区团总伍凤林密报了自卫大队的全部军情。   

接着是第一大队交通员周勤昌叛变。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清乡”的严峻时刻，周勤昌反水投敌，当了伍凤林的密探，为虎作伥，而自卫大队对此竟一无所知。伍凤林对自卫大队既恨又怕。他手中虽握有一支地主武装，又时逢十四旅“清乡”，但仍不敢与自卫大队直接接触，而采取了另一种手段来对付自卫大队。一方面，他散布谣言，说什么县中队要全力以赴围攻金鸡山；另一方面，他利用叛徒送假情报，进一步制造恐惧。7月中旬某日下午，周勤昌即向司令部报告说，杨林市来了不少正规部队，携有重机枪，还有大炮，要和伍凤林一起来“围剿”金鸡山。   

司令部接此情报，信以为真，认为不能与强敌硬拼，当即决定将自卫大队100多人集中百草凹开会，动员大家交出长枪，集中埋在肖德权家里，然后疏散隐蔽。   

次日上午，自卫队员们聚会金鸡寺，张华香在门口站岗。不一会，伍凤林率团丁分三路围攻而来，张雅清、肖正槐、张华金、黄德贵、肖正河等用手枪抵挡，其余人员迅速向后山转移。伍凤林见自卫大队还击，不敢贸然上山，故撤回杨林市。这时，自卫大队开始了隐蔽工作。接着，伍凤林即勾结街河市六区团总徐德福，组织“铲共义勇队”，实行“十家连坐”，在叛徒配合下，大肆抓捕我共产党员和自卫队员。   

在坚持与敌人的斗争中，我共产党员和自卫队员宁死不屈，表现出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忠贞的气节。   

大队长张雅清，本已转移到街河市花桥庙姑父家隐蔽，但心里挂念着革命同志，准备到五里冲探听消息。7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张雅清在赴五里冲途中与教练大队长张华金相遇，便一同来到肖正芳家中。此时的肖正芳已经背叛，张雅清等并不知情。肖正芳假献殷情，提出让他们到桂花园后面山上的茅屋里隐蔽，由他料理生活。第二天晚上，肖即带保董肖寿桥的人秘密上山。肖正芳对张雅清说：“把枪给我放哨，你们好好休息吧!”张雅清交出手枪后，敌人马上包围了小茅屋，张雅清、张华金同时被捕。   

第二天，肖寿桥下令在十字岭杀害了张华金。刽子手谢定清执刑时，先将张华金的肠子挑出来示众，还故意问：“这是谁的肠子?”张华金怒目圆睁，回答说：“这是老子的肠子，快还给老子!”残忍的刽子手过了几个时辰才将张华金杀害。肖寿桥先不杀张雅清，企图有人来取保时一网打尽，遂将张雅清押送到七区团总周宜山家里。周宜山对其施用酷刑，张雅清被整得死去活来，仍坚贞不屈。他慷慨陈词：“老子们红军是杀不完的，你们的末日就要来临，是没有好下场的!”晚上，敌人将张雅清杀害于金鸡山下，还不准收尸。   

执刑队长张华香知道哥哥华金被害后，悲愤万分。白天在金鸡山割草时，有人告诉他：“华香，捉你的人来了，还不快跑!”张华香紧握镰刀说：“哪个敢来，老子一刀一个，我正要杀这些强盗!”团丁们围上来了，张华香奋力拼搏，然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与张雅清同时遇难。   

在胡家场附近莲花凼隐蔽的司令部交通员肖正槐，因人告密而被捕，押送至六区团总徐德福处。文书周号然审问时，肖正槐大义凛然，怒斥道：“你周号然有什么资格审问老子?你大粪不认得干稀，我还不晓得你们的老底!我是红军的交通员，就是你们把我杀了，也只这么回事!”随即他被押到金鸡山，由刽子手李子城将其杀害了。  

第一大队女交通员孟大嫂开始躲在街河市撒食坡宋家炳家中，叛徒周勤昌得知，跑去对她说：“转移到孟家楼子去住安全些。”孟大嫂信以为真，即与周一同前往。过河时，孟大嫂担心藏在裹脚布里的自卫大队的花名册被打湿，要周勤昌把她背过了河。孟大嫂住下后，周勤昌立即跑到街河市向徐德福报告，致使孟大嫂当日被捕，被整得遍体鳞伤。孟大嫂拒不招供，以投水自杀相拒又被敌发现，后被在自卫大队干过三天的刘中德杀害在宰相湾上边的五里冲的山嘴上（注：据刘中德交待，孟大嫂是由周勤昌和他两人杀害的。）敌人将她杀害后，又用梭镖从其下身捅进去，把肠子都拉出来了。真是丧尽天良，惨绝人寰!

工农自卫大队被破坏后，先后被敌杀害的，还有第一大队名誉队长文寿山、手枪队长黄德贵以及共产党员、自卫队员孙凤期、肖德权、肖来华、张荣举、伍发春、王统清等十余人。

用鲜血换来的宝贵历史经验

金鸡山地区的武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迅猛发展，并很快形成了割据局面。然而，这种局面仅仅存在了一月之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革命武装被破坏，革命志士遭残杀。   

但是，以金鸡山为中心的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的斗争，一度威震松南，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英勇斗争的业绩，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次斗争，已作为扩大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块基石，铺在了鄂西的土地上。他们的斗争实践，给我们换来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其一，在由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赤色区域内，土劣不敢横行，群众扬眉吐气，广大农民感觉到了革命胜利的欣慰。在此形势下，县委本应迅速组建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政纲，逐步使以军事斗争为依托的政权得以巩固，并进而争取与洪湖苏区连成一片，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这时的斗争却停留在自卫大队的出击上，人民群众对此是既满意而又不满足。加上统治阶级把屠杀政策作为镇压革命势力的主要工具，金鸡山一带又有1928年斗争失利之后的惨痛后果，不能不在群众思想上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没有坚实的革命根据地与军事斗争的有力配合，割据局面的巩固也就成为不可能了。  

其二，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才能实现。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斗争的初期比较顺利，与贺龙率红四军在松滋游击是分不开的，四、六军会师过江以后，自卫大队自然成了孤立无援之师。面对强大的故人，已公开暴露的自卫大队最终是无力抗衡的。特委二大决议在对过去工作的检阅中，已指出了“松枝宜的等待主义、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应予克服。（鄂西特委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9年12月）而县委在克服这些倾向时走过了头，又出现了由不动走向盲动的问题。当时，白色恐怖仍极严重，群众的日常斗争比较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树旗，使本来还较弱小的革命力量完全暴露，强敌一来，自然无法支撑下去。   

其三，从战术上讲，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死守一地，从把根据地当着隐蔽地一点说是正确的，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自卫大队仍然只击不游，亦于保存自己十分不利。自卫大队成立后不久，从苏区回来的张荣书曾提出把队伍拖下去编入红军，这项建议，从敌我态势的分析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终因领导人不愿离开乡土而遭到拒绝。   

金鸡山地区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但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战旗永不褪色。自卫队员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