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撷延安一片云 / 郑令琼
流火7月，我在陕西旅游6天，穿行在秦砖汉瓦遗址，想象着周秦汉唐3100多年帝都历史的烟云。 第五天凌晨4点半，我就从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外的黄河宾馆起床，5点20分，随车驰往延安。 几十年来，我的脑际一直有个对延安的疑团：当年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治理下的延安，古时属于“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塞下，土地贫瘠，物质生活相当有限，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了全国那么多有志青年争相奔往？而且，当年奔赴延安的多是富家子弟，因为贫穷人家的子弟是读不起书的。后来尽人皆知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作家萧军、丁玲、作曲家贺绿汀、电影导演陈荒煤等名人，都是那时去的延安。据研究者统计，那几年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总数达到四万人。车停南泥湾，游人如织。模仿王震所率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的石雕周围，游客们争相留影；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碑，矗立在纪念馆一侧。在公路那边，是一大片稻田，绿油油的稻秧生长正旺。导游介绍说，陕北严重缺水，本来是只种玉米等耐旱作物的；可是当年三五九旅开出了这片水田，南泥湾就成为陕北唯有的种植水稻的“好江南”。确实，刚才从黄土高原一路行驶过来，所有的农田都在平平展展的山顶上，除了种着玉米，还有梨子苹果等各类低矮的果树；农户也就住在山顶，门口砌了砖的窑洞仍旧是主要的民居样式。山头与山头之间，是深达数百米的沟壑，沟底两旁垂立着刀削一般的山坡面，露出黄土本色。黄河的水之所以黄，看了这里的地形你会恍然大悟；人们为什么不住在山脚，你也可以知道答案了。可是南泥湾不同，这是高原中少有的一处小小盆地，山头很小很矮，低矮的山头之间有着大片坪地。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来到这里，战士们用汗水和意志，没用几年，就将其开辟成种植水稻的良田，营造出“到处是庄家，遍地是牛羊”的喜人景象，度过了国民党封锁、日寇“囚笼政策”造成的经济极度困难时期。我知道，军队屯垦，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诸葛亮就曾远离蜀国都城，带领军队屯垦汉中许多年，既守卫了蜀国北疆，又为北伐中原缩短了行程。可是，南泥湾开荒的意义，是巩固了共产党所建立的根据地，对于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可谓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安排王震到新疆去建立军垦农场，也正是基于他在南泥湾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再往前行驶了不到50公里，延安新城就展现在我们眼中了。无意观赏新城面貌，我们的旅游车直驰宝塔山下的延河边。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车辆好不容易在拥挤的路边停靠住，游客们在延河大桥畔，背靠宝塔山，纷纷拍照留影。游客实在太多，不过10分钟，我们就只好离开此地，驰往王家坪。
王家坪是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一进门便是可容纳200来人的军委礼堂。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10年有余的时间里，中央的声音都从这里发出；毛泽东的许多文章，都在这里写成；日寇投降后的庆祝大会，也在这里召开；成立东北局建立东北根据地、组建西北野战军等重要决定，都源自这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等曾住在这里，院内保留了当年的原貌让人们参观。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简陋的居所和办公条件，较之当年的国民党各怀心事、罔顾民生、发国难财、贪污腐败现象，成为鲜明的对比，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官兵平等、呕心国事的物化缩影。当时青年们之所以奔往延安，这里良好的政治气候和淳厚的社会风气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
出了王家坪，我们去枣园参观。枣园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是指挥隐蔽战线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驻地，当年深受毛泽东信任的康生任部长，作为“中国的大特务”（毛泽东语）李克农任副部长，庄园被改名为延园，康生题写了“延园”二字。社会部的工作卓有成效，保卫了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此地，继续领导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筹备了党的七大。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就是从枣园出发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张思德的追悼会，《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就在园后的山脚下。这里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五大书记和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旧居，院子里有五大书记的塑像，栩栩如生。一群群由各个旅行社带领的游客群，走进简陋的伟人旧居，观看遗物和照片，聆听讲解员的解说，眼里流露着崇敬的目光。 时间太短，我所能做的，是在这里拍摄照片，记录下重要的铭文和遗物遗迹，为自己留下永久的瞬间。我的旅行，从来不为单纯的欣赏山水，只为寻觅文化，感受历史。延安虽然没有奇异壮伟的自然景观，可是我却感到此行最有收获。我终于理解到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解开了萦绕心头几十年的疑惑。当年黄河之滨，之所以能“集合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正是因为延安精神的真正内涵，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难怪丁玲在1937年《七月的延安》一文中写道：“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在延安看到了光明。当年历尽风险到达目的地后，许多青年都十分动情，一过国统区和日寇占领区，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闻，用嘴亲吻，甚至躺在黄土地上高兴地打滚。 我在延安的游览，仅仅是在历史的天空采撷到一小片云朵。可是，我会将它珍藏心间，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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