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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

2014-6-3 11:10| 发布者: zana| 查看: 3003| 评论: 0|原作者: 谭友林

摘要: 1936年,我在二军团五师任政委,贺炳炎任师长。恰恰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灭,我得了伤寒病。开始,我还以为是感冒,也没有在意,可是,体温却越来越高,四肢无力,全身酸痛,头部痛得尤其厉害。同志们虽然时常用炒面 ...
  1936年,我在二军团五师任政委,贺炳炎任师长。恰恰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灭,我得了伤寒病。开始,我还以为是感冒,也没有在意,可是,体温却越来越高,四肢无力,全身酸痛,头部痛得尤其厉害。同志们虽然时常用炒面给我煮面糊糊吃。可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一天、两天过去了,后来只能喝点开水,什么东西也不想吃。眼看着自己的手腕越来越细,简直像两根木棒。不几天,就消瘦得不成样子了。更讨厌的是在湘鄂川黔边区打伤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重了。每天宿营时,差不多都会倒出半杯脓血来。
    草地里的气温虽然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走了几天,也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上午通常是晴朗的,下午3点钟以后,风雨或冰雹就会猛烈袭来。因此,我们通常就在下午3点钟以后宿营。
    可是,草地的鬼天气有时也摸不准,一天中午,草地就像掉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突然对面飘来一片阴云,霎时,就把整个天空盖住了,气温突然降低,大风呼啸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暴雨。
    我由于发烧而贪图凉爽,没有及时盖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蓬。暴风雨一来,我被浇得像个落汤鸡。可是没有料到,这场暴风雨几乎把我的命葬送掉。
    暴风雨过去不久,部队就宿营了。当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时冷时热,两条腿绵软无力,眼前金星飞迸,天旋地转,还没有迈步,就一头扑倒在帐篷下,昏迷过去了。
    忽然,我觉得一股气流入了口腔,我用力睁开跟一看,警卫员小李,两眼满含着泪花,正在小心地、一勺勺地向我嘴里灌炒面糊糊,师长贺炳炎同志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我。
    这时,我心想该是日落西山的时刻了,怎么太阳还那么亮呀?战士们怎么还没有卸下装具,赶快去找东西吃,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呢?他们跑来跑去于什么?牲口驮子怎么还不放下来?
    “好一点了么,老谭?”贺师长关切地问。
    我吃力地点点头。
    “我去找担架,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贺师长说。
    “怎么刚住下来叉要出发。”我思忖着。再看看太阳。它又升高了,而且是那样的耀眼刺目。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显然现在已不是傍晚的太阳,我的天,我不知怎样度过了一个夜晚,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啊!
    “还是骑牲口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一定要抬着你走。”贺炳炎同志又摸了摸我的额角说:“还是那么烫。”
  从贺师长的谈话里,我才知道,昨晚我一直昏迷,师卫生部长连夜赶来看过一次,并给我灌一些药。今天,还要等他来看过,然后再走。
    不一会儿,师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来了。他蹲在我的身旁,用体温表试了试体温,又听了听心脏,然后从药包里拿出了一些药片,给了警卫员小李。后来他把贺师长拉到帐篷外边,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
    这时.部队已经踏上征途,师部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师长找来一付担架要我躺上。可是,我怎么能躺担架呢?进入草地以后,饥饿早已把战士们折磨得瘦弱不堪。不要说抬着一个人,就是空手走路,也有不少人倒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
    “我不躺。”
    “那怎么行呀!”师长惊异地瞪着我。
    “我一个人倒F吧,决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我断断续续地说。
    贺炳炎同志又耐心地劝了我半天,我仍旧不服从。他知道我有个拗脾气,也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只好又扶我上马。
    走了一程,我在昏迷中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的颠簸,一上一下,像一束针扎似的痛。我知道,由于得病后身上瘦得皮包骨头,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开始我还时常变换一下姿势,后来变换了姿势,疼痛也难以忍受。于是我就伏在马背上。可是右臀伤口又像火烧般的痛,伏也伏不稳,有几次,我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
    “把我绑起来吧。”休息的时候,我对警卫员小李说。
    开始他不肯,后来看我生气了,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我捆在马鞍上。这样,我又昏昏迷迷过了一天。
    宿营后,吃了几片药,病情仍旧没有减轻。看来这不像感冒,很可能是一种更凶恶的疾病在纠缠着我。更糟糕的是,西药已经用完了。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草地里到哪儿去找西药呢,
    后来,贺炳炎同志把我的病情报告了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首长派了医官杨云阶同志到我们师部,并且跟我们走了两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方法,方面军首长的健康,他还要负责。
在师长的建议下,我又被抬到总指挥部。
    可是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时,我已终日昏睡不醒。一天,我神志稍微清醒了,耳边突然听到一阵叹息声,接着是那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可惜了,可惜了,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太可惜
了。”稍停又说:“杨医官,想想方法吧,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他边说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前额。
    “是啊。”另一个人回答。
    我极力睁开眼睛一看,一个魁梧的蓄着黑胡子、年约40岁的中年人和另一个比较苍老的、脸颊瘦削的人,蹲在我的担架旁边。
    这是谁呀?我仿佛认识他们。我向那个有胡子的人看了两眼,终于从他那坚毅有力的嘴角上认出来了,贺龙总指挥!那个年纪稍长的,就是杨医官。
    我好像有什么委曲似的,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过去,我曾在总指挥部工作过,在贺龙总指挥面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重病之中看到他,我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十分温暖。
  此后,我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方面军首长从卫生部的担架连巾挑选出儿个强壮的战士抬我,而杨云阶同志一天数次地为我诊断,亲自煎汤药给我吃,或者请炊事员同志为我做点什么可口的东西一到了毛尔盖,我的身上开始脱皮,病渐渐好了。这天,我不忍心坐担架要求领导上发牲口给我骑:出发的那天,我刚跨上骡子,那匹不驯服的畜牲,后腿突然一跳,把我摔下来了。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了我。这匹骡子很老实,又大又壮,骑上去很平稳。
  走了十里多路,杨云阶同志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他看我稳稳地骑在牲口上,十分高兴。他笑呵呵地对我说:“50付草药呀,整整50付。”
   是啊,我想救活我的不仅仅是50付草药,而是用数字无法汁算的阶级友爱,贺总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不时在我的耳边回响。正是敬爱的贺老总、任政委和贺师长、杨医官及那些一直抬着我在草地里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十,用他们那颗充满阶级友爱的心,把我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使我再次获得生命。
「真诚赞赏,手留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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