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我在二军团五师任政委，贺炳炎任师长。恰恰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灭，我得了伤寒病。开始，我还以为是感冒，也没有在意，可是，体温却越来越高，四肢无力，全身酸痛，头部痛得尤其厉害。同志们虽然时常用炒面给我煮面糊糊吃。可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一天、两天过去了，后来只能喝点开水，什么东西也不想吃。眼看着自己的手腕越来越细，简直像两根木棒。不几天，就消瘦得不成样子了。更讨厌的是在湘鄂川黔边区打伤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重了。每天宿营时，差不多都会倒出半杯脓血来。 草地里的气温虽然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走了几天，也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上午通常是晴朗的，下午3点钟以后，风雨或冰雹就会猛烈袭来。因此，我们通常就在下午3点钟以后宿营。 可是，草地的鬼天气有时也摸不准，一天中午，草地就像掉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突然对面飘来一片阴云，霎时，就把整个天空盖住了，气温突然降低，大风呼啸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暴雨。 我由于发烧而贪图凉爽，没有及时盖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蓬。暴风雨一来，我被浇得像个落汤鸡。可是没有料到，这场暴风雨几乎把我的命葬送掉。 暴风雨过去不久，部队就宿营了。当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时冷时热，两条腿绵软无力，眼前金星飞迸，天旋地转，还没有迈步，就一头扑倒在帐篷下，昏迷过去了。 忽然，我觉得一股气流入了口腔，我用力睁开跟一看，警卫员小李，两眼满含着泪花，正在小心地、一勺勺地向我嘴里灌炒面糊糊，师长贺炳炎同志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我。 这时，我心想该是日落西山的时刻了，怎么太阳还那么亮呀？战士们怎么还没有卸下装具，赶快去找东西吃，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呢？他们跑来跑去于什么？牲口驮子怎么还不放下来？ “好一点了么，老谭？”贺师长关切地问。 我吃力地点点头。 “我去找担架，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贺师长说。 “怎么刚住下来叉要出发。”我思忖着。再看看太阳。它又升高了，而且是那样的耀眼刺目。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显然现在已不是傍晚的太阳，我的天，我不知怎样度过了一个夜晚，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啊！ “还是骑牲口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一定要抬着你走。”贺炳炎同志又摸了摸我的额角说：“还是那么烫。” 从贺师长的谈话里，我才知道，昨晚我一直昏迷，师卫生部长连夜赶来看过一次，并给我灌一些药。今天，还要等他来看过，然后再走。 不一会儿，师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来了。他蹲在我的身旁，用体温表试了试体温，又听了听心脏，然后从药包里拿出了一些药片，给了警卫员小李。后来他把贺师长拉到帐篷外边，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 这时．部队已经踏上征途，师部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师长找来一付担架要我躺上。可是，我怎么能躺担架呢？进入草地以后，饥饿早已把战士们折磨得瘦弱不堪。不要说抬着一个人，就是空手走路，也有不少人倒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 “我不躺。” “那怎么行呀！”师长惊异地瞪着我。 “我一个人倒F吧，决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我断断续续地说。 贺炳炎同志又耐心地劝了我半天，我仍旧不服从。他知道我有个拗脾气，也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只好又扶我上马。 走了一程，我在昏迷中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的颠簸，一上一下，像一束针扎似的痛。我知道，由于得病后身上瘦得皮包骨头，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开始我还时常变换一下姿势，后来变换了姿势，疼痛也难以忍受。于是我就伏在马背上。可是右臀伤口又像火烧般的痛，伏也伏不稳，有几次，我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 “把我绑起来吧。”休息的时候，我对警卫员小李说。 开始他不肯，后来看我生气了，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我捆在马鞍上。这样，我又昏昏迷迷过了一天。 宿营后，吃了几片药，病情仍旧没有减轻。看来这不像感冒，很可能是一种更凶恶的疾病在纠缠着我。更糟糕的是，西药已经用完了。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草地里到哪儿去找西药呢， 后来，贺炳炎同志把我的病情报告了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首长派了医官杨云阶同志到我们师部，并且跟我们走了两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方法，方面军首长的健康，他还要负责。 在师长的建议下，我又被抬到总指挥部。 可是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时，我已终日昏睡不醒。一天，我神志稍微清醒了，耳边突然听到一阵叹息声，接着是那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可惜了，可惜了，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太可惜 了。”稍停又说：“杨医官，想想方法吧，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他边说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前额。 “是啊。”另一个人回答。 我极力睁开眼睛一看，一个魁梧的蓄着黑胡子、年约40岁的中年人和另一个比较苍老的、脸颊瘦削的人，蹲在我的担架旁边。 这是谁呀？我仿佛认识他们。我向那个有胡子的人看了两眼，终于从他那坚毅有力的嘴角上认出来了，贺龙总指挥！那个年纪稍长的，就是杨医官。 我好像有什么委曲似的，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过去，我曾在总指挥部工作过，在贺龙总指挥面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重病之中看到他，我就像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十分温暖。 此后，我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方面军首长从卫生部的担架连巾挑选出儿个强壮的战士抬我，而杨云阶同志一天数次地为我诊断，亲自煎汤药给我吃，或者请炊事员同志为我做点什么可口的东西一到了毛尔盖，我的身上开始脱皮，病渐渐好了。这天，我不忍心坐担架要求领导上发牲口给我骑：出发的那天，我刚跨上骡子，那匹不驯服的畜牲，后腿突然一跳，把我摔下来了。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了我。这匹骡子很老实，又大又壮，骑上去很平稳。 走了十里多路，杨云阶同志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他看我稳稳地骑在牲口上，十分高兴。他笑呵呵地对我说：“50付草药呀，整整50付。” 是啊，我想救活我的不仅仅是50付草药，而是用数字无法汁算的阶级友爱，贺总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不时在我的耳边回响。正是敬爱的贺老总、任政委和贺师长、杨医官及那些一直抬着我在草地里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十，用他们那颗充满阶级友爱的心，把我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使我再次获得生命。 |
拒绝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本站发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的言论!本站内容均为会员发表,不代表本站立场!
鄂公网安备 4210870200006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