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党组织的斗争

1932年7月，松滋各级地方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疯狂摧残，县委书记陈依海被捕牺牲，县委无形解体。其后，党的地方组织一直未能恢复，少数党员被迫转移、隐蔽。抗日战争爆发后，松滋地方党组织得到重建、恢复和发展。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松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抗战初期的松滋形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

    在全国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北及察哈尔、热河两省大部送给日军。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又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仅一年时间，日军就侵入武汉，中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早在1935年8月1日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1937年1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从而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为动员组织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走向全国。1937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董必武由延安到武汉，着手全面恢复与重建鄂豫皖湘赣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0月中旬，在董必武领导下，由郭述申、钱瑛、陶铸组成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12月改建为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次年元月正式组建为中共湖北省委员会）。11月至次年1月，省工委、临时省委为恢复和发展鄂西地区的党组织，先后派于光远、罗乃夫到荆沙，审查荆沙地区原有党组织，并于1938年1月组建中共荆沙工作委员会，松滋划归荆沙工委领导，由工委书记罗乃夫负责审查松滋原有党组织。

    松滋的党组织自1932年秋被破坏以后，一直未能恢复。这次荆沙工委对松滋原有党组织的审查情况，可惜无资料可考。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此次审查恢复松滋党组织的初衷并未实现。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松滋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7年8月25日，松滋县抗敌后援委员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由县长王旭任主任。全县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经后援会劝募，短期内即捐献光洋5700余元。

    这时，松滋境内虽然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的主张已鼓舞了县内广大民众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从共产党的宣言和行动中看到了希望，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奔赴延安，献身救国救民事业。1937年9月，大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的松滋籍共产党员沈德纯、李逊夫（后脱党）首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月，松滋中学青年教师刘明哲又与本县在汉青年学生雷伯衡、邓万郎、沈继芬等一道奔赴延安，分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10月，县内青年学生袁海澜与张氏二姐妹也先后到达延安，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

    董必武到武汉以后，在恢复或重建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同时，也利用他原在湖北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抗战工作。松滋籍爱国人士、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董事、省议会议员雷葆杏大革命时期曾与董必武同事。1937年冬，雷葆杏拟回松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就此事与董必武商议，董必武当即表示赞成，并建议他回松滋后，尽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组武装，准备日军南侵时开展敌后游击，雷葆杏随即邀约欲赴延安的武昌农业专科学校松滋籍学生李祥琼一道回县。1938年1月，李祥琼先行回县，担任西斋民众教育馆馆长。他以民众教育馆为阵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办起民众夜校，招收了一班学员。5月，雷葆杏从武汉回到松滋。这时，县政府正拟扩充自卫武装，令一、二、三区各成立1个大队，雷葆杏即以协助扩充自卫武装为名，向富户、商人、爱国人士宣传抗日自卫，劝募枪支、弹药、粮食、资金，招募志愿兵，筹组抗日武装。不久，在街河市正式成立义勇大队。

  1938年7月，中共湖北省委鉴于日军进逼武汉，决定加强鄂西的工作，便派王致中、黄杰（女）到沙市主持召开鄂西地区党组织扩大会议，成立鄂西中心县委，负责沙市到宜昌长江两岸各县的工作，松滋划归鄂西中心县委领导。8月，中心县委机关由沙市迁到宜昌。

  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的兴起，对松滋党组织的重建提出了迫切要求。鄂西中心县委的建立，为松滋党组织的重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重建党组织的活动

  1937年12月，为了培训党的基层工作干部，董必武通过爱国人士石瑛、李范一等人的关系，以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名义，在应城汤池办起了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湖北省工委负责人陶铸主持训练班的工作。训练班的教学及其它活动，均仿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进行。1938年2月，沈德纯从陕北公学毕业回鄂，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担任统战工作，不久，应陶铸之邀，到汤池训练班工作。3月，李逊夫也被党组织派往汤池训练班任教。李逊夫的大女儿、延安抗大毕业的共产党员李平，也在此前后从陕甘宁边区法院调来汤池。通过这几位松滋籍共产党员的关系，一批进步的松滋青年先后来到汤池训练班就读。

    首先到汤池的是磨盘洲新治小学学生叶树滋、许甲春，他们是应当时在省水利厅工作的黄友容函召而来的。黄友容系松滋茶庵寺人，与沈德纯、李逊夫均有交谊。受沈德纯、李逊夫之托，黄友容担负了从家乡向汤池训练班介绍学员的任务。不久，家居茶庵寺的黄乾邦（黄友容之侄）、家居木天河的熊映炽（李逊夫之表弟）分别接到黄友容、李逊夫的来信。此后，黄乾邦又邀约附近的陈振林、李春华等四人陆续奔赴汤池。此时，欲往延安抗大的邓家铺青年李梅村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得知西安至延安交通被国民党断绝的消息后，也改赴汤池学习。松滋先后到汤池训练班学习的7名青年，除李梅村中途经组织介绍进入西北军冯玉祥部军官队受训外，其余6人均在校人党，并于同年10月结业后被派回松滋工作。

    同月底，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下称简师）党支部随校迁来松滋。因为环境的限制，简师的党组织没有与汤池回县的党员发生联系。他们按照各自的组织系统和活动范围开展工作。

    就在汤池训练班的党员回县和简师迁来松滋前夕，李逊夫也为筹集鄂中抗日经费回到家乡。不久，武汉沦陷，交通断绝，李逊夫滞留松滋。这时，经鄂西中心县委委员黄杰介绍，李逊夫会见了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女）。钱瑛留他在松滋工作，负责为我党筹集活动经费，接待和掩护过往同志，开展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1939年1月，时已迁至宜昌的中共湖北省委派原宜昌城区区委书记张师载赴松滋刘家场组建中共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领导松滋全县和枝江、宜都两县江南地区党的工作，隶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工委负责人张师载。2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撤销，中共中央中原局拟将尚未沦陷的长江以南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宜都五县的党组织划归湖南省委领导，于是决定组建中共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隶属中共鄂西北区委领导。同月下旬，工委成立会议在松滋西斋举行，张师载、周进前、密家凡为工委负责人。3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加强鄂西南、湘西北党的工作的决定，中共鄂湘西区党委（通称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成立，钱瑛任区党委书记。同月，鉴于公石松枝宜工委战线过长，不便领导，湘鄂西区党委决定将其撤销，重新恢复松枝宜工委，仍由张师载负责。5月，湘鄂西区党委在整理各地县级党组织时，将松枝宜工委改建为松枝宜区委，由张师载任区委书记。松（滋）枝（江）宜（都）区委受湘鄂西区党委直接领导，管辖松滋全县和枝江、宜都两县江南地区的党组织。

三、党在松枝宜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在松滋成立了有一个隶属国民党第九战区的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动员委员会联合办事处，联合办事处设在县城（老城），办事处主任是松滋著名进步人士雷鸣泽。在张师载到来之前通过李逊夫的工作，雷鸣泽已决定仿效其好友李范一在汤池办合作训练班的办法，在刘家场办一个松枝宜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松枝宜地区抗战工作培训基层骨干。对雷鸣泽的这一义举，党组织给予了全力支持，省委先后从汤池临时学校抽调共产党员李镇、余一梦（女）、孙宝矶，进步人士吴声凯，进步青年孙慰祖、李家祯、李惠兰等10余人前来支援。

  张师载来松滋后，即领导松、枝、宜地区的党员，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和广大进步青年，积极进行训练班的筹建。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在三个县招收学员200余人。1939年3月，练班在刘家场庆贺寺正式开学。班主任由雷鸣泽兼任，教学和总务分别由张师载、李镇、李逊夫（此时已重新人党）主持。课程设置仿照汤池训练班，开设政治常识、哲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军事训练等。训练班组建了党的支部，由张师载兼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办好战训班，积极发展党员，以便将来在三县各地建立党的组织，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准备。

  通过雷鸣泽的关系，党组织团结了部分上层人士（如刘家场私立超寰小学校长罗超寰等）。他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训练班的工作。为了便于在学员中开展群众工作，党组织还抽调了少数当地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群众到训练班工作或学习，松滋的党员叶树滋、熊映炽和进步青年刘家瑞等就是这样进入战训班的。

  在训练班开办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共产党（包括进步人士）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训练班筹备期间，顽固派们首先是散布“学员要抽去当兵”之类的谣言，企图阻止报名，破坏招生。当这一阴谋破产以后，他们又采取内外夹攻的策略，即一方面以邓斗辰（国民党松滋县政府教育科长兼县三青团主任）为首筹办松滋中学，用正规中学的牌子招徕青年，企图动摇训练班的根基；一方面派出几名三青团分子打人训练班，以便从内部捣乱破坏。训练班开学一个月左右，这几个三青团分子就在学员中散布不满情绪，煽动离班。党支部领导师生员工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他们刚开始活动时，党支部就安排教员、工作人员分散到学员中听取意见，进行宣传解释，并采取了一些改进工作的措施。接着，又召开学员大会澄清事实真相，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讲清顾全大局服从抗战利益的道理，使这几个别有用心的人陷于孤立。最后，将其为首分子予以开除，为训练班工作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道路。

    为了巩固训练班的成果，给三县留下更多的革命火种，湘鄂西区党委指示一定要在训练班内发展党的组织。根据区党委指示，训练班党支部把组织发展列入主要议事日程，在后期集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期训练班共发展党员40余人，其中松滋籍党员20余人。这些松滋籍党员结业后，均奉命返回家乡，成为撒向全县各地的又一批革命火种，以后他们大都成为各地基层组织的骨干。

训练班第一期于6月份结业。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非难，雷鸣泽被迫辞去松枝宜三县动员委员会联合办事处主任职务，办事处亦被取消，正在筹备第二期开学工作的训练班被迫停办。

四、第一批地方基层党组织的建立

  三县（五县）工委（区委）在领导训练班工作的同时，也为松落地方基层党组织的重建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工委负责人张师载到松滋不久，就与叶树滋接上了关系，之后叉到茶庵寺、磨盘洲一带，分别与从汤池回县的另外5名党员接上了关系，给他们布置了宣传抗日救亡、动员进步青年参加训练班并相机发展组织的任务。这6名党员立即行动，走遍全县，宣传抗日救亡，利用各种关系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来到战训班学习，其中叶树滋一人就动员三合垸、磨盘洲、雷家湾、麻城垱、拉家渡等地10余人报名。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组织发展工作未能马上进行。

    1939年5月，原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蔡书彬凋湘鄂西区党委工作，于6月初抵达松滋西斋。这时，李逊夫根据组织安排，从战训班回到家乡邓家铺秘密进行抗日武装的筹备工作，已组织了20余人枪，隐蔽在他家里训练。不久，蔡书彬转住李逊夫家。从此，这里便成为湘鄂西区党委的重要据点，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来这里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参加会议。蔡书彬在负责区党委工作的同时，对松滋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也就在这时，战训班的20余名松滋籍党员结业返乡，县内第一批地方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这些组织便是邓家铺、土桥党支部和杨林市、横过山、雷家湾、茶庵寺等党小组。

    6月，共产党员熊映炽、马绍裘从战训班结业回到邓家铺，即着手串连发动，发展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先后介绍李玉如、李晓容、李晓皆、文吉林、邓向勤、罗醒民、阳作森、佃德祥、马敬如、黄海廷、冉鲁庆、熊文彦等12人入党，并以三人一组，编成4个党小组，在此基础上建立邓家铺支部，由熊映炽任支部书记，马绍裘任组织委员，李玉如任宣传委员。为了建立活动据点，邓家铺支部发动党员自己动手制砖，利用李逊夫捐助的木料，创办洈岸小学，几名党员被安排在该校任教。为便于掩护，党支部还聘请当地保长李竹君为名誉校长。在邓家铺支部的组建和以后的工作中，蔡书彬、李逊夫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具体指导，蔡书彬曾几次给这个支部的党员上党课，给他们灌输党的基本知识，讲解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

    邓家铺支部建立后，熊映炽在李逊夫指导下，又到离邓家铺10余里的台山坪活动。台山坪是沈德纯的故乡，熊映炽不久即在这里发展沈德纯的侄子沈继熹、沈继喜兄弟入党。以后，沈继熹又在杨林市发展陈永太、文定国、胡志才，在横过山发展胡组全、周永柱，建立杨林市、横过山两个党小组，分别由沈继熹和周永柱担任小组长。

    土桥支部、雷家湾党小组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桥党支部书记张晓伍组建起来的。1932年秋松滋的党组织被破坏以后，张晓伍即与组织失掉联系。为避免敌人搜捕，相机寻找组织，他利用其行医的身份辗转大江南北，最后在枝江大埠街落脚。1939年2月，张师载从叶树滋那里得知这一情况，马上派人将张晓伍找回，随后亲往土桥审查，很快恢复了他的党籍，并给他布置了发展组织的任务。张晓伍首先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员陈玉卿、陈秀坤取得联系，随后又发展罗范五入党。5月，在张师载主持下，土桥党小组成立，由张晓伍任小组长。同年秋，土桥党小组改建为土桥支部，张晓伍任书记。雷家湾离土桥很近，家居雷家湾的党员王柏楹从战训班结业回乡，上级也将其党组织关系交给了张晓伍。7月，雷家湾的邓炎之、覃立夫分别由周载君、罗范五介绍入党。8月，在张晓伍主持下，雷家湾党小组成立，由王柏楹任小组长。

  这时，从汤池回乡的共产党员黄乾邦、陈振林、李春华也在张师载主持下在茶庵寺建立了党小组，由黄乾邦任小组长。他们在街河市创办书报合作社，销售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党指导下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党在致力于重建松滋地方组织的同时，对县内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及时的指导。由于田绥祥和雷葆杏都与董必武有联系，李逊夫熟识县内各界人士，指导工作主要由田绥祥、李逊夫出面进行。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荆沙危急，国民党第四区专署及所属各县政府、机关、学校和江汉地区的大批难民流入松滋，松滋一时间变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集汇地。鉴于形势的变化，雷葆杏会同田绥祥于1939年春节期间召集从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毕业回县的雷伯衡、邓万郎、刘明哲，从武汉地区回县的进步青年赵承修、李成诰开会，研究进一步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问题。会议在听取雷葆杏传达董必武指示、介绍前段活动情况以后，讨论了后段工作，确定了五项任务：（一）进一步征募武器弹药，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打游击；（二）扩大抗日救亡宣传范围；（三）广泛组织青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四）开办农村保甲人员训练班对青壮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作兵员之后备；（五）成立书报供应社，出售进步书刊。会上分工：雷葆杏负责全面，兼抓武装；刘明哲负责组织全县青年；赵承修负责扩大宣传；雷伯衡负责书报供应社；邓万郎负责开办农村保甲人员训练班。最后议定以雷葆杏的名义，给县长鄢说写一封题为《把松滋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的建议书，当即由田绥祥拟稿，雷伯衡缮正，会后由刘明哲分送鄢说和县动员委员会。

  这时，雷葆杏在街河市组建的义勇大队已拥有机枪6挺、长短枪200余支。之后，义勇大队便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和游击战术的训练。

    鄢说接到建议书不久，即派人与刘明哲联系，商谈动员青年的问题。刘明哲随即邀约从武汉、沙市回县的进步学生，就这～问题进行商议。为便于联络不同层次的青年，他们决定成立两个组织——松滋青年抗战通讯社及松滋青年抗战服务社，分别由刘昌墀、刘明哲任社长。抗战通讯社成立后，创办《三日刊》，主要报道抗战动态，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战必胜，号召支援抗战。抗战服务社成立后，在朱家埠、新江口、西斋、刘家场、涴市、复兴场等地建立6个分社，主要活动是办黑板报、办阅览室、开报告会、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帮抗日军人家属写家信、劝募鞋袜毛巾支援前线、设茶水站供过路抗日军人饮用等。总社除领导各分社的活动外，还组织了一个剧团，排演r《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等节目，通过演出一面宣传群众，一面劝募抗战物资。剧团经常巡回演出，有一次跑遍全县13个集镇，历时近两个月。老城附近一位老年农民靳永亮看了演出，当场捐献10块银元。这次巡回演出，剧团共劝募2000多双军鞋、100多打毛巾，收到1000多封写给抗日将士的慰问信。抗战服务社还帮助县城的商会办起商民军训班，对IOO多名店员工人、商家子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训练。

    邓万郎负责的农村保甲人员训练班也很快在街河市办起来，每期一个月，主要进行爱国主义和游击战争的教育。训练班曾多次聘请简师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牛来班讲课。

    办书报供应社的建议是李逊夫在1938年秋向雷葆杏提出的。之后，县民众教育馆为此募捐了500多元。雷伯衡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在李逊夫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将书报社筹备开业。书报社专门出售进步书刊报纸，如《新华日报》、《雷雨》、《日出》等。这些书刊都是由李逊夫提供的。抗战通讯社和抗战服务社的宣传资料，也主要来自这里。

    全县范围内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的兴起，引起了以三青团松滋分团筹备处主任邓季栋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他们始则企图将抗战通讯社和抗战服务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继而无理封闭书报供应社，最后竟捏造罪名，蓄意陷害，使雷葆杏身陷图圄，义勇大队被强行缴械。雷葆杏虽经多方斡旋，得以开释，但已不能在松滋立足，遂于8月底与雷伯衡、刘明哲先后离县奔赴重庆。

    松滋地方党组织的重建、恢复和发展为县内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松枝宜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开办、抗日义勇队的组建以及各类进步团体的成立，为党培养了大量抗日骨干，促进了党组织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松滋地方党组织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