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松滋大革命运动篷勃兴起的时候，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农大众怒吼起来了，惨遭封建桎梏束缚的妇女们也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连一贯不被人放在眼里的少年儿童也从大人的胳肢窝里挣脱出来，登上了革命的舞台。 那是1927年春，第一区党部在县城建立了松滋第一个儿童团。团长刘明启，团副袁寿伯，区党部宣传委员刘明哲兼任团指导员。团下直辖三排，团员50余人。县城儿童团由老城区分部直接领导，同时也受第一区党部和县党部的指挥。 儿童团团长、排长身着灰色中山装，胸配中山带，手执中山鞭，雄赳赳，气昂昂，团员们腰扎皮带，手持棍棒，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姿飒爽。 县城儿童团建立之后，街河市，新江口、刘家场和大部分区，乡也相继建立了儿童团组织。 各地儿童团成立后，有力地配合了农会、妇协等团体打土豪、斗劣绅等重大革命活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儿童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和大队一起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并高唱《工农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去奋斗，去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有的儿童团还有军号前奏，号声嘹亮，煞是威风。他们虽为一群十来岁的小少年，但在那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中，却做出了一番大事业。 首先是禁烟。鸦片，这一亡国灭种的毒物，大革命时期，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农民协会禁止鸦片活动中，儿童团鼎力相助，成为松滋禁烟运动的一支劲旅。在当时的老城，城内城外，到处都是鸦片馆，公开吸毒贩毒，吸客面黄饥瘦，倾家荡产。县城儿童团在各级党部的支持下，对这些烟馆采取突然袭击，捣毁烟馆，捉拿烟馆老板和吸客，将其鸦片膏、鸦片土和烟灯、烟枪等烟具一并没收，集诸广场，点火焚烧。有些烟馆老板顽固不化，公然与儿童团对抗。有一次，一家烟馆的老板拖起马刀要杀捣毁烟馆的儿童团员，在排长胡拓的组织下，坚强的儿童团员临危不惧，机智而勇敢地与之打“拉锯战”，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其次是禁赌。20年代的松滋，赌风猖獗，集市商镇，尤其厉害。麻将纸牌，几乎家家都有；邀约聚赌，时人叹为家常。乃至大革命兴起，禁止赌风，方提到议事日程。儿童团一马当先，他们不畏指骂殴打，四出侦察，发现赌场，即抓获赌具，捉拿赌棍，然后将赌具付之一炬，将赌棍戴帽游行。若遇赌棍野蛮反击而身后没有强援，儿童团则暂时回避，待时机有利时，再以原则从事。 再次是禁娼。娼妓的存在，是人吃人的旧社会逼出来的一种丑恶现象。当时老城有一名妓女，儿童团先登门对她进行劝说和教育，然后把她送出城东门，让她另谋生路。 儿童团还大力禁售“洋货”，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对经售洋货的商店和摊贩，儿童团先是一一上门登记盖章，限期处理完毕， 明令不得再进洋货。限期到后，即采取强硬措施。凡属洋货，一律销毁。在老城，当时有许多商店、摊贩经售的“哈德门”香烟被儿童团撕得粉碎，扔在街头。还有一些洋娃娃，也被儿童团拿来火化了。 儿童团铁面无私，亳不徇情。县城儿童团副团长袁寿伯的亲叔父袁秉臣吸鸦片被发现，儿童团要把他弄来游行，袁寿伯的父亲说情，碰了钉子。有人骂他们六亲不认，他们毫不理睬。最后儿童团还是将袁秉臣戴上绿帽子，和其它烟鬼一道游行示众。刘家场女子高小儿童团员李耀伯，发现父亲李琴轩在家说反动话，就迅速将情况报告儿童团长刘池仲，儿童团立即把李琴轩抓来，将他戴帽子游行后，又罚苦役，方才罢休。 由于儿童团无私无畏，敢说敢干，所以在社会上很有威信。许多民事纠纷，都拿到儿童团去调解。 松滋儿童团的活动，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因之土豪劣绅对儿童团恨之入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还咬牙切齿地．说要把儿童团员“搞几个甩到河里去”。有的土豪劣绅还扬言要组织“老子团”，以威胁、镇压儿童团。 松滋儿童团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直战斗到最后——刻。1927年5月，杨森即将来县，县党部连夜召开执行委员紧急会议。县城儿童团带着沉重的心情，为他们站岗放峭。会后，儿童团排着整齐的队伍，吹着悲壮的军号，把执行委员送出了城东门…… 在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中，恐怖的消息不断传来，沙市和宜昌的儿童团员被装进麻袋丢到江里的事件日有数起！呜咽的长江，不时漂流着红孩子的尸体！在松滋县城，还乡地土豪劣绅又耀武扬威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的子弟大肆扬言要组织“老子团”专门对付儿童团。尽管头上乌云滚滚，但是太阳仍在高空闪射着光芒，革命者在血泊中继续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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