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

1950年11月,我出生在公安县申津渡镇。1968年高中毕业后当知青下乡。我下乡的地方小地名叫蛤蟆台，蛤蟆台上有一座古墓，那是明朝开国大元帅常遇春的坟墓，我们常去那里游玩观景。坟塚像座小山丘，墓前立有石人石马和高大的石碑。因为这里地处洞庭湖之滨，据史书记载，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洞庭湖有过数年的恶战，朱元璋麾下大将常遇春逝世后，就埋葬在这里，传说随葬有大量金银珠宝。解放以后，公安县文博部门把常遇春墓当作文物古迹，委托常姓后人义务保护。文革时期，有造反派把常遇春定为封建地主阶级头子、皇帝的鹰犬而大张挞伐，纠集一帮人要平塚毁碑。常姓后人于是日夜守护，阻止了造反派的破坏活动，时而有盗墓贼光顾此地，均被当地群众识破驱赶。总之，为保护古墓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于是我产生了创作冲动，想以此为素材创作一部小说。1974年我终于创作出中篇小说《护宝记》，寄给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由于周总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各级政府也把文物保护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我的这部小说也赶上了潮头，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1975年冬，我的这部以保护文物古迹为题材的小说《护宝记》，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且一次印了8万册，第二次又印了10万册。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渴求精神食粮的青少年将该书奉为至宝，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从题材而言，这是解放以来我国以保护文物古迹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松滋首次全国发行的单行本小说。后来，松滋京剧团把该小说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

《护宝记》给全国的青少年读者送去了精神食粮，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告别了教鞭，调到了松滋县城，在县文化局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我趁势而上，创作了《兄妹擒敌》连环画脚本，由武汉画家黄河清配画，被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1980年我创作的童话《蜜蜂与猪茏草》在《长江文艺》发表后，获当年湖北省优秀作品奖。

1981年春，当时松滋县委组织部选拔一批青年干部到下面公社任职，我被选派到杨林市公社任文化干事，1985年又被任命为杨林市区委宣传委员。我在宣传委员这个职务上干了15年，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为何15年没提升职务（1998年我被任命为纸厂河政协联络处主任，已是正科级别了），我笑说这是因祸得福，为此我始终没有脱离文学创作这条道路。1994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和《工人作家报》发表故事《算命巧招》，获“石林杯”奖。这些年我在全国及省内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40余篇，近130万字。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基层工作期间，又创作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怒湖狂澜》（原名《王家大湖剿匪记》）。我年少时就听长辈们讲述过王家大湖土匪形成、发展和被剿灭的史实。当时，我有幸到王家大湖地区工作，对这段史实有了较全面、细致的了解。为了真实地反映松滋这段较有影响的史实，我利用工作之便，从1984年起就着手搜集素材，扎根民间采风。我和指挥过王家大湖剿匪的老革命多次彻夜长谈，和解放初期的土改根子喝酒聊天，和曾参加过汉流砍香的“老幺”们摆龙门阵，几年时间，采写了10多万字的素材笔记，人物形象在我脑海中一个个活跃起来，故事情节也有了梗概，压抑不住的创作激情如火山一样爆发了。仅仅一年多时间，长篇小说《怒湖狂澜》终于写成，1994年开始在《松滋报》上连载，2000年集结成书，由华夏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已由总政文工团专业编剧和白牡丹影视广告公司联合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本，2012年湖北省广电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正积极筹划把剧本投入拍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有一句名言：文学作品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乡土气息的、有人性化的。我决心用这个思路引导我的创作，在有生之年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