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滋花牌源流

花牌，是纸牌的一种，因牌中花色错杂，“精”带彩画，且比较适宜鬓发花白的老年人休闲娱乐，故俗称为花牌。

打花牌在松滋是传统娱乐项目之一，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几乎家家有花牌，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不会打花牌的只占极少数。花牌能被社会接受并传承到今天，有它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那么，花牌的“源”和“流”是怎样的呢？

1、溯“源”    

我们先引用一段历史资料。清·张尔岐(1612—1677)在其《蒿庵闲话》卷二里有如下一段文字：近日吾乡蒙师，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书“尔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其为韵语也，此语不知有自何时。唯见禅宗正派，临济宗载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谒白云禅师。白云上堂曰：夜来枕上作得个山颂，谢功甫大儒远访之勤，当须举与大众。乃：“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郭初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以书报云。云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缩头，敛迹何须收脚，金乌半夜辽天，玉兔赶他不着。”白云之意，盖欲合儒释而一之。

为了帮助理解这段文字，现简要介绍其中的有关词语和人物。禅宗：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经长期发展演变，至唐代后期，禅宗几乎取代其他宗派，禅学成了佛学的同义词，故称“禅宗正派”。临济宗：禅宗五家之一。因住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滹沱河畔的临济院，故名。提刑：官名，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宋初设于各路(行政区划名，相当于后来的省)，主管所属各州司法、刑狱和监察，兼管农桑。韵语：押韵的语言。如唱词，歌诀等。山颂：“颂”指一种文体，是颂赞的意思。偈答：用佛教中的唱词作答。金乌：指太阳。玉兔：指月亮。郭祥正：北宋诗人，自号谢公山人，又号漳南居士，当涂(今属安徽)人，生卒年不详。约在宋仁宗至神宗熙宁年间，即1023—1077年，北宋的另一大诗人梅尧臣称赞他是李白的后生(李白卒于当涂)、在北宋新旧党的斗争中，遭遇类似苏轼。张尔岐：明清之际的经学家，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明诸生，入清，隐居。曾参加编修《山东通志》，与顾炎武订交。《蒿庵闲话》：共二卷，此书为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成书于清康熙九年五月(1670年5月)。

从上述史料和解释中，可以明确这样几点：一是这段史料的时间可界定为北宋，即960—1126年；二是张尔岐所称的“韵语”，白云禅师所作的“山颂”，是指“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记载于临济宗的典籍中，有案可查。三是白云禅师“当须举与大众”，是对郭祥正说的。郭当时是提刑官，但他也是崇尚孔学的儒士，是与佛有缘之人。四是这一段“山颂”当时在传播上已达到相当程度，“闻小儿诵之”足可证明。

写到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花牌中的22个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土、八九子、可知礼、二、四、五、六”，只有16个字与“山颂”相同，但仍然可以说，花牌的“源”就在北宋时期。也就是临济宗记载的，白云禅师所作的这一段“山颂”。而花牌的问世究竟是在北宋，还是在以后，因无史料记载，不敢妄断。

找到了花牌的“源”和“根”，还不能断定花牌产生的年代。这好比一粒种子，光有土壤还不能发芽，还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一样。所以我认为，花牌的产生离不开两大要件。首先，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相对稳定是花牌产生最基本的客观条件。其次，借助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播佛、儒、道思想，是花牌产生的重要条件。花牌虽然只有22个字，但它体现了佛、儒、道传统文化的时代烙印。花牌的“根”就源自佛教。佛，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觉”。觉有三义：自觉、觉他(使众生觉悟)、觉行圆满。儒学是孔子创立的学派，其主要内容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道教是中国固有的宗教。道家思想对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佛、儒、道思想在花牌中的体现将在后面的文字中进一步论及)。中国古时有很多蒙学课本，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尤其是《三字经》，它出自南宋王应麟之手(后经明清学者陆续补充，1928年由章炳麟重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花牌也可算是一种蒙学工具。本人就清楚地记得，在上小学之前，已全部认识了这22个字。尽管不知道它的含义，尽管有几个变形字。这是长期耳濡目染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花牌必定是在某个特定年代，特定环境，需要它充当寓教于乐工具的条件下，才能应运而生。   

笔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建国前，松滋还流行过另一种纸牌，叫“清台牌”，它是花牌的“姊妹牌”。此牌由八句24字组成，即“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福禄寿”。每字4张，计96张牌、规则为：四人制(也可三人)，一人歇醒腰牌；每人起19张后，庄家冠头打字。和牌时，手中必须有任意一对一坎。另14张牌组成4句话及一条口，独和一张字。清台牌没有精，不计个子，只求圆句。适合低层次人群娱乐，建国后失传。这与“山颂”的八句话更为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山颂”是花牌的“源头”无疑。

2、 寻“流”   

以上我们探讨了花牌的“源”，现在再来寻访一下它的“流”。花牌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流传范围不广，历来不为史学家所重视，史料典籍中查不到它的踪影。仅凭寻访资料，只能摸清它的大致脉络。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间，松滋花牌传承和发展变化情况作一概略性的探讨。

首先，花牌的式样发生了变化。一是从花牌的质地看，“文革”之前，花牌都是用各种不同的纸制作，是名符其实的纸牌。粉碎“四人帮”后，商店买不到牌，很多人就地取材，用废弃的X光胶片或电影胶片自己制作，也有用道林纸制作。八十年代(指20世纪，下同)初期，精明的浙江人看到了这一商机，塑料花牌开始流行。目前在松滋销售的花牌，全部为浙江台州、义乌等地印制而成。二是从制作技术看，经历了从石印、手工制作到机印、胶印的转变，真正达到了价廉物美的效果。三是从规格上看，经历了从宽牌到窄牌的转变。目前，在我地流行的花牌有两种不同规格，绝大多数牌长9．4厘米，宽2．2厘米，还有少数窄牌长9．2厘米，宽1．9厘米，适应了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   

其次，花牌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文革”以前，主要以“打增”为主。“增”为下注的基本单位，增数多了，又用“垛”代表(三增为一垛)。牌局开始前，庄家出增数不受严格限制，最低为一增起，也可一垛起。陪庄者可以跟庄，也可不跟庄。庄家和牌后，增数可上升，叫“加增”。加增数可顺数上升(一、二、三、四、……)也可隔数上升(一、三、五……；二、四、六；三、六、九……)。庄家和牌达到三牌者，为“三牌过杠”。过杠后，陪庄者如首牌未跟庄，此时可出增，最高可与庄家的增数赶齐。陪庄者二人之间可互不牵连，称为“不过河”。打增时，起牌不够4个，可“水牌”，称“三不打四不丢”。34个为大和，和牌后加倍计算。残局时可只起牌不出字，此为“捏牌”；对牌也不受限制，三黑对可算一个。“构精”者可选择某一打牌人为自己出增，此为“搭增”。庄家如不和牌，称为黄庄。黄牌后不下庄，为“登黄庄”，连黄三牌必须下庄。   

“文革”期间直到八十年代末，除极少数人悄悄打增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打玩牌，称“学习110号文件”（花牌共110张）。一般玩法是，以100个为一局。一局结束，对个子最少者，有不同的惩罚措施。如戴草帽、贴纸条、钻桌子、钻梯子、画乌龟、喝冷水、跩板凳，以及打条子“向师傅学习，代问师娘(爷)好”，还要签上“徒弟”的姓名及时间。曾听说这样一个笑话：某甲拿着“徒弟”的条子在代销店赊了一包“游泳牌”香烟，说明找“徒弟”某乙收钱。次日，店主向某乙讨烟钱，某乙见到自己打的条子哭笑不得，掏出两角钱，收回条子，从此不再认“师傅”。   

九十年代中期起，逐渐兴起“爬坡”热。花牌规则随之出现较大变化，以17个为基础，每增加5个为一坡，如同台阶，一步步上升。从此，“爬坡”成了打花牌的代名词。打爬坡后，固定精改为“自由精”，或称“活精”。即每人根据手中的牌，任意选择最合算的精为主精；需要打精字时，必须有相同的两张精才能打出一张，称为“精不打空城”，别人赶沓的字不能和牌，称为“不抢沓”。取消了“水牌”的规定，也不能捏牌不打。和牌达到22个为“出和”，37个为大和。大和不翻番，但要付醒钱。根据事先约定，醒钱有“三牌一醒”，也有“三坡一醒”，如牌打大了，还一坡一醒。按坡计醒时，每次当庄可连续累计结算。起初，对牌为“限三对”。对完三对而不和牌，必须承担替另一家开钱的责任(黄牌除外)，后来改为“限两对”。不论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均不得超过两对。凡出现黄牌，则必须下庄，称“黄牌溜庄”。近五年来，在爬坡的基础上又有改进，即“加别杠”。就是用花牌中的“听用”牌加入牌中，使花牌成为l11张，腰牌时，数36张冠头。别杠充作花精，可充当三、五、七的任意的一个花精。计坡时，有以10坡为限，称为“封顶”，也有“不封顶”，“坡”有多大算多大。加入别杠后，对计个子和统牌作了如下规定：别杠当精为4个，不当精为2个。按当精计算，别杠与两个花精成坎为18个；与一花一素精成坎为14个，与二个素精成坎为12个；与三个素精坎成统为24个；与单花精坎成统28个；与双花精成统为36个；与单花精统成“统上顶”为56个；与双花精统成“统上顶”为72个。已有精统上顶，别杠不能再加入统牌，只能将原统上顶的素精拿出一个。规则称为”统五不统六”。也有允许“统上顶”的，即“统七”，这时“精统”为144个。近来，有的地方还实行了“五条精”规则，即乙、九与三、五、七同等做精；有的正尝试在牌中加“双别杠”，更增加了花牌的竞争性和快速多变的特点。有的为了更显公平性，防止弄虚作假，将“庄家洗牌”、“对家腰牌”，定为“歇醒洗牌”、“尾家腰牌”。   

第三，花牌游戏的性质和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回顾松滋60年的花牌史，无论城乡、无论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年代，都有人打花牌。任何时候都有人打花牌玩钱，只是人数的多少，数额的大小而已。极个别人甚至一辈子以打花牌为唯一嗜好。九十年代之后打花牌“带彩”已成为普遍现象。过去玩钱躲躲藏藏的现象，已不存在。参与玩牌的人群，也由过去老年人为多，逐步呈现出向中、青年人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国家相继推出体彩、福彩、足彩，境外有六合彩的渗入，还有商业行业的各类促销活动，就连打电话也可积分抽奖等等，助长了人们投机欲赌的心理。二是自我修养意识的淡化，人生观、价值观被扭曲的结果。三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玩牌带彩有了一定的经济刺激。   

笫四，花牌传承中值得记录的心得。松滋人在打花牌时，常有人总结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之淡，值得一录。本人将其归纳为“花牌心得一二三四五六”。具体是：

目的一个：花牌的娱乐性这个目的不能忘。

原则二不：不影响正常工作；不影响身体健康。

花牌三J：(1)起牌是基础；(2)打牌要技术；(3)和牌凭机遇(“J”是“基、技、机”三字汉语拼音的声母)。   

打牌四看：一看场合，要安静舒适；二看对象，几把“脚”要得宜；三看时间，以节假日或休息为宜；四看大小，带彩数额要合适。   

牌德五倡：(1)心平气和。打牌不论输赢，都要保持一个良好心态。(2)身份平等。牌桌上没有资历、职务、亲疏、性别之分。(3)语不伤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讲脏话或伤感情的话。(4)带彩适度。小打怡情，大打伤身，累及家庭，后悔莫及。(5)避免侵扰。打牌不要影响他人工作或休息，尤其不能影响学生的学习。   

牌风六忌：一忌使诈。不能有意满“诈和”(即17个以下和牌，或未圆句子满牌)。二忌玩狡，不能打痞牌，如偷牌、藏牌、换牌等。三忌当赖，不得耍赖或赖账。四忌恋战，不可打输后缠住别人继续打牌，即“打骗条子牌”。五忌动怒，不能打输后怨上怪下，甚至甩牌。六忌暗算，不能“斗合子”算计某一个人。总之，花牌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松滋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数逐年增多。那些结伴同行的“打工族”离开故土之前，总有人不忘在自己的行囊中放一副花牌，以备闲暇时娱乐之用。从此，花牌走出松滋，进入繁华的大都市，流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凡是有松滋人的地方，就有松滋花牌。可以预言，若干年后，带有松滋泥土芳香的花牌，必将成为地域更为广阔的娱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