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回忆使你跳开眼前的琐事，登临一个高度，鸟瞰人生，得到一些富有哲理的启迪。

——题记

 

刘家场是我难忘的地方。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十七年，四个女儿是山镇文化哺育成长的，我的老父在这里去世，体弱多病的前妻在这里离开了人间，喜与悲常萦记心头。往事悠悠，回忆过去的日子有十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度过的，对我来说触及皮肉，触及灵魂。对整个社会来说，的确是一段缺乏理性与人性的荒唐岁月。

 

沉思历史，不吝笔墨，用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下这段回忆，让后来人知道这段历史，懂得我们今天的幸福，曾经历了多少艰辛和磨难啊！

 

 

从1950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以服从组织安排为天职，没有选择，没有要求。从宜都到宜昌，从宜昌到松木坪，再从松木坪到刘家场，只要是人民需要，只要是为人民服务都好。古人曰：家如夜月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处多。

 

1965年4月29日，我的一家乘着一辆运输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刘家场。当时，双目失明的父亲80岁，我32岁，妻子31岁，大女儿9岁，二女儿7岁，小女儿2岁。全部家当为两口木箱、四把椅子和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住进了原松宜职工医院做过手术室的屋子，谈不上什么布置，第二天即上班工作。

 

原松宜职工医院交地方办，迁至刘家场。原松宜矿务局的办公大楼为住院部、院办公室和各职能科室。原食堂饭厅改装为门诊部。值得一提的是：这幢大楼为1962年修建，楼面全部用长方形的杉木拼成，今后少有这种建筑了，应该好好保护，做为一个纪念。

 

医院领导班子一时没有得到县组织部的任命，日常工作由原松宜职工医院党支部书记王金禄约请松宜职工医院院长杜奎章（原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将军的弟弟）、原刘家场区医院院长张兆麟和原松滋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家轴商量行事。后经党员大会选举，陈家轴为宣传委员，负责业务管理工作。当时还没有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广大职工都是凭着高度自觉性，维持日常业务活动的。

 

当工作有了一些条理之后，我携松宜组织部的人事档案，到松滋县委组织部报到。时任县长乔济民（原松宜矿务局局长）热情地对我说：你们这个摊子原来是准备交给荆州地区管，叫“荆州医院刘家场分院”，直接为三线建设服务，但几个兵工厂又属省国防工办管，这些具体事情不好解决，这样省国防工办的主任宋中州（1950年宜都县委书记，我们称他为宋政委）、副主任徐达三同意交地方管。原松宜的办公大楼和卫生资源划归松滋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是社会福利事业嘛！你们要努力把工作做好！

 

医院诊疗业务全面运转了两个多月以后，1965年7月9日上级才正式发出通知：“松宜煤矿医院和刘家场卫生院合并，组建成松滋县第二人民医院。”荆州地区卫生局贺局长曾前来检查合并情况，看望了全体医护人员，鼓励大家好好为三线建设服务。

 

 

刘家场山青水秀，层峦叠嶂，山谷盆地，曲径通幽。从古至今许多儒学、佛学、道教等宗教文化在崇山峻岭之中传延。深山藏古寺的诗情画意，美不胜收。鸾翔凤集，不少伟人、学者、诗人都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山鸣》杂志的创办为研究山乡文化提供了平台，我祝愿它在前进中有所研究，有所发现。

 

“靠山隐蔽，小型多点”就是当年国防工业为适应战备需要的一种布局。如矿机厂（代号982）建设在官渡坪里面的山羊坪。农机厂（代号949）建设在刘家湾里面的马家冲。东风工具厂（代号2639）建设在兔子垴里面的长岭岗。2358工程建设在畜牧场后面的山岗上，并在卸甲坪的山谷里修建了一幢大楼，生产什么武器至今弄不清楚。但我知道949厂是造子弹的，982厂是造枪的，是一种很轻便的半自动步枪，有效射程为500公尺，可以扣点发，也可以打连发，杀伤力很强。我有幸在那里打过靶。果然那玩艺儿手上一拿，浑身细胞跳舞，有一种威武雄壮的自豪感。

 

由于几个军工厂的迁来，加上原来的几个煤矿、硫铁矿和461电厂等，刘家场平添了几万人的常住人口，纯朴的山镇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十年动乱”刘家场也不例外，我只简单的写下几个场面，可想象当时的混乱局面了。

 

树旗：在汉语大词典中，没有这个词。凡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拥护伟大革命旗手的，就要树旗，亮出你的立场和观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行动中树旗就是建立革命组织，一般的叫什么战斗队，都是造反派(以后再才分革与保）。大的叫司令部，再大的叫战斗兵团，名字随心所欲，什么“风雷激”呀，什么“核导弹兵团”呀，什么“五洋捉鳖”呀，火药味十足，越左越好。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权力大得很，打、砸、抢、抄、抓，发通缉，下勒令，无所不为。什么政策、法律、人权、道德等等，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都一起踏倒它。

 

当时二医院只有60多人，成立了4个战斗队，还不到30人。还有30多人，有的是观潮派，有的是逍遥派，有的是两边跑的。

 

树旗就是造反派召开大会，把当权派和其它革命对象揪出来，站在会场上弯腰90度，当场背诵《最高指示》后，宣布红色造反队成立。该组织的头头讲话，发表声明，也不讲他们的行动纲领、组织原则，便勒令当权派和其它革命对象不得乱说乱动。当时有的当权派被罢了官，有的靠边站，要我出来讲话，代表党组织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时县委副书记李鼎新被揪到二医院祭旗，当造反派头头宣布开除谭平阶的党籍时，要李表态。他说：“共产党员的党籍是党组织的事，群众组织无权开除他的党籍，我也没权利在上面签字。”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有的领导却不坚持党性原则。开会后，上街游行，他鼓励我不要怕事，胆子放大些。他边走边喊：“我叫李鼎新，是松滋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有罪，罪该万死！”造反派也要我跟着喊“我叫周泰发，是医院的实权派和铁杆保皇派，我有罪，罪该万死！”

 

医院的文革活动都是跟着外面的形势跑，上面喊什么他们就喊什么，没有学什么文件，没有批什么论点，也没有批哪一件事情。都是为一句话、一个字打口水仗，这边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边就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你用这条语录攻击我，我用那段语录回击你，钻牛角尖，翻语录、找对策，纠缠不清。

 

大字报：1958年的整风反右斗争，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先放后收，有些人成了右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大揪大斗大字报，结果是全国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家场地区一时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墙壁上、公共场所标语和横幅铺天盖地。有一张海报是这样写的：XX单位当权派李XX昨日在汪洋大海里学习了游泳，要不是革命群众及时抢救，险遭灭顶之灾。可第二天李XX上吊自杀了，究竟是如何抢救的没有下文。大概是第二天吧，又有了这样的大字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XX畏罪自杀，应该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一张有理有据的揭发材料，更没看到一张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简直是胡来。

 

游行和游街：这在刘家场是经常的事。游行是表示庆祝和拥护的事，如每次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以及中央文革宣布了什么决定等等，便抬着横幅，高擎红旗，敲锣打鼓结队游行。以461的声势最大。游街多半是揪斗走资派或哪个组织的坏头头，头戴高帽，身挂黑牌，有的背着鱼网和酒瓶，背上贴着“吃吃喝喝闹革命，捞鱼摸虾过日子”的对联。有的背着鸟枪和算盘，背上贴着“枪打出头鸟，秋后好算帐”的条子。也有的提着饭桶游街的，表示这个人不会做事。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有一位副区长刘XX被揪斗游街，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而上吊自杀。还有一位女同胞付XX也不堪其辱在树上自缢而死。有一次镇委书记蔺朝福因为一句话不投机，被“五洋捉鳖”的一个头头逼着他打锣游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两派群众各拉一头，一个向左边拉，一个向右边拉，蔺脸上一时苍白，眼看要窒息了。二医院护士向文英、杜道会和易绍玉几个人连忙跑去解危，并大声呵斥：你们把人勒死了谁负责？那些人看是穿白衣服的医生，才松了手。

 

架飞机：要被斗争对象身弯90度，旁边站两个壮汉抄起其左右手臂，把肘关节挺直，用力压着两肩走路，这叫架飞机，是一种很残酷的体罚，走不多远使人大汗淋漓。区特派员黄万娥、副镇长、原公安局刑侦股长王修维，派出所长张远祺、小学校长佘家雄几位均领教过。当时“经风雨战斗队”要架我的飞机，因为我割去了一个肾脏，被好心的群众劝阻，才没有吃这个苦头。

 

夺权：夺走资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继上海的一月风暴后，刘家场一个夜晚里，群众组织就把所有单位的权都夺了，收了一口袋章子，都是由当权者写出“同意夺权”的字样，造反派就写出“今收到XX单位公章一枚，财务专章一枚”的字样，被视为命根子的大印就这么简单的一下就没了。

 

打人一阵风：武斗升级，打人成风，许多无辜的人遭受殴斗，我也不例外。1967年9月14日夜晚，就在夺权风暴中，一天半夜里我被厉声叫醒。我和妻子都意识到这不是好事，她赶紧给我拿了一件棉衣穿上，一出门就遭到一伙人的拳打脚踢，边走边打，被押到老食品所的一间屋子里，要我低90度。为减轻痛苦，我把脚站成八字形，打手一边一脚，把我的脚踢成一字形，讽刺我有“经验”。开始审问：“你与王金禄有些什么勾结？”“我们只是工作关系，有事商量一下，没有勾结。”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又问：“你在松宜还为右派分子摘帽子？”我说：“这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每年国庆节要对右派分子进行一次群众性评审，表现好的可以摘掉帽子”“哪有这种政策，你是在诬蔑中央，快给我打！”又是几拳头几嘴巴打在我的身上，这时我全身动弹不得，浑身冒汗。他们再怎么提问，我均采取无声的对抗。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就把桌子一拍，“你回去写反省，今天的事不准对任何人讲。”第二天下午，医院后面住的一位女社员送来一包草药，对我的妻子讲：“这几天打的都是一些好人，你把这酸米子草打烂了，敷在打紫了的地方，免得以后发痨伤。”我睡在床上听了这些体贴的话，忍不住热泪盈眶，令我终身难忘。

 

我为什么挨打，除了上面所提的问题以外，就是西安交大和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和医院一个XX组织的头头，要我同意把救护车调去作他们串联的专用车，我说救护车是治病救人的，没有救护车出了人命你们要负责的。他们怀恨在心，以此作报复。

 

抢枪：这阵风也是从中央文革吹起来的，他们要造反派“文攻武卫”，就要有武器嘛！美其名曰“武装左派”。1967年8月县人民武装部1173支步枪及库存的全部冲锋枪、手枪被抢了。后来“省直红司”要来刘家场抢枪，被松滋的群众组织拦阻在西斋未遂。矿机厂为了防止被抢，便在仓库外面安装了爆炸装置。有几个敢冲敢撞的亡命之徒冒险行事，当即炸死一个，炸伤多人，送到我们医院抢救治疗。矿机武卫队荷枪实弹将医院包围保护，医院内部的人去住院部都要凭通行证才行。

 

一天，刘家场镇的一个组织正在游斗老中医傅恒甫，另一派则说这是明斗暗保，两派在医院门口发生冲突。武卫队一姓汪的队员朝天鸣枪警示，园艺队的一位农民曹XX抡起扁担用力朝他的头上砍去。汪立即倒地，鲜血直流。曹XX见状拔腿就跑，武卫队边开枪边赶，当他跑到五车队旁边时，腿子被打中了，倒在水中。武卫队赶去连补几枪，这位普通的农民被活活的打死了。他为什么要用扁担打人呢？积怨在前：有人说几个兵工厂的人来刘家场，仗势欺人，经常在附近农村偷鸡摸狗。还有联络暗号：偷红苕叫“挖地雷”，偷西瓜叫“抹脑壳”，偷豇豆叫“梳辫子”，偷苞谷烧着吃叫“吹口琴”，个中原因可以想象。

 

办学习班：也是“文化革命”的产物，参加人数不等，有几个人的，几十人的，几百人的。有问题的称为对象，没有问题的称为动力。但不是绝对的，比如我老周一时是动力，一两句话不对头，就变成对象了。松滋的学习班不计其数，反正你吃了饭不搞工作，就读语录，打口水仗。在原师范学校办的称为石头学习班，都是我县的重点对象，看管非常严厉。在粮食仓库办的称青峰山学习班，目的是深挖“516”①、“北决扬”②。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都是中央文革透出来的东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反对“四人帮”的搞法（这是在中央文革会上发生的事），结果第二天到处贴满了打倒谭震林的标语，还要揪各地的代理人，如武老谭、荆老谭、松老谭、刘老谭，各单位的就是揪粮老谭、食老谭、医老谭等等，简直是拿有限的生命开玩笑。在学习班有一名学员，据说参加了抢枪，后来根据中央命令把枪交了，又说他手里还有一支枪未交，大会小会要他交待。有人说别人写了证明说他没有枪了，有关人士也不证实，结果这人服毒自杀了。青峰山学习班从1969年10月开始办，到1970年6月份，办了8个多月，真的是学习班领导的话讲完了，学员的话加倍地说完了，由于时间长，人搞油了，也搞痞了。有一次医院的支部书记谭平阶在学习时，可怜巴巴地说：我天天朝思暮想，把“516”、北决扬揪出来就好了，我们好下山啊。他个子不高，很胖，吃饭以后，一屁股瘫坐在地铺上，耷拉着脑袋。易绍楠提高嗓门问他，谈平借（阶）你又在朝思暮想呀！他抹了一把鼻子，无可奈何地说：“爹爹不快活呢！”人们脑袋里一片空白。有两位先生的打油诗和漫画成了当时最吸引人的批判武器。后来地区领导批评说：“现在农村大忙，你们集中这么多的人办这么长时间的学习班，还有一点生产观点没有。”这样学习班才撤了。但一个“516”、一个北决扬都没揪出来。

 

二医院的投毒案件：在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那天医院职工早餐吃馒头，有两个人只吃了一点点，便发生恶心呕吐的中毒症状。立即进行动物实验，证明是一种剧毒物质。就把馒头和面团埋在医院水田的田埂上。1970年以向定坤为首的第二次工宣队进驻医院，我被选为临时党支部书记并任革委会副主任委员，开始追查此事。便将埋在土里的东西挖出来，由药剂师孙胜乐送荆州地区药检所检测，确定为氯化高汞。正是我院化验室丢失的那瓶试剂，可以使1000人中毒致死。这瓶药是锁在柜子里，一般人拿不到。种种迹象说明，这是化验室内部的人才能干的，为此犯罪嫌疑人被送往县学习班审查了几年，但是县里也没有叫我们写立案报告（事情的发生经过和立案理由），也没有组织专案人员来实地调查。没有三证俱全的结案报告，但在学习班要求逮捕法办投毒者的呼声很高。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要我去参加了两次专案讨论，决定是否抓人的问题。军代表要我谈基本情况和看法，我说：人为的犯罪行为可以肯定，但“七何”要素不完备（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何证），犯罪证据不确凿，抓不抓人，请领导决定。当时县有关领导司冠慈插话问我：“你是办过案的，事发当时你为什么不立案审查？”我说当时我作为铁杆保皇派和实权派，被揪了出来，经批斗后在制剂室劳动改造，哪敢过问此事？就是近年追查此案时，也没有哪个领导要我来负责这方面的事情。我任临时支部书记时，有几个人经常给我出难题，打小报告，我是天天搞事，天天挨批评，焦头烂额，哪有心思考虑这件事呢！军代表说：周同志讲话不要有情绪，从办案的角度来讲，是有许多失误的地方。司冠慈与军代表商量一下就宣布：“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这样，投毒事件就成了悬案。至今已40年了，超过了刑事追诉期。我认为第三者的挟嫌报复，栽赃陷害是不能排除的，这也是犯罪的主因所在。

 

说到破案，我想起一件事：1969年2月26日，刘家场镇革委会成立了以蔺朝福为组长，艾常富、王修维、周泰发、佘家雄为成员的办事机构。在1970年8月26日夜我们采取了一个大的行动，一举破获XXXX反革命组织，首恶受到了法律制裁。附笔在此，或许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史料。

 

我的回忆就写到这里。十年动乱，人们渴望的是什么？呼唤的是什么？不难回答。现在学术论坛界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方面，在世界上可称为强国，但在文化上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需要50年。我不同意这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的文化根基是好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其历史在世界上也是最悠久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就是一个例子。“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我们要达到那个水平，还有许多事要做，需要走很长的路程。所以我抄写了哲人的一段话与读者共勉：礼乐教化对于治国安民是最根本的，它使人们自觉提炼自身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为社会和苍生多作善事、乐事和实事。

 

①“516”：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②北决扬：1967年，华中工学院船舶系65级鲁礼安与无线电系60级冯天艾共同组织了“北、决、扬”（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宣扬激进的造反思想，并组建新华工敢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