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山小考

松滋南部的洈水之滨，一个叫马放坪的宽谷中，有一座看来不怎么起眼的高丘，但是她却有一个颇富深意的名字，人们称之为程子山。程子，指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程颢，学术界称其为明道先生。山以人名，数百年来都这么叫。

 

但是，前些日子听说程子山改名了，改成和“程子”同音(或相近)而不同字的意义迥别的一个名字了。这真使人一头雾水，很难理解，很是纳闷。好好的一个地名，历来公认的，叫得顺顺的。改它作甚？改的名字是依据什么，有何意义？

 

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地名，往往含有丰富的地理、经济、历史、人文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一个叫响了的地名，就是一个好的品牌。随意改掉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就是丢失一个好的品牌。这样令人遗憾的事儿，非常可惜的拍错脑袋的事儿，当今不乏其例。  

 

现在回过头来，追考一下程子山之名的事儿，看看这座高丘是怎么和明道先生联系在一起的。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最好翻一翻那个地方的志书。我看了两种《松滋县志》，那上面都赫然载着“程子山”的条目，而且放在名山之列。    

 

1986年版的《松滋县志》是这样介绍的：“县内有大小山头126座，其中海拔五百米以上的山头有20座。”下面列有18座“大山、名山”，其中青峰山、程子山、文公山海拔高度都不足百米，显然算不上“大山”，它们是以“名山”的资格入列的。其条目全文为：“程子山位于杨林市镇北六公里处，东距断山1．5公里，海拔55米。原名‘犀牛望月’之说。传说北宋学者程明道在此讲过学，人们为纪念他，改称程子山。” 

 

1937年版的《松滋县志》(民国本)上“程子山”条全文为：“程子山在县南90里。平原一望，突起高陵，嶙峋园秀，古松笼罩，河流绕其东。时微风皱穗，树影参差。渔家小艇，出没于修篁疏柳间。相传明道先生尝游此讲学，故名。上有明盐茶提举赵伯先及御史赵铎墓。”该志还载有图片17幅。其中一幅为程子山照，题为“程山晴雪”。那时的县城在现在的老城，所以说“程子山在县南90里。”山上所葬明代两位赵姓官员，一位是主管盐茶专卖的，一位是负责监察工作的，不知两位的墓现在还在不在，是否有碑碣可辨。

 

以上两种志书对这一海拔只有50多米、突起于平原上的高陵，为什么叫程子山，所述理由一样，讲得非常清楚明晰：为了纪念在此讲过学的明道先生。这样就使这座山具有了厚重的人文精神。从下面的一些诗、联中，我们可以体味出来一首是题为《程子山过明道先生讲学处》的前人的七律：“嶙峋石径远跻攀，草色遥怜翠一湾。每对清风怀洛下，尝闻乔木美牛山。南来大道浑难继，东去颓波意不还。咫尺晦翁遗躅在，千秋名重两峰间。”诗的前六句咏程子山优美环境，怀念在此讲学的人品有如风寒霁月的明道先生，感叹时光好像东流水以及光大先生精神的艰难。诗的尾联讲南宋的朱熹(元晦)在与程子山相隔不远的文公山讲学，使两山名重千古。这样的吟唱，今天仍然能够听到看到。有位老先生在松滋作家协会纸杨(纸厂河镇、杨林市镇)分会成立时，写的两副贺联中，有一副是侧重写纸厂河镇的。联为：“桂花树遗址生辉，古河开新道，广泽化桑田，物阜民安呼万岁；程子山黉庐宛在，后学继先贤，文坛竞杰作，墨歌笔舞著千秋。”明道先生在此讲学，他播下的勤学、深思、探究的精神自当永存。

 

程颢(明道先生)来此讲学的事，也有人提出异议，说此说有点附会。1937年版的《松滋县志》对前人就一些名胜古迹的解说即多有批判。在卷九 “古迹篇”中更是直接了当地批道：“大抵前人邑乘，不考史事，多引大儒以自重，辨之不胜其辩矣。”在“程子册”条下面就这样质疑：“按程颢平生足迹未至南方，《宋史道学传》可考，何由在此讲学?或曰：颢之弟颐伊川，晚年谪贬四川涪州，路经此县，后人因附会之欤?”也许这种质疑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应当贸然说编纂者讲得不对。引文中所说的“前人邑乘”，就松滋而言，在“民国本”之前，只有康熙和同治年间纂修和续修的两种。可惜这两种我都未能拜读。

 

为了搞清程颢的足迹是否到过南方，这个地方是否够格称为程子山，我查阅了《宋史》有关人士的传记和一些县志。下面谈点情况，提点看法，不知是否恰当。

 

首先，看“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的籍贯、出生地和成长的地方。通常的书上，在介绍“二程”时，都说他们是洛阳人，是“河南老乡”。但是，就他们出生的地方而言，兄弟二人都是黄陂人，是“湖北老乡”。这样说，似乎有点和古代名人套近乎的嫌疑，但是他们兄弟二人生在黄陂、长在黄陂，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程的父亲叫程垧，其先辈在宋太宗朝效力，宋仁宗朝录用旧臣之后，程垧便当上了黄陂尉，主管全县的军事。宋仁宗明道年间，也就是1032年和1033年，程垧二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在黄陂出生，长子取名程颢，字伯淳；次子取名程颐，字正叔。我到黄陂考察过，那里纪念“二程”的亭台建筑和他们有关的遗迹还不少，如聪明池、理趣林和流矢湖等。北宋末年就在那儿建了一个亭纪念“二程”，初名“清远亭”，南宋时改名“双凤亭”，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亭匾系郭沫若于1962年题写。黄陂县城即用程颢的七绝《春日偶成》句子中“前川”二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为名。相对于地处中原的黄河之滨的洛阳来说，地处长江中游之滨的黄陂县恐怕就要算南方了。

 

其次，看“二程”拜师求学的地方。二程兄弟在黄陂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程垧在南安军任通判，与周敦颐是同事。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省道县)人，是北宋学濂洛学派的创始人，他有一篇散文叫《爱莲说》，知名度很高。程垧经过对周敦颐的观察和接触，认为周气貌非凡，人品甚高，学识渊博，因与为友，并把二子程颢、程颐接到南安军，拜周敦颐为师。南安军(军，系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名)是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设置所，治所在大庾，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大余县，现在大余县的县城就叫南安镇。南安位于江西南端的西南角，紧挨着现在的广东省，可谓是地道的南方了。二程就是在现在的大余师从周敦颐的。所以，考之《宋史道学传》，从二程拜师求学的地方看，说程颢平生足迹未到南方，显然与史事不符。不过，也许这是吾邑先贤百密一疏之处，如果不涉及程子山的由来，是可以略去不提的。

 

北宋时期的传媒是不可和现在同日而语的。二程作为学术新星，其日常的活动安排，出行的具体日程，没有媒体记者跟踪报道，所以他们一生的活动难以一一确考。“南来大道浑难继”。是否可以说，他们受业期满，拜别名师周敦颐和或者还在任中的父亲之后，即动身北归。一路上，他们水陆兼程。但是，那时的交通，最便捷的还是莫过于坐船走水路。大庾靠近湖南省南端的东南角，也许他们就是沿湘江，过洞庭，然后到松滋的。途中他们也不免要游历一些地方。他们来到洈水之滨，在那“河流绕其东”的高丘旁落下脚来，暂憩一下。但是旅次间不忘学术交流，不忘传道授业，于是在那“乔木美牛山”之处，留下了一段讲学的佳话。当然，也还有其它多种机会来到这里的可能，历史记载他们行旅活动的资料不多，不便妄加设想。  

 

从以上论述是否可以看出。“前人邑乘”并非空穴来风，并非“不考史事”，只是语焉欠详而已。再说，“前人”修志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提要发展旅游事业，有意借名人以提高一个地方的知名度。三者，即使是传说，对于那些多少有些益处的，健康向上的，也不妨予以保留。这话太说开去了，打住吧。

 

总之，在松滋南境，在清澈的洈水之滨，在那个嶙峋园秀、古松笼罩的高陵之上，留下了北宋著名学者明道先生的足迹。程颢活了57岁，是1085年去世的，离现在整整927年了。直至而今，人们还感到他讲学的地方“黉庐宛在”。人们可以不全然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但是对于这位严肃的富有开创性的学者是不会忘怀的。程子山就在那儿。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人格的力量！

 

程子山，一座文化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