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祠堂碑考注

3497 0 2013-9-26 10:28 发布者: Hox 原作者: 吴文甫

碑刻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有“吾邑南乡之有斯祠也,原系松滋老迹,由民(明)而清而民国,前后两三朝”,然民国廿六年(1937年)刊印的《松滋县志》氏族表、人物志上却没有钱氏踪影,何故?看来松滋钱氏之历史 ...
【缘起】
 
2012年7月7日下午,振亚君约我一同驱车前往万家乡腰店子村钱德荣老屋场,勘察钱氏祠堂碑。此碑全称为:钱氏昭穆堂历代始远高曾祖考/妣神主位。碑高125.5厘米,宽59厘米,厚15厘米。限于当时条件,只进行了拍照。一周后,市博物馆贺小华、廖华云等拓片专业人员专程到钱家屋场对石碑进行拓片。借助这个拓片,对碑文认真进行了校勘。

松滋钱氏始祖为钱学,钱德荣为其十四世孙。据钱德荣介绍,离他家五里地就是钱氏老祠堂。1958年被拆除,物料被运至街河市修了粮管所,其碑被抛置野外。几年前,钱德荣到某村民家换工,该村民说,这里有一块你们钱家的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二人合力将碑翻转过来,碑文清晰可辨,钱便用拖拉机将碑运到了自家老屋场。又说,数年前,有一外迁钱氏后裔到万家老籍认祖,称其为“贾老夫人后代”。由于先前没有人对碑文进行研究,寻祖者失望而归。今得此碑清晰拓片,确认了贾老夫人的身份和辈份,聊以告先前之寻祖钱氏后裔也。

此碑刻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有“吾邑南乡之有斯祠也,原系松滋老迹,由民(明)而清而民国,前后两三朝”,然民国廿六年(1937年)刊印的《松滋县志》氏族表、人物志上却没有钱氏踪影,何故?看来松滋钱氏之历史只有靠钱氏后裔来续写了。
 
【碑文】

昔狄青不祖梁公①,杜固嫌认正伦②,明祖耻宗晦庵③,盖原非   裔,不可冒袭也。乃世之创祠而建木主④者,每假遥遥华胄,或依其簪缨组绶⑤之云,或希其理学文章之美,以夸耀于时,流传于后。卒⑥之探本穷源,同于冒认闵氏⑦。此郭崇韬上汾阳墓,痛哭而祭,识者不免于见哂耳⑧。夫一姓之有派分也,必有其鼻祖,百世之流演也,要有其家乘,然荒远者无征,近考者足据。吾邑南乡之有斯祠也,原系松滋老迹,由民(明)而清而民国,前后两三朝。其后裔涣若星棋,未免家各为派,族将焉收。逮民国成立以来,合姓之散居此地者寥寥无几,欲考其原委早已失传,现钱氏诸君,重修庙宇,创建昭穆牌位⑨,乞余作叙,义不容辞。爰是查诸君之近而可考之先人名目,刊之于石,以享春秋祭典,俟后世有志作述者,拾遗补阙,继长增高,复重而刊之,实有厚望焉。是为序!

派  序
学应凤士燕翼贻
国家永远绍祖德
文启兴隆开宏运
圣贤英才发先传
 
   裔孙  远望、谋、发;绍美、廷;祖华              
    中华民国十七年岁官戊辰清明佳节谷旦              
                                                 吉立                           
        以下为钱氏一世至六世祖名讳(略)                           
 
【注释】

①狄青,汾州西河(山西汾阳)人,北宋大将。他出身贫寒,从小就胸怀大志,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

狄青任枢密使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梁国公狄仁杰的后代,手里拿着狄仁杰的画像拜见狄青,说梁公也是狄青的远祖。狄青说道:“以皇上现在的遭遇,我怎么敢自比梁公?”

②唐朝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注重士族门第,唐太宗下令编修了《氏族志》,京兆杜氏是关中显赫的大族。唐太宗的宰相杜正伦属于洹水杜氏,与京兆杜氏的亲缘关系很远,他的家族在《氏族志》上的排名也比京兆杜氏低不少。杜正伦引以为耻,就跟京兆杜氏攀关系,想叙进京兆杜氏的宗谱,杜氏却嫌他门第太低,不屑一顾。杜正伦一怒之下建议唐太宗凿开“杜固”兴修水利,以泄其气,京兆杜氏从此衰落。

③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理学家、教育家。

朱元璋打下了南京之后,据说有一支生活在现在的江苏句容的朱氏子孙想和朱元璋套近乎,但这些人到处扰民,做了些坏事,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治了他们的罪。于是这些人就说,你我都是晦庵的后代,你这样对待我们,太绝情了。后来句容朱氏修家谱时,还想认朱元璋这个祖,写家谱的人便问太祖:“你是晦庵之后吗?”朱元璋明确地说:“不是!”

④木主,这里指木制的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俗称牌位。

⑤簪缨组绶。簪缨,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后遂借以指高官显宦。组绶,本义为古人佩玉用以系玉的丝带这里借指官爵。

⑥卒:同“猝”。仓促,急速。

⑦闵氏:名损,字子骞(前536—前487),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高徒,以“孝”名世,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先贤人物。孔子曾称赞他:“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中闵子骞排在第三。

⑧《晋书·郭崇韬传》记:“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其伐蜀也,过子仪墓,下马号恸而去,闻者颇以为笑。”故事是这样的:在郭崇韬权倾朝野的时候,有个叫豆卢革的人向他献媚说:“汾阳王郭子仪是代北人,您世代在雁门,和汾阳王有关系吧。”郭崇韬明知查无实据,就顺水推舟说:“乱世之中家谱不幸丢失,先人们常说汾阳王是我们四世之祖。”豆卢革接着说:“难怪大人如此英武多谋,原来是汾阳王的后代。”从此,郭崇韬就以郭子仪的子孙自居。后来他带兵伐蜀,路过郭子仪墓,下马恸哭,人们听说后以此为笑柄。

⑨昭穆:按照古代宗法制度,宗庙中的神主和墓冢的排次是有规律的: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也就是说,昭穆是一种以“隔代编组”为特点的制度。
 
【译文】
 
古时,狄青不敢冒认狄仁杰为先祖,京兆杜氏嫌弃洹水杜正伦,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表态不是朱熹的后代,都是因为无法证实他们为嫡亲血脉,不能冒充。然而,当世建祠立碑者,或假借远不可及的贵胄、或假借高官、或假借文人之名来夸耀本族。盲目地探本溯源,等同于冒领孝子闵子骞之名。晋人郭崇韬路过郭子仪墓时,祭拜并痛哭了一场,有知道其不同宗的人在一旁窃笑。一家之姓,必有鼻祖、派行、流演之变,要有家谱作为依据。但是年代久远的没法查证,考证近代的却要有充足的证据。
 
我松滋县南之地,有一座钱氏老祠堂,是松滋本土的老古迹,由明、清到民国,历经三朝。族人像天上的星星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散乱而居,有的支房另立派序,这样下去,我钱氏一族将如何凝聚。自民国成立以来,能确认是我钱氏一族且还在本地繁衍生息的已寥寥无几,想要考证其渊源已很难,现在钱氏后裔重修家祠,建立昭穆牌位,请我来写序,义不容辞。于是,查找诸位的近代可以考证的先人姓名,刻在碑石之上,以享受本族后人在清明和腊八时节的祭祀。留待今后有能力为钱氏续谱续传,拾遗补缺,延长或增厚其谱系资料,重新刻碑,这是我非常希望的。所以我作了这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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