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元月，我出生于松滋三堰淌的一个名门望族、教育世家。曾祖父权绊香，晚清举人。祖父权少香，秀才、学董、松滋尊经学堂堂长，执教40载，桃李满湘鄂。父亲权明文，师爷、国文教员、抗日边联队长、抗日田赋征稽员。我和儿子都是新闻记者，可谓文化传人。
我五岁发蒙读书，受家庭文化熏陶，从小就爱舞文弄墨，绘画写生。1948年夏，宜都县长蓝季昌组织全县1800名小学生在陆城会考，我以17名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国立宜都中学“优生班”就读。在班上，结识了经常在脖子上吊着一台相机的毕青焰同学，她是国民党县参议长的女儿。我好奇地跟她学照相，每逢星期天，我和毕青焰溯江而上，在清江河畔和宜都柑橘园摄影、写生。《都中校刊》经常刊发我们的习作并获奖。放寒假，我送毕青焰回家，毕父拿一台莱卡照相机作见面礼。从此，那神奇的“黑匣子”便伴随着我的梦，一辈子在光和影的世界里寻求、捕捉，用照相机照透人生风景，铺垫了一条成功之路。
1950年10月，我16岁，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召唤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少年战士”。一天，团参谋长清理国民党留下来的军用仓库，发现了一台古老的捷克相机，团政委看我如获至宝，运用自如，便将它交给我去完成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任务。于是我腰别一支左轮手枪，肩挎一台捷克相机，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先后任清匪便衣队员、土改掩护队员、新闻干事、政工助理员，并兼任《战士报》、《湖北子弟兵》的特约记者和《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的特约摄影员，发表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多次立功受奖，被授予少尉军衔，度过了5年的军旅生涯。
1955年8月，我脱下戎装转业地方工作，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1960年10月10日，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松滋报》记者、县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员、《洈水战报》主编、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县群艺馆副研究馆员；1991年5月至今，任湖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旅游导报》、《文明指南》、《知音》和省委党刊《党员生活》的主任记者、《文明风采》主编。
我选择了一个充满艰辛、光荣与梦想的职业。这是一个多么年轻又充满生气的职业啊！只要拿起相机，我就没有一丝退缩和老迈的感觉。即使在那荒唐的“文革”岁月，我虽然遭受奇耻大辱，身陷囹圄，仍坚定信念，不改初衷，每天在监号里背诵党纲党章，撰写《恢复党籍申请书》、《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相信党的英明，相信一个催苏唤生的春天必然到来，用坚毅和执着去寻求希望的曙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手拿笔，一手拿照相机，走南闯北，行程30万公里，大西南万里行、大西北万里行、丝绸之路万里行、长江水道万里行、东南亚采访万里行……，拍摄了各个历史时期具有新闻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照片2万多幅，撰写了200多万字的文稿，国内外200多家报刊发表我的作品和新闻稿5000余篇（幅），34件作品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出版了《希望之光》、《在金松滋的土地上》、《江汉平原展新容》、《鄂北岗地变江南》、《我的记者生涯》、《我的人生答卷》、《岁月留痕》、《我，就是我》、《杨至芳的舞台生涯》等32本专著和画册，先后在松滋、武汉、北京举办了《松滋建国10周年成就展》、《从影30年新闻摄影作品展》、《从艺40年艺术摄影作品展》、《松滋辉煌50年——张其军权超摄影作品展》、《从影55周年汇报展》、《树文明新风，展光影风采——张其军权超王心弘影作展》。
我和照相机相依为命，背着它跑遍全中国，把对祖国的挚爱，对历史进程的关注，对大自然的钟情，汇聚在一幅幅画图之中。到北海，留给自己一片波光粼粼的港湾；游版纳，留给自己一片春风拂面的好心情；攀天山，拍摄绽放岁月深处的雪莲；登香山，拍摄秋收时节红红的枫叶；漫步春城，感受四季如春的脉脉含情；夜宿泰山，品味人生旅途的酸甜苦辣；走戈壁，领略“死亡之海”的独特风光；在太平洋跳伞，抓拍黄金海岸的波光舟影；登机航拍，长白山天池、珠江三角洲、青藏高原、东方夏威夷芭堤雅、世界最高楼层双峰塔、世界第二大赌城马来西亚云顶高原、驰名全球的“金三角”、亚洲“四小龙”……尽收眼底。那异国风情、山河风流、都市广场、金色田园，在“咔嚓”声中凝固为历史的“定格”，抒发一腔情怀，捕捉一串留连，延伸一段心旅，谱写一曲史诗，印证一生足迹……
历史蹒跚的步履，从我们这代人身上走过。我的一生，穿过岁月的走廊，有生的希望也有死的威胁；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开心的欢笑也有沉郁的怨恨；有一马平川的宽广大道也有险象环生的生活激流。我身背相机，从人生的清晨起步直到历经沧桑的暮年，立过功，记过过；当过座上宾，做过阶下囚；到过中南海，也蹲过阴暗的牢房。我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脚镣手铐人间最大的悲哀和苦痛，也饱尝了死而复生、恢复名誉、恢复公职、恢复党籍、重获银牌、重捧金杯、重登领奖台、在总书记身边采访、给国家主席照相的人间最大的喜悦和欢乐。我付出了超出常人几倍的努力，背着历史留给我沉重的“负荷”，承受各种压力走到今天。我把这个骤晴骤雨、乍暖还寒的坎坷人生，积在胸中不吐不快。因此，在我的晚年，先后被评为“全国百佳摄影家”、“湖北优秀记者”、“湖北优秀党员”、“荆州市先进文化建设十大新闻人物”、“松滋十大文化名人”之际，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权超传》和《我这八十年》。中国文联主席曹禺看过《权超传》样稿后挥毫题签：“行万里路，拍万幅图”；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为传记题词：“坎坷与坦途相间铸就传奇人生，坚忍与执著相伴演绎七十风流”；著名作家、省作协党组书记韦启文在扉页上撰文：“从莘莘学子到‘少年战士’，从革命军人到党报记者，从剿匪英雄到‘现行反革命’，从监牢重囚到中南海闪光，从开除党籍到恢复党籍，从小县城走进省委大院、走进知音大厦、走遍全中国、走到‘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走到亚欧大陆桥头堡、走到独联体、东南亚、金三角、日本、越南、朝鲜半岛……他，闯险滩，战恶浪，绕暗礁、登雪峰，艰苦跋涉，品尽人间的酸甜苦辣，迎来了人生古稀的金色的秋天……”
《权超传》和《我这八十年》镌刻了我半个多世纪的从影生涯，涵盖了《我的人生答卷》、《岁月留痕》、《我，就是我》“激流三部曲”。这人，这事，这山，这水，这情，这景，饱含了我的酸、甜、苦、辣，渗透了我的血、汗、情、泪。
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感怀最深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的门窗，吹进我的心田，也吹进了阴暗的牢房。文革期间我因拍了一张《春到山乡》新闻照片，被指控为“变天照”，关进荆州监狱，我借助铁窗射进的一丝微弱的光亮，用泪水、血水奋笔疾书《我的自我辩护词》，利用在监狱办《新生报》当“犯人记者”外出购胶卷之机，三次用双挂号寄到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如情况属实，应予放人。”荆州法院把我从荆州监狱释放出来，对我“宣告无罪”，公开为我平反昭雪；荆州行政公署行文，推倒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为我恢复公职，补发９年工资，挽救了我的生命，挽救了我的前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是党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政策，为我提供了从艺的舞台，开拓了从艺的天地，给我创造条件走出松滋，重返新闻岗位。又是省委宣传部机关党委根据我在省委宣传部《旅游导报》的现实表现和我的申请，组织专班内查外调，到我工作过的松滋人武部、松滋县委宣传部、洈水管理局以及曾被羁押过的松滋看守所、荆州监狱，召开党内外人士座谈会，特别是在松滋法院档案室查到我1969年12月1日，在松滋看守所羁押期间，利用写检讨之机，向党组织写的要求恢复党籍申请书。这引起了几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经慎重审查我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按组织程序，为我恢复了党籍，生命赋予我的新的意义。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矢志不渝，一片飘零的绿叶终于回到根的怀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分别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半个世纪的追求》、《信仰，支撑他第二次站在党旗下宣誓》的署名文章。《湖北日报》副总编、高级记者胡思勇撰写了2.3万字的报告文学《摄影家权超》刊发《中国人才报》、《中国新闻出版报》。还有一直关心我的领导、师长、乡亲父老、文朋影友，在我危难甚至被打入深渊的时候，牵着我的手，牵着我的心，牵着我生命的航程，划向光明的彼岸。否则，就没有我的生还，就没有我的第二个春天，就没有《权超传》、《我这八十年》的出版。对此，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终身图报。
我还有一个体会，做一名党员记者，要有敬业、奉献、拼搏、献身精神。我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就坚持一手拿笔，一手拿照相机，当两栖记者。时至今日，我年近八旬还在省委党刊《党员生活》任职。8年前，省委常委、原宣传部部长张昌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讲省委大院有两个传奇性的新闻人物——94岁的李尔重和70岁的权超。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楚天都市报》首席记者关前裕第二天就在该报发表了《七旬老人一生福分来自相机》的新闻。第一句话就是：“这是省委大院唯一的一位骑自行车上班的七旬老者。他像一个年轻人在《党员生活》编稿，每周都带着采访本、背着照相机到工厂、农村、校园、军营采访，长年累月穿行于100个文明单位之间……”
1985年夏，我为《松滋县志》需要的《县城鸟瞰图》选择了电视塔这个拍摄点。正抓住铁架攀塔时，被广电局王局长发现了，好歹不让我冒这个险。他厉声道：“这里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会摔死的。出事也不能出在我的铁塔下。”我说：“这是工作需要，是徐庆尧县长同意的。”王局长不信，拨通了徐县长的电话。徐县长说：“常委定的。”王局长问徐县长：“出了问题怎么办？”徐县长说：“出了问题追认为烈士，为他恢复党籍。”王局长又把我的老伴叫到现场签字，才让我只身爬上66米高的电视塔，拍摄了这帧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载入《松滋县志》。1987年冬，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为拍《王家大湖一网捕鱼三万斤》，我站在船头抓拍时，一个巨浪把船打了个底朝天，我掉进湖底，幸被4个水手抢救脱险。《中国摄影报》记者周瞰为此撰写长篇通讯：《晴空一鹤排云上》，并刊发评论员文章：《记者要有献身精神》。新华社记者胡颖、《湖北日报》记者陈启海分别以《高高的电视塔》、《拼博的旋律》、《爱，是他向上的动力》为题撰文三篇，分别刊登在《北京晚报》、《中国文化报》和《湖北日报》上。
2003年9月，我应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的邀请，参加“东南亚采访万里行”。为了航拍《世界第二大赌城云顶高原》和世界最高楼层《马来西亚双峰塔》，不惜花3600港币在吉隆坡租了一架直升飞机；为了拍摄缅甸、老挝、泰国所组构的“金三角”，又用银子铺就了架云登空的路……1993年9月，我和全国新闻采访团的记者，骑骆驼，带矿泉水，背干粮，睡帐篷，到“死亡之海”塔克拉马干采访。这地方，飞砂走石，渺无人烟，没囤一滴水，没有一棵苗，没见一只动物，只有耐旱、耐碱、抗风沙的红柳和号称“沙漠勇士”的三百年不死、死了三百年不倒、倒地三百年不朽自生自灭的胡杨。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我拍了一幅《戈壁神韵》在国际影展中获奖；纪实报告文学《在“死亡之海”穿行》刊登在《中国旅游报》，被评为优秀作品奖。
纵观我的人生，曲折坎坷，大起大落，是什么支撑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呢？是信仰、追求、亲近党这根精神支柱。我的信仰——共产主义；我的追求——挥洒自己的才气，弘扬敬业、拼搏精神，行万里路，拍万幅图，文影并辉，著书立说，永远在生活的沃土上纵情高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的人生观——为人民事业奔走呼号，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我的价值观——人格上自重，精神上自励，思想上自警，心灵上自省，事业上自强；我的爱好——在五光十色的画图中寻找自己的感觉和意念，向人们展示我心目中的世界；我的座右铭——执著人生，虽九死而不悔，执著事业，“照”不惊人誓不休。
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我年事已高，属于我的有生之年毕竟不多了，属于我的勃勃岁月已不复存在，一分一秒都应当加倍数核算，能做的事豁出命去做，珍惜时间就等于延长我生命的音响。我铁心做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义无反顾地把汗水和心血浇洒在我心爱的新闻园地上，在《党员生活》站好人生最后一班岗，把照相机背到人生的尽头，摇动笔杆去见马克思！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报答党对我的养育之恩和党给我的第二次政治生命；也只有这样，在我走完人生之旅时，才会欣慰地感到，今生今世，无怨无悔，没有愧对人生，没有愧对社会，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夏雨田的临终绝唱：“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笑声中燃烧自己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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