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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到上海的第三天，女儿下班回来对我说：“老爸，今天我碰到原公司的袁总了，交谈中他听我说您到上海了，很是兴奋，提出想和您见个面，聊聊天，可以吗？”我说：“只听你们常提起这个人，说明你们和他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我们未曾谋面，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和他也常说到你们的情况，加之你们是同龄人，会有共同语言的。”我觉着起码从礼节上讲应该应约，于是就定周五约袁总一聚。
为见面，女儿又简单地给我做了点“功课”——
袁总（未涉及其名），加拿大国籍华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现任上海某汽车公司技术老总，属高薪引进的外国专家。
他的家属全在国外，虽说是回了国，却反而成了形单影只的孤独者。加之，公司上上下下几乎都是年轻人，和他这么个老“老外”，既会有“楚河、汉界”，又会有“代沟”。因此他说最大的不习惯就是时常会感到孤寂。但他说过，“好在工作排得够满的”。
周五（8月23日）下午六点，我们一家来到虹桥南丰城南区一楼大厅，中间是儿童娱乐设施，外孙子一进来就没入其中了，女儿、女婿赶去看护。我和老婆站在外围，人很多，有追着孩子往里（大厅中）跑的，有拉着孩子往外拽的，更多是围着打转转并小声呼唤“宝宝”的，再就是几个入口不断地有人往里拥，然后大多急匆匆奔向电梯……不一会，我看到人群中的一位，第一眼，我就感觉他是“目标人”——看上去50多岁，直板的身材，翠绿的T恤，黑磨白的牛仔裤，左耳塞有线耳机，右手拿手机，眼睛灵巧地搜索着人群，又时不时的看一看手机……刚好女儿走过来，我就指着那人说：“那就是袁总。”“还是真的，您是怎么认识的？”女儿惊讶地呼喊，便拉着我过去和袁总打招呼。握完手，女儿说：“袁总你猜，你说刚才是谁最先看到你的？”袁总说：“一定是你父亲，咱老哥俩似曾相识，一见如故。”我不得不很俗套地说：“幸会幸会！”
女儿去叫来娃儿和娃儿爸，虽然他们早就熟，但还是一阵寒暄后，我们才一起上四楼纱罗餐精致料理间，在一半隔断墙包厢落座。
半隔断墙包厢是介于包间和大厅座之间的餐厅格局，在上海普通普遍，似乎正好是上海人所追求的雅致。大空间融合，有普通大厅的敞亮开放，但又相对独立，互不打扰。这里迫使你讲话的音量要有原则标准，那就是不打扰邻厢，也就是邻厢听不明你交谈的内容。往往当你有意去听邻厢交谈时，你这时才会发现案底播放着乐曲，乐曲声会刚刚好地盖过邻厢的谈话。
我们订的位置，中间放一张椭圆形的餐桌，一边是半圆的长沙发，高高的背靠充当了半隔断墙；一边放三把背靠椅，背面是栅栏，外面是天井。空气好，独立性又更强。
我和袁总坐了背靠椅，退下一把，还有四人就坐沙发。
开了一瓶红酒，女儿、女婿不会喝酒，老婆看着娃，只有我和袁总举杯，互致谢意之后，就动筷子了。菜上得很快，娃儿一心想着“游戏城堡”，三下五除二，吃了点东西就要走，他爸妈就带他下楼玩去了。剩下我和老婆陪袁总，总算可以安安静静地说会儿话了。
我举杯，老婆也倒了点酒举杯后问:“听说袁总是东北人？”
“我是哈尔滨人，父母和你们一样都是中学教师，所以我对你们当老师的非常敬重。来，我敬你们两口子。”一下子，我们之间随意了许多，话也就多了起来。碰杯喝酒吃菜，好像就成了谈话中的“标点符号”。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礼数，气氛十分的平稳、平和。
他主动接着说：“我是幸运的，中小学阶段，学校上课不多的时候，我可在家里看书，还有人辅导。恢复高考之后，在熟人眼中，我就成了最好的考学料子。果然七八年参加高考，我就考了所很好的学校。到大学后不到两个月，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位国外教授把我带到了日本。从此走上了孤寂求学的路……”
“来，喝酒。”他举杯和我们碰了。我说：“你是一位成功人士，肯定走过十分艰辛的路。”
“真的是往事不堪回首，当时在日本，孤独得‘黑天无路’，根本就碰不到中国人，留学生中我也没碰到中国的。开始，为了攻语言关，我八十天几乎没出地下室……”我听他停下了，才见他眼睛都湿润了，连忙说：“喝酒喝酒，我们敬你！”而后，我们三人好像同时听到了播放的乐曲声，都沉浸到乐曲里。
服务生过来换碟，我们才想起吃菜、喝酒。
瓶里的酒约摸喝到三分之二，他讲的东西跳跃性就大了点，但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些信息：1.他是被作为机械方面的人才要过去的；2.一直在国外执着地坚持拿学位，从本科到博士，换了好几所学校，好像还说到过其他的国家；3.留学生吃过的苦他都尝遍了。
谈到事业，他是这么说的：“我呀，就是不安分，什么航天航空、大炮坦克、飞机轮船等我都干了，几乎是在机械平台上转了一圈，现在落在了新能源和智能汽车上。”
接着他说：“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不通，我十七岁出国，五十七岁回国，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形容不了有多高兴、兴奋。结果到现在我却居然有些后悔。”他叹了口气。
“出去四十年已经改变了生活习惯？”我帮他找原因。
他说：“不是的，我自己应该知道原因的，只是不好说明白。其实我后悔不该把弟弟妹妹全都弄出国去，父母去世后，我才感到在中国似乎就没了根，才感到惶恐。”他补了一句：“我们骨子里保存的是‘中国式的情感’，却跑出去做了‘外国佬’。”
“不过，在公司没有一个情感交流的群体也是一个问题。”他自己抿了一口酒说。
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这个问题终究好解决的，以后我们多联系？”他连忙笑着说，“好的，好的”。老婆说，“我们的两个孩子说过，您是他们十分敬重的人，以后我会叫他们多和您联系，您看可以吗？”“当然，当然。”他也连连应声。这不就是中国式情感的安慰？
酒喝完了，他吃了个叉烧包就放了筷子。
服务生过来收拾完，袁总却余兴未艾，我们又东扯西拉、天南海北了一通。
其中，我问了他一个教育的问题，我说：“你觉得中日教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问的目的只是想知道在他们这个层次会是什么观点。
他竟不假思索地说：“中国的教育讲究正宗传统，日本的教育讲究实用现实。我们在国外读了几年书之后，最怕忘本了，所以有空就捡中华经典诵读，比如说一本《诗经》我读了好多年，特意记住了孔子的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正’。而且，我还一直以为，‘经’就是几千年的‘经典’，所以往往很高深，也很正宗。读起来虽然艰涩，但给人以特别稳重的感觉。我们中国《语文》用的不就是这样的教材？学生应该很享受吧？日本实行的是素质教育，有其讲实用的长处，但不大合乎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思维。”很显然，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一是他对中国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二是他不知道中国也推崇素质教育。不过中国的素质教育，的确是认可度不高。但我也没有必要当面和他辨个“驴长马短”吧。
我思考时，有点冷场，就连忙说话：“这观点特别。”他也十分场面地说：“班门弄斧了，见笑。”我只能用“哪里”应付。
另外，我觉得他讲身体健康及长寿的观点真就特别了。他说：“我对诗句‘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那哲理越来越不赞同了，反倒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说，要是我父母还活着，不管是啥状态，我都会感到幸运和幸福。多活几年，人人都会感到幸运。多活几年要增添好多的见识，要多学好多的东西，比如说，前两年死了的人就不会微信支付，不知道刷人脸了。”他还说，“这也是讲‘终身学习’的意义。‘终身学习’有一个不必言喻的前提，那就是长寿，否则就无须谈‘终身学习’了。”
大约九点钟，他接了个电话，说接他的车过来了，我们才送他到一楼，孩子们也过来道别，然后他才不停地挥着手离开了。
我们也上车回去。女儿说：“谈的也太投入了吧！”我说：“是人就会有烦恼，有烦恼就要找对象倾诉。”
一个周后，收到一份快递，女儿说是袁总寄来的，打开看，是他家乡的小吃。我叮嘱女儿一定要打电话过去表示感谢。
通过会晤，我对袁总是这样的印象—— 他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国求学、创业都十分成功的“标本式”的人物，是60后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食人间烟火、未变中国心的华人；他是我仅一面之雅的朋友，但我相信他会是我们一家人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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