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记录荆楚乡村风俗的意味 ——读田永华的《乡村三部曲》

田永华的《乡村三部曲》（《春风漫卷》、《跨越千年》、《廖廓楚天》）出版了，可喜可贺。作为一位有过长期在基层工作经历的业余作家，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生活体验，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作者自己，是人生的回顾与思考；对于自己生活过的那一方水土也是一种感恩的回报。

关于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变，已经有许多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田永华没有因此而止步。在我看来，虽然这“三部曲”在总体结构上还有些显得不够浑然一体，主要情节也缺少应有的紧凑感，但作家还是努力写出了乡村生活的真切感。例如农村改革之初，县委书记别志旺、公社党委书记褚红卫就“怀疑中央又出了问题”，而在上级施加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压力以后，别志旺那句“红卫，也许这次我们真的错了。是该换换脑筋啦！”就相当准确写出了改革之初不少思想跟不上的干部的复杂心态：他们怀疑改革、反对改革，未必出于势不两立的敌意，而只是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思想僵化的结果。而当他们在上级的压力下开始自我怀疑时，作家很有分寸、也耐人寻味地写出了那个年代某些干部思想转变的微妙感。这样的转变是身不由已的，也是充满了困惑与勉强的。作家如能在这样地方多花些笔墨，是可能写出更出彩的篇章的。因为写农村改革题材的小说中，刻画家族权力斗争的作品已有不少（如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等），但写农村基层干部的迷惘与勉强转变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此外，镇长张青云从老百姓作对到后来因为老百姓救了他的妻子而自省“不知道究竟是他们的错还是自己的错”，而双泪长流，也写得很有波澜。

田永华的“三部曲”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对于荆楚乡村风俗的介绍与描绘。这些描绘为小说营造了相当清新的地域文化氛围。在小说中记录下地域文化氛围。在小说中记录下地域文化的风情，一向是许多作家的追求。从老舍、沈从文、萧红到汪曾祺、贾平凹、迟子建……都是这方面的好手。而《乡村三部曲》中对于荆楚乡村风俗的描绘也生动还原了江汉平原上的生活气息——从渔鼓说唱、荆南民歌的浪漫到赛龙舟的热烈，从办喜事中女方选婆家对于住房“亮脊”的讲究以及“填庚”、“报期”、“过礼”、“小客”、“陪郎”、“陪娘”、“发亲”、“送亲”、“闹房”的一系列程式到办丧事中“开烟火”的种种名堂，还有那引起体现了民风的俗话（如“讨米无人笑，饿死不为盗”、“早睡早起，剩谷余米，迟睡迟起，拖棍讨米”……），都体现了作者对乡村的熟悉、对民情的留心。谈及荆楚民风，常听到的说法是“蛮”（所谓“南蛮”）、“狂”（所谓“楚狂”），而上面这些关于民俗的描写则提示了荆楚民风的另一面——认真、讲“礼性”、讲自尊，而这与北方民俗显然有相通之处。无论这一面是源于北方礼教的影响，还是出自荆楚人的“原创”，都足以表明荆楚民风的丰富与特别：浪漫也严谨、热烈又正直。而关于“闹房”的恶作剧“是在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基础上去掉男女羞怯面孔的演练机会”的解释也可谓别具一格（学界一般认为，那是旧时代的陋俗，体现了病态的性心理）。

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能够写出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已属不易。下一步如何超越自我，是摆在作者面前的挑战。衷心期待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