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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词，女，生于1982年春，本名宋春芳，出生于湖北松滋，毕业于长江大学文学院，本科学历，学士学位。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至今为止已在纯文学刊物发表中短长篇小说20余篇，表现出了足够的创作实力和不可限量的发展空间，有如人间三月，春芳无限。现将其主要作品的发表获奖情况罗列介绍，并附宋小词本人的散文《我和我的家乡》以及徐刚先生的专业评论《隐忍与告白——宋小词小说漫评》两篇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作品发表、转载、获奖情况 2010年 中篇小说《天使的颜色》发表于《芳草》杂志第六期，被《小说月报》增刊选载。
2011年 长篇小说《所有梦想都开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2012年 长篇小说《声声慢》发表于《芳草》杂志第四期。 中篇小说《铁骨铮铮》发表于《山花》杂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青春文学收录。
2013年 中篇小说《血盆经》发表于《山花》杂志第八期，被《小说选刊》第八期选载，被吴义勤先生收录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3中篇小说卷）。 中篇小说《开屏》发表于《小说林》第四期，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头条选载，被《小说月报》选载 ，入选《北京文学》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排行榜。
2014年 短篇小说《刺猬心脏》发表于《长江文艺》第二期，被《小说选刊》选载。 中篇小说《太阳照在镜子上》发表于《小说林》第二期，被《小说月报》选载。
2015年 短篇小说《瞳孔》发表于《青年文学》第八期。 中篇小说《锅底沟流血事件》发表于《长江文艺》第六期，被《小说选刊》第七期选载，被《中篇小说月报》选载。
2016年 中篇小说《一把薄刀》发表于《湖南文学》第八期，被《中篇小说选刊》第五期选载，被《中篇小说月报》第九期选载。 中篇小说《膏肓有疾》发表于《飞天》第十期，被《小说选刊》第十一期选载。
2017年 中篇小说《直立行走》发表于《当代》“青年作家专号”头条，被评为“2016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短篇小说总冠军”，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被《中篇小说月报》转载，被《楚天都市报》连载。
附一： 我和我的家乡 宋小词
我的家乡是松滋市万家乡腰店子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乡村了。小的时候我很嫌弃我的家乡，又穷又破又脏，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远走高飞，一辈子也不跟这破地方有任何关系。长大后真的离开了家乡，在城市里生活打拼，孤独缠绕，偶尔听到一两句乡音竟觉得十二分的亲切，家乡竟成了我会魂牵梦萦的一团愁绪。
我常常在半夜里想起了我的村庄。想起我家门前的稻场和柳树，那柳树根下有时会长出一窝菌子或是木耳，那便是一顿美餐。再往前是桔园，终年青翠，村里有孕妇喜酸，我家桔园的橘子从来都没留到皮黄之日。左边是堰（池塘），里面有翘刁、鳑鲏、草鱼、鳡子、螺丝和青蛙，有时半夜里能听见“嘭”地一声巨响，那是母鱼在水面板籽的声音。右边是稻田，到了冬季稻子收割完后一般会种上油菜。开了春，漫天油菜花开，金灿灿的，引来一群群蜜蜂。父亲爱读宋词，母亲爱唱戏，黄昏时，鸡鸭上了笼，父亲就会吟诵几首诗词，母亲则教我唱戏，唱花旦戏《卖水》“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儿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儿粉，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儿红。”尖着嗓子唱得跟乌鸦叫似的。
小的时候睡觉逢到有什么动静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别作声，听听。我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张着耳朵听。我听到远处的狗叫，听到穿过竹园和树丛间的风声，听到村尾有人吵骂和嘤嘤的哭声。这些乡村的动静滋养着我的想象，激发了我黑夜里编故事的能力，这些动静也使我在懵懂中开始懂得村庄的秘密，隐晦的富有意味的秘密。
如今到了这大城市里了，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到了周末开了WIFI往沙发上一躺，手机一拿，手指上下滑动，时间一长，我感觉我的生活像一枚不见光的瓜果一样，有了糜烂的征兆。这是一种荒废，城市里的高楼、灰尘、噪音、形形色色的人让我生出一种厌倦之感。这种厌倦与日俱深，恨不得即刻就与这生活决裂。可是现实情状种种，又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向前挺进着，如一截行走的木桩混迹在如潮水般的人群里，面目模糊如一团污浊的墨迹。
在乡野里长大的人身上会有野性的基因，是不受束缚的，到了一定的年岁，这种基因会被唤醒，会在你体内鼓捣。在钢筋水泥中、在市语微哗中你会想起老家、想起堰边的水牛、想起儿时的伙伴、想起坟地和草垛，这些你少时急于撇清的东西，原来已经溶进了你的骨血里。开始喜欢起一些平淡中见真滋味的诗句，如“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其五》）。
当我慢下来的时候，静坐的时候，当口味与喜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知道我开始“返祖”了。人从那儿来还是要回到那儿去的，内心强大了，才有勇气洗净铅华，露出本来面目。从前多么怕人嘲笑自己是乡里人，穿衣打扮上各种跟风，把自己的户口拼命往城市里转，如今，却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乡里人，家里所有插花的瓷器统统换成了乡村里惯用的粗陶，那些弧光潋滟的东西，我再也不喜欢了。唱戏也不再唱快板、流水、二六等一些快节奏的段子，转而唱慢板、摇板、散板等版式，唱一句晕半天，一个腔在口里拖着、迂回着、婉转着，像是走不到头似的。也不再喜欢卯着劲站在台上满宫满调唱给人听博得一些掌声，而是更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己唱给自己听，唱一句“饥饿了就该把战马宰杀，身寒冷就该把大衣焚烧，宝雕弓打不着空中飞鸟。”直把自己唱出两行热泪来。
也开始越来越喜爱家乡的口味了，炸胡椒、烂盐菜、腊肉粑粑、特别是冬月里年猪肉炖白菜萝卜，怎么做都好吃。然后这些记忆中的味道，长大后无论怎么做却再也品不出当年的滋味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成长所丢失的东西，无论怎么寻找也寻找不回来了。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留下的只有遗憾与愁绪。
如今家乡与我的联系除了儿时的记忆，淌在血液里的基因外就是父母的坟头了。多少次在梦中我站在四周衰草连天的村庄公路上，在雾气蒙蒙中前行，前方传来亲人们的声音，可是我无论怎么追赶却追赶不上，孤独与无助袭来，醒来后，常常热泪双流。
附二： 隐忍与告白——宋小词小说漫评 徐 刚
宋小词绝非小说天才，全凭痴爱步入写作行列。在因《开屏》而被广为人知之前，这位湖北青年作家一直兢兢业业，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她也曾像多数80后写作者一样，流连于青春校园题材，而后才转向纯文学写作。于她而言，兴致所至故能屡有所获。无论是家族和个人历史的讲述，还是隐忍者与时代的真情告白，她笔下的故事总是有声有色，令人着迷。尽管仍有诸多瑕疵和硬伤，但其小说对时代情绪的捕获，对世道人心的勘探皆显示出不凡的功力。这些无疑都让人对这位年轻的作者抱以期待。
01长篇小说《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便是那部被烙上青春文学印迹的作品，在此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生活的影子。对于宋小词来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次“告别青春”的祭奠。无论是之前的《人生在世如春梦》、《我们的青春我们疼》，还是而后改成的现名，这些颇感流俗的标题已然表明了小说的情趣所在，尽管其间弥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所展现的才情依然令人侧目。小说之中，她大张旗鼓地谈论飞扬的青春与理想，成长如蜕的苦痛，当然也免不了饱含爱情的忧伤。凡此种种，皆让人将其视作宋小词版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四位同宿舍的大学女生从校园到社会，彼此打打闹闹，一路走过，从无忧无愁的大学时光，到毕业之际的择业、奋斗，恋爱和婚姻，各自迥异却同样令人唏嘘的命运铺展开来，连同这个时代的情绪与风潮都在纸间演绎，情到深处无不令人动容。
在此，故事中人皆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承受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承受的一切。故事的情节起伏跌宕，人物的命运也百转千回，其间不乏通俗言情剧交代人物命运转折的常见叙事手法，也杂糅了诸多社会见闻里流行的故事元素，甚至用到了“女主悲情”、“男主绝症”等情感剧里泛滥的“狗血”桥段。这些都使小说流于浅俗，让人以为作者似乎极为迷恋离奇故事的编织，而失之于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当然，考虑到这部小说只是作者自我情绪的抒发，实乃一位未曾以文学为业的写作者闲暇时的消遣之作，一次兴趣所致的任性而为，因而也不必对这部商业气息极浓的作品太过苛刻。
同样是长篇作品，《声声慢》的风格便与《所有的梦想都开花》大异其趣。如果说后者虽掺杂了一些个人的经验，但总体上还是对他者形象的描摹，一种以言情剧的虚构展现的故事编织与经营；那么前者则是一次自我世界的敞开，面向家族以及个人记忆的探寻，情感也更为自然真挚。现在看来，从《所有的梦想都开花》到《声声慢》，可以看到宋小词从青春书写到家族叙事的转型，这也是从商业化写作向纯文学的自觉靠拢，抑或是从故事的传奇化到个人心迹坦诚抒发的变迁。正如评论所言，《声声慢》恰是“一部非凡而精彩的家族史”，尽管小说只是一些“个人化”，“片段化的生存体验与感悟”，并没有贯穿故事的中心情节，但却依然流畅可读，而自然清新的风格，也自有其温暖人心的力量。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展示奶奶传奇的一生，进而突显错综复杂的家族图谱，也打捞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民间秘史。这既是一次个人记忆和家族历史的“真实”袒露，也是奶奶、母亲等女性形象的非凡虚构，而更为重要的是，宋小词通过家族和个人记忆的书写，得以切入历史，这里有一代人的坚守，更有对历史暴力的痛惜，这对于80后的写作者来说，当然是弥足珍贵的经验。
除了《声声慢》，同样将个人的灵魂袒露开来的还有那篇《天使的颜色》。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女儿帮助父亲抗癌以显示孝心的故事，张扬的不仅是亲情与孝道，还有“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一种精神立场的坚守。然而，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小说中南音及其父亲的遭遇，与现实中宋小词本人的生活经历其实是高度吻合的，因而小说写的就是她自己。这种刻骨铭心的生死体验，使得作品具有了别样的意义，而其所蕴藉的真挚情感，正是对天堂里的父亲的缅怀与纪念。带着这样的理解重新阅读这篇看似平淡的小说，无疑会有更多的领悟与感动。
02宋小词的小说饱含着浓郁的市井气息，氤氲着一种被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所围困的烟火气，她笔下的人物似乎总在为金钱发愁，抠抠搜搜地过日子，永远在鸡零狗碎的生活面前不知所措。《天使的颜色》里的南音，面对生患绝症的父亲，钱成了一个莫大的问题，而《滚滚向前》、《铮铮铁骨》等作品也都在不断地渲染生活的艰辛。
或许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使然，宋小词一直对于新时代的军人有着别样的感情，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滚滚向前》与《铮铮铁骨》（《山花》2012年第3期）两篇小说都反映的是部队的故事，二者风格不同，形态各异，但却都以饱满的热忱对新时代军人的形象进行了礼赞。《滚滚向前》一开始便是夫妻两人为钱争吵的场景，极为触目地让人想到了19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风格与主题。当然，小说也适时拼接了一些新的社会元素，时代的气息极为浓郁。当今之时，房价的压力与沉重的生活负担，早已让中产阶层的生活日渐困顿。而小说惊人的地方在于，拜沉重的生活所赐，故事里的杨依依和文雅，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虽贵为军嫂，也逃脱不了摆地摊的命运，而她们的丈夫，那些威武雄壮的军人们，则每天都在忙着做兼职，帮人照相赚外快。这不禁让人看到了一些时代的真相：生活的沉重压力，不仅令普通人难以喘息，甚至连衣食无忧的军人也无法幸免。在此，神秘的部队生活在瞬间被“祛魅”，原来这里也和市井一般：那些正在物色对象的年轻士兵，其实也是精明势利的恋爱专家，不是女神把“屌丝”当“备胎”，就是富二代脚踏两条船，玩弄“女神”。原本肃穆的军队生活，其严肃面就这样被无情消解。但是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篇暴露真相，进而实施社会批判的小说。与此相反，小说恰以别样的方式，对军嫂在困顿的生活中默默坚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善生存处境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故事的主人公杨依依，最后从文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都是被生活磨砺出的精明像，那种精明里透着庸俗的市井气”，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面对生活的残酷，在沉重的压力下进行无言的抗争，才是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小说的价值远远谈不上高尚，但却是这个时代最为坚韧的世俗精神。
同样，《铮铮铁骨》表面上也是写军队的腐败，比如征兵过程中的金钱交易问题，可再深入下去，以为小说要触及到更为敏感的领域时，作者却巧妙地虚晃一枪，开始不动声色地讴歌部队，写军队干部在理应腐败时刻的正义凛然，这当然算得上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礼赞了。这种写法当然有些讨巧，但好在宋小词的笔墨真诚而坦荡，她将一般意义上的“讴歌体”写得生趣盎然，尤其是赵德茂这个“比卵子”人物，自有其世俗的一面，但也有军人应有的节操。这样看来，人物的形象并没有一味地拔高，反而显得饱含烟火气息。回头再看看小说里的黄虎子，他当兵的理想显然与英雄主义情结的关联极为稀薄，更多是出于世俗的愿望，直接指向的是农村少年的出路和生计问题，但他为了实现理想，身体层面爆发出的力量却引人惊叹。他终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行动打动并征服了对手，从而成就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励志故事。这不是依据世俗的愿望所能解释的，因为世俗中自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值得称道。
03在宋小词的小说里，主人公的隐忍似乎成了一种习惯，这便正像她一篇小说的标题所昭示的，人生很多时候，只能“以呢喃的方式呐喊”。为此，抒发一些漫无边际的“吐槽”和聊胜于无的抗议，虽犬儒却是颇为无奈的举动。
《路遥遥的心事》与《开屏》都讲述的是隐忍的故事，尤其是前者，惊人地对婚姻中所包含的家族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审视，毫不留情地撕去了家庭、婚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进而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算计。小说中心事重重的路遥遥，因为自己难以启齿的暗疾，让人抓住了把柄，因而尽管她出身富贵，也不得不因这一暗疾而颜面扫地，由此婚姻关系中原本强势的地位荡然无存。形势的变化使得权力关系发生戏剧性的逆转，而亲家之间也由此呈现出微妙而紧张的气氛。小说的妙处在于由此及彼，展现了两位隐忍者的故事：一方面是可怜的路遥遥因饱受歧视而不得不备受煎熬，另一方面是她的嫂子也先行承受着相似的遭遇。嫂子本是镇长的女儿，嫁入寻常人家，后者本应受宠若惊才是。然而很快，不堪的往事与真相便暴露了出来，再加之有权势的父亲暴病而亡，趾高气昂的嫂子也变得忍气吞声。她们都因为家庭关系的变化，使得婚姻中的地位迅速发生滑落，进而出现严重的心理扭曲，用小说的话说，“她们都在婚姻里活成了怨妇。”
在此，婚姻的性质似乎早已发生蜕变，变得只是家庭之间基于利害关系而达成的临时契约与合作态势，人情脸面薄如纸张，只有冷漠与算计，而毫无温情可言。当然，小说至此还没结束，它惊人的逆转发生在故事的最后。情节的跌宕令人拍手称快，路遥遥的暗疾原来只是一场虚惊，她的成功怀孕终究让自己平添底气，于是隐忍者开始了复仇式的发泄，妄图以此找回早已失去的心理平衡。这个多少具有讽刺性的荒谬结局，也将生活的真相残酷地暴露在读者面前：生活本来就是个藏污纳垢的所在，所有的人都戴着面具，绵里藏针地笑着。面对这个世界，双目炯炯地看着只能使自己受罪，而貌合神离地隐忍下去反而显得简单。要不要捅穿这个流脓的包，将这个包裹着的腐臭给彻底挤出来？这是宋小词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但她其实已经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答。
相对于《路遥遥的心事》，《开屏》中的隐忍则更加沉重，所彰显的时代真相也更为揪心。用评论家的话来说，《开屏》是一篇“直击社会溃败的世道人心”的作品。这个作品不禁让人想起《蜗居》和《甄嬛传》，这个时代有着太多这样的故事。小说讲述了来自农村穷门小户家的姑娘秦玉朵在都市生活中的坎坷遭遇，她千方百计嫁入豪门，受尽气辱，颜面无存，但为了优越的生活她甘愿隐忍，不择手段地解决生活、家庭、职场的多重困境，最后又归于失败的故事。坦率地说，故事里的秦玉朵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依无靠的“屌丝”女，她没有煊赫的家族和靠山，没有过硬的关系和背景，却偏要在这势利的社会打拼，妄图获得人人热求的金钱和地位，这就不得不牺牲体面与尊严了。就像她自己所感慨的，“自己只能是无骨的藤萝，得时刻伸出触须去依附去抓紧”。于是，“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生活如强奸，如果反抗不了，就享受吧”等流俗的格言，均成了自己新的价值观。她为了生存，确切地说是为了活得更好，选择像甄嬛一样，做一个心机深邃，不择手段的“腹黑女”，殚精竭虑地周旋于母亲、丈夫、婆婆，和单位领导之间，最后却归于失败。小说一次次将秦玉朵遭遇的原因归咎于整个社会，“这个稀烂的社会既然要把劳动人民分成三六九等，是人就得往高处挣，”或者，这压根就是“一个充满很多肮脏分泌物的世界，体面与尊严丧失殆尽的世界”。因而《开屏》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为生存而斗争的艰辛与酸楚”，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巨大鸿沟所带来的情感与精神创伤”。
应该说，秦玉朵最后的失败，可以看作“屌丝”“逆袭”不成，而被打回原形的故事。她的“腹黑”和不择手段，恰是近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征兆。一方面，社会体制有着巨大的问题，阶层固化，“富二代“、”官二代“掌控一切，个人奋斗者难有容身之地；另一方面，在这个欲望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欲望金钱地位，而从不反思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就像一位论者在一篇批评《甄嬛传》的文章中所说的，“值得追问的不是屌丝如何逆袭，而是为何只有‘逆袭’、只有在‘聚光灯下’才意味着一种幸福和成功，做一个不会创造‘奇迹’的普通人就只能意味着一种人生的失败呢？在这个意义上，要紧的不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参与‘逆袭’和宫斗，而是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些最为基本和朴素的问题。”同样的启示也是秦玉朵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因为可喜的是，似乎是为了彰显“正能量”，小说最后，绝望的秦玉朵一下子生出虚妄之感，“她忽然觉得这用金钱堆砌起来的繁华和灿烂是如此的邪恶和肮脏，如同真菌孢子一样大肆培养人的贪婪之心，是胁迫和摧毁人的一种手段。她奇怪以前竟没有这样的警觉。”此时秦玉朵的幡然悔悟多少有些突兀和矫情，但却是对这个物欲沉迷的社会的振聋发聩的抗议之音。她终究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些最为基本和朴素的问题，就像小说所说的，“人不能跟衣服当奴隶”，这或许便是原题“锦衣行”的意义所在。而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孔雀开屏很好看，但是到了背面看，就只剩屁眼了。隐喻华美身后的满目疮痍，这或许也是“开屏”的意义所指。因而这个小说注定带给人们长久的思索。
04宋小词的故事总是顽强地讲述现实的冷峻与乡村的荒芜，有时甚至将题材的功能意义发挥到极致。《血盆经》便锁定弱智者这一乡村的特殊群体，讲述他们悲苦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似有以“弱势者文学”的方式实践其题材胜利的打算。好在这个故事终究写得兴味盎然，气韵悠长，读起来也是力道十足，撼人心魄。这个作品让人想起陈应松的《送火神》，在那篇小说里，作为“无名之人”的“大系哥”，一个热衷放火的“弱智少年”，一个无所顾忌的“麻烦制造者”，犹如摧毁一切的“火神”，用他的怪诞与疯狂给整个村子造成了威胁，为了围剿这个令人心悸的“神魔”，原本善良的村民在达成了“肮脏的默契”，最后将其合谋虐杀。《血盆经》同样关注乡村弱智者的命运。无论是沦为生育工具的翠儿，还是受人歧视的六儿、左胜、何旺子，都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生物，一个纯粹的“物件”，乃至死不足惜的草芥。为了表明作者的态度，小说二元对立的态势清晰可见，弱智者的世界单纯而善良，而健全人的世界则污秽不堪，以至让人感慨，“地肮脏了，没得救了。”
深入小说肌理或可发现，为了表明一种道德的正确，作者急不可耐地显示出小说的隐喻意义和关切情怀，甚至为了达成这种浪漫的情愫，彰显神性的光辉，连习惯意义上招摇撞骗、装神弄鬼的“道术”，也在小说里实践着非凡的叙事功能。正像小说所说的，“对于生和死，师傅都很淡然。他说，生，生不息，死，死不绝，生不为之喜，死不为之悲，就是道。”这当然不是智者虔诚而通透的人生总结，而毋宁说只是一种顺手的挪用，乃至信口开河的职业套语，但正是这样的言辞，却颇为反讽且极富批判意味地指出了故事当事人悲苦的命运。作为一群“多余之人”，生不可喜，死不足惜，这便是他们的命道。当然，小说也决非扼腕叹息的悼词，而是要希求这悲苦世界的一抹亮光，尽管这种亮光只能在想象中呈现：“天上一颗星，地上就一个人。这些人生前活着时没有多少亮，不能死后也没有亮，所以就要送灯亮。”在这个意义上，“血盆经”这个超度亡魂的经文，便是为他们唱响的。而作者拳拳的悲悯之心，也让人重新思索文学的意义所在：文学其实就是用来超度亡魂的，让那些被漠视被摧残的灵魂得到安息。
尽管《血盆经》可能只是一篇因题材取胜的作品，但作者提出的问题终究引人深思。当这个世界无数的人们都在为动物的权利摇旗呐喊时，他们也许忘了，这里还有千千万万的“傻子”、“疯子”和“弱智者”，这些“异类”的人们同样是作为人的形象生存在我们的周围。他们才是真正的弱者，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关注的对象。为弱势群体书写正义，为了一切弱者的反抗，这不就是文学的真谛吗？在这个忧伤的年代，在这乡村与底层的普通人都难得关爱的今天，企求善良的人们将他们自私的怜悯施舍给更为弱势的“弱智群体”、“疯癫之人”，这种书写行为本身或许是奢侈的，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宋小词的《血盆经》便在实践着这种道德。
当然在关注现实的时候，宋小词也不乏一些稚嫩的试笔之作，比如那篇《做业务》，一开篇就以“服务员离奇死去，女记者调查真相”为噱头，显示出十足的通俗悬疑剧风格。这种类似探案的叙事结构当然具有引人入胜的功能，小说所展现的核心事件虽然离奇，但用女色搭建的官场腐败场所多少还是令读者感觉熟悉，因而细究主人公焦素素的惊人发现，其实并没有太多意外的地方。甚至连同她的态度，是新闻敲诈还是匡扶正义，面对这个时代留给记者这个职业的最后疑问，小说也没有表现出太多态度上的犹疑与挣扎。故事中漂亮的女记者虽然逃不出“潜规则”的命运，但最后还是拼尽全力揭示真相，也算是对人物及其文本正义的执守。故事最后完满地结束，但小说却远远谈不上完美。这里充斥着太多对“时代真相”的“想象性描述”，偏重于故事的编织，而情感的体认却稀薄乏力。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现实生活永远比想像要荒唐，无论多写实的写实始终代替不了庞大又无耻的生活本身。所以写作者要具备提炼生活的能力。要选择符合逻辑和最有说服力的情节来塑造人物。”就此而言，《做业务》尽管显示了关注现实的勇气，由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向社会现实的严峻事件切入的决心，但其写作依然具有极大的改善空间。
05就像人们所说的，在市民社会，任何伟大历史事业的缔造者最终都沦为个人奋斗的庸俗人物，在这些英雄那里寻找发财成功经，寻找造作的落泪点，寻找飘渺的历史感。宋小词的小说也逃脱不开这样的命运，这些故事有时候看起来是如此琐碎、平庸，乃至世俗，屡屡让人想起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所说的“真实细节的肥大症”。然而，这也许正是资本全球化时代“分工意义上的作家”所能创作出的最好的作品。在这据说历史已经终结的时代，“历史化”的叙事形式已然抵达极限，“生活流”成为最为诱人的“靓丽风景”。然而问题在于，作家们敢不敢想象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从而在这个时代的观察者之外，增添几许历史参与的信心。
当然，宋小词也有自己的困惑：“我是个低产作者，导致低产的原因是因为懒惰和迷茫。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就会有种迷茫感，我常常困惑小说应该怎么写，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小说到底是要像刀一样给沉重的现实捅刀子还是要像线一样将残酷缝合给人以美好的慰藉。”是暴露还是缝合，这确实是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为此，她在《开屏》和《做业务》的结尾都不惜用了“曲笔”，事情超越了流行的价值，而朝“好”的方面发展。这样的“曲笔”究竟意义何在，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真实细节的肥大症”，而显示出重拾总体性写作的惊人勇气，还是矫揉造作地彰显虚无缥缈的“正能量”？或许二者都不是，暴露之余的缝合，才是诚挚而聪明的作家的当然之选。然而问题在于，为何只有暴露与缝合这两种选项？小说面向现实求解，理应有更为博大的情怀与野心。除此小说写作也是一项需不断经营、磨砺的手艺活，需要情感和体温，更需要从容与耐心，急于求成反而欲速不达。 （原载《西湖》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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